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01皮波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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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邻村的居民，我们都不能完全做到将他们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假定我们会将另外一种进化路线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有能力制造工具的社会化生物视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野兽？视为向智慧圣坛前进道路上的同行者，而不是竞争对手？
但这种不可能出现的局面正是我希望看到和渴望看到的。将对方视为异族还是异种[1]，决定权不在被判断的一方，而是取决于判断的一方。当我们宣布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是异族时，其含义并不是说对方达到并跨越了某个道德上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的是我们自己。
——德摩斯梯尼《论异族》
在“坡奇尼奥”中，鲁特是最让人头痛，但又是对研究者最有帮助的一个。每次皮波去他们的林中空地时他总在那儿，尽量回答皮波受法律限制不方便直接提出的问题。皮波依赖他，可能太依赖了。鲁特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一样，常常胡闹和恶作剧。但他同时也善于观察，喜欢探索、刺探人类的秘密。皮波不得不时时小心提防，以免落进鲁特给他设下的陷阱。
不久之前，鲁特还在折腾大树。只凭足踝和大腿内侧的角质垫夹住树干，双手各持一根他们称为爸爸棍的木棍，一面爬一面有节奏地振臂敲击树干。
听见响声后，曼达楚阿钻出木屋，用男性语言对鲁特吆喝了几声，又用葡萄牙语道：“P'ra baixo, bicho！”附近的猪仔们对他的葡萄牙语大为赞赏，纷纷两腿用力互搓起来，发出咝咝的声响。喝彩声中，曼达楚阿兴奋地向空中一蹦。
这时树上的鲁特身体后仰，快掉下来时双手一扬，比画了个敬礼的姿势，身体一个后空翻，落到地上跳了几步，稳稳站住，没有摔倒。
“嗬，成了杂技演员啦。”皮波说。
鲁特朝他走来，夸张地摇晃着身体，大摇大摆。他这是在模仿人类，配上那个扁扁的上翘的拱嘴，模样可笑极了。真像猪。难怪别的星球上的人管他们叫“猪仔”。早在1886年时，第一批来这个星球的人在首次发回的报告中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到1925年卢西塔尼亚殖民地正式成立时，“猪仔”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改不掉了。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的外星人类学家称他们“卢西塔尼亚原住民”，但皮波清楚得很，这只是一种专业姿态而已。除了写学术论文，外星人类学家平时照样叫他们“猪仔”。皮波自己通常用葡萄牙语称他们“坡奇尼奥”，他们看来并不反对。他们则自称“小个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称呼体面与否，事实摆在那：比如现在这个时候，鲁特看上去百分之百像一头直立的猪。
“杂技演员。”鲁特重复着这个新词，“是指我刚才的动作吗？对这种动作你们有个特别的词儿？是不是有人整天做这种动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皮波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暗暗叹了口气。法律严禁他向猪仔透露人类社会的情况，唯恐破坏猪仔的文化。可鲁特不放过任何机会，竭力揣测皮波的一言一行，推究其含义。这一次皮波只能责怪自己，一句评论无意间又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窥探人类生活的窗口。这种事时有发生，他跟坡奇尼奥在一起时太放松了，以至于说话也不那么谨慎了。真危险啊，随时随地提防着，既要获取对方信息，又不能泄露己方情报，这种游戏我可真不在行。利波，我那个嘴巴严实的儿子，这方面已经比我强了，而他当我的学徒还没多长时间呢。他满十三岁多久了？四个月。
“我要有你腿上那种皮垫就好了。”皮波说，“那么粗糙的树皮，换了我皮肤肯定会被擦得血淋淋的。”
“我们都会十分难过的。”鲁特的身体忽然凝住不动了。皮波估计对方的姿势是表示有点担心，也许是某种身体语言，提醒其他坡奇尼奥小心提防。也有可能表示极度恐惧，可是皮波知道，自己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坡奇尼奥显示出极度恐惧的模样。
不管那个姿势表示什么含义，皮波立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岁数太大，身体软乎乎的，不如你们有劲，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爬树。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在行。”
他的话起作用了，鲁特的身体马上恢复了活动。“我喜欢爬到树上去，什么东西都看得见。”鲁特在皮波面前蹲下来，把脸凑近他，“你能带一只大动物来吗？就是那种能在草丛上面跑，连地面都碰不到的动物。我跟他们说我见过这种动物，可大家都不相信我。”
又一个陷阱。怎么着，皮波，你这个外星人类学家，你想羞辱这个你正在研究的种群中的一分子，让他大丢面子吗？你愿意谨遵星际议会制定的这方面的严格法律吗？类似情况没什么先例可循。人类此前只遭遇过一种外星智慧生命——虫族。那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了。那一次遭遇以虫族全族死亡而告终。而这一次，星际议会已经拿定主意，确保不出差错。即使有什么差池，也是和虫族交往截然不同的另一方向的差错。所以，对坡奇尼奥要透露最少信息，保持最少接触。
一刹那鲁特明白了皮波的犹豫和他谨慎的沉默。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们，从不。”鲁特说，“你观察我们，研究我们，可你从不让我们进你们的围栏，去你们的村子观察你们，研究你们。”
皮波尽可能诚实，但与谨慎相比，诚实毕竟是第二位的。“你说你们学到的很少，我们学到的很多。那为什么你能说斯塔克语[2]和葡萄牙语，可我说不好你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更聪明。”鲁特一仰身，屁股一转，背朝皮波，“回你的围栏里去吧。”
皮波马上站起身来。不远处，利波正和三个坡奇尼奥待在一起，看他们如何将干枯的梅尔多纳藤捶成盖屋顶的苫子。他看见皮波的举动，马上来到父亲身边，准备离开。皮波领着他走开，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人类语言坡奇尼奥说得很流利，所以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谈论今天的发现，有什么话只能进了围栏再说。
回家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下着大雨。两人走进围栏大门，爬上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所在的小山。皮波看着门上用斯塔克语写着“XENOLOGER（外星人类学家）”的标志。这就是我的工作，皮波想，至少别的人类世界是这么称呼的——外星人类学家。当地人不这么说，这个词用葡萄牙语发音简单得多，当地