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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师的妻子冷冰冰板着脸。大概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他有足够的面粉，当然会多烤些面包，”她说，“现在全卖完了，听懂了吗？我一个面包都没了，拿什么卖给你们？”
最后一个顾客拿着面包走出店铺，匆忙走开。
戴黄毡帽的女人哭了起来。
面包师的妻子“砰”的一声摔上门。
格雷戈里转身离开了。
3月8日星期四，春天终于在彼得格勒降临了。不过，俄国固守凯撒大帝历法，因此日期是2月23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使用现代历法已达三百年之久。
气温回升恰逢国际妇女节，女工们走出纺织厂开始罢工，从近郊的工业区一直开进市中心，抗议买面包排队，反对战争，反对沙皇。面包配给制业已公布，但这似乎加剧了食品短缺现象。
第一机枪团像所有驻扎在城里的部队一样，被调去协助警察和骑马的哥萨克维持秩序。格雷戈里心里在琢磨：如果战士受命朝示威者开枪，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服从，还是调转枪口对准指挥官？1905年那次他们听从指挥朝工人开枪。但自那之后，俄国民众遭受了十年的专制压迫，还有战争和饥饿。
还好当天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格雷戈里和他的部队未发一弹，晚上便返回了军营。
星期五，更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沙皇待在六百多公里外莫吉廖夫的陆军总部。统领全市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他决定派兵把守每座大桥，不让示威者进入市中心。格雷戈里的部队被安置在军营附近，负责守卫横跨涅瓦河、连接铸造大街的铸造大桥。但河水尚未化冻，示威者避开部队，直接从冰冻的河上走到对岸——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望，他们大多跟格雷戈里一样，同情那些示威者。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团体组织这次罢工。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左派革命政党一样，发现自己在跟随工人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在领导他们。
这次，格雷戈里的部队一样没有任何行动，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平静。当他星期六晚上返回军营时，得知警察在涅夫斯基大街尽头的火车站外袭击了抗议者。哥萨克人意外地保护了游行队伍免受警察的攻击。大家议论纷纷，用同志一词称呼哥萨克。格雷戈里对此持怀疑态度。哥萨克人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现过真正的忠诚。他想，他们不过是喜欢战斗。
星期日上午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早餐时他听到传言说，沙皇已指示哈巴罗夫将军制止罢工游行，无论是否采取任何必要的武力。格雷戈里琢磨着这个不祥的措辞：任何必要的武力。
早餐后军士们分别接到了命令。每个排都得去城里的一个守卫点——不仅是桥梁，还有路口、车站和邮局。警戒岗通过野战电话相互联络。国家首府像一座刚被攻克的敌方城市一样被保护起来。最糟糕的是，机枪团要在可能出现混乱的地点架设机枪。
格雷戈里把命令转达给手下的战士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伊萨克说：“沙皇难道真的要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人民？”
格雷戈里说：“如果他这样做，战士们会服从吗？”
格雷戈里愈发感到兴奋，同时也十分害怕。罢工行动让他欢欣鼓舞，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必须向他们的统治者挑战，否则，战争还会拖延下去，人们继续挨饿，弗拉基米尔将来也不可能过上比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这一代更好的日子。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戈里入了党。另一方面，他暗暗希望士兵们干脆拒绝服从命令，这样不用流太多的血就能引发革命。但是，当他所属的部队奉命在彼得格勒街头搭建机枪掩体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想法太愚蠢了。
俄国人民真的能够逃脱沙皇的暴政吗？有时这看来似乎是白日做梦。然而，其他国家发生过革命，推翻了他们的压迫者。就连英国人也曾杀死过自己的国王。
彼得格勒现在就像火炉上的一锅水，格雷戈里心想：锅上冒着丝丝蒸汽，不时泛起暴烈的气泡，表面弥散着滚烫的热流，但下面的水没什么动静，越是盯着越不开。
他的排被派到塔夫利宫，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日行宫，现在属于软弱的国家杜马。上午周围很安静，即使在挨饿，人们星期天也要睡一会儿懒觉。但天气持续晴好，中午时分他们便开始从郊区聚集过来，步行之后再乘坐电车。一些人聚集在塔夫利宫的大花园里。格雷戈里注意到，他们并不都是工人。还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学生，以及一些看上去生活优渥的生意人。有的人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参加政治示威，还是来公园散步的？格雷戈里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弄清楚。
在宫殿入口，他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报上刊登过他的照片，让那张英俊的面孔被人熟知，他认出那是劳动派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劳动派是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温和派系。格雷戈里向他打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沙皇今天正式解散了杜马。”克伦斯基对他说。
格雷戈里反感地摇了摇头。“沙皇的典型做法，”他说，“镇压抱怨的人，而不是解决他们的不满。”
克伦斯基猛盯着他看，也许是没料到一名普通士兵能做出这样的分析。“相当正确，”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代表不会理睬沙皇的敕令。”
“那又能怎么样？”
“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当局设法恢复面包供应，示威就会慢慢平息。”克伦斯基说完便进去了。
格雷戈里不知道这些温和派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当局有能力恢复面包供应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要定量配给？温和派总是凭空期望，不顾事实。
正午刚过，格雷戈里就看见了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的笑脸。他星期天通常都跟他们在一起，但他原以为今天见不到他们的。弗拉基米尔看上去健康快活，让格雷戈里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这孩子经受住了这次感染。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卡捷琳娜敞着外套，显露出丰韵的体型。他真希望自己能去爱抚她。她笑盈盈地看着他，让他想到躺在床上时她吻他脸颊的滋味，心里猛地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实在不愿意错过今天下午的拥抱。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问她。
“是我运气好猜中了。”
“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你不该来市中心，这儿很危险。”
卡捷琳娜看着在公园散步的人群：“我觉得挺安全的。”
格雷戈里也不能再说什么。眼下这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
母亲和孩子去冰冻的湖边散步了。看着弗拉基米尔蹒跚着走开，几乎马上就要摔倒，格雷戈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卡捷琳娜把他扶起来，哄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们看上去那么脆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回到原地后，卡捷琳娜说她要带弗拉基米尔回家睡午觉。
“走僻静的后街，”格雷戈里说，“躲着点儿人群。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好的。”她说。
“保证？”
“我保证。”
格雷戈里这天没有看到流血，但晚上回军营后从其他分队那里听到了不同的消息。在符印广场，士兵们接到命令对示威人群开枪，有四十个人被打死。格雷戈里感觉仿佛有只冰冷的手攫住了他的心。卡捷琳娜也有可能被杀，如果她当时正走在大街上！
其他人也一样怒不可遏，食堂里顿时群情激愤。格雷戈里受到大家情绪的鼓舞，站到一张桌子上承担起组织者的义务，让战士们轮流发言，保持秩序。晚餐很快变成了一场群众性集会。他让伊萨克先说，后者是编成团足球队的明星，大家都认得他。
“我参军是为了杀德国人，不是杀俄国人，”伊萨克的话赢得了下面一片赞同的呼声，“游行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要得到面包！”
格雷戈里认识团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他接连叫上几个人发言，但他也谨慎地请其他人说话，避免显得偏向哪一方。通常士兵们表达意见时都很谨慎，担心自己被告发而受到惩罚。但今天他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发言人是雅科夫，他个头高大，长得虎背熊腰。他站在格雷戈里旁边，眼里含着泪水：“他们命令我们开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上去无法提高自己的声音，房间里安静下来，其他人都在紧张地听着，“我说：‘上帝啊，现在请指引我吧。’我心里倾听着，但上帝没有给我答案。”人们沉默着，“我举起步枪，上尉大喊大叫：‘开枪！快开枪！’可我该用枪打谁呢？在加利西亚，我们知道谁是敌人，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开火。但今天在广场上没人攻击我们。很多都是妇女，有些还带着孩子。连男人手里也没有武器。”
他陷入了沉默。战士们一个个像石头般呆立着，仿佛稍微一动就会打破魔咒。过了一会儿，伊萨克催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雅科夫・达维多维奇？”
“我扣动了扳机。”雅科夫说，眼泪落在他浓密的黑胡子上，“我都没去瞄准。上尉冲着我叫嚷，我开枪只是为了让他闭嘴。但我打中了一个女人。一个姑娘，是的，我想她大概十九岁。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我射中了她的胸口，鲜血染红了外套，红色淹没了绿色。然后她就倒了下去。”他当众哭了，然后喘息着说，“我丢下手里的枪，想跑过去，想去帮帮她，可人群冲着我涌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这下我麻烦了，因为弄丢了步枪。”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十九岁，”他说，“我想她也就十九岁。”
格雷戈里没注意到门开了，基里洛夫中尉突然出现在那儿。“从该死的桌子上下来，雅科夫，”他喊道，然后看着格雷戈里，“还有你，别斯科夫，你这个捣乱分子。”他转身对着其他士兵，他们正围坐在三脚小桌边。“现在统统回自己营房去，”他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再在这间屋子里耽搁一分钟，就得挨鞭子。”
谁都没有动。士兵们一脸蔑视地看着中尉。格雷戈里心想：兵变会不会就这样开始了？
但雅科夫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已营造出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笨手笨脚地从桌子上下来，紧张随即解除了。基里洛夫旁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面色阴沉但又有些害怕。格雷戈里继续挑衅般在桌子站了一会儿，但他发觉战士们此刻的愤怒不足以攻击一位军官，因此最后也从桌上下来了。人们开始离开房间。基里洛夫站在原地，眼睛瞪视着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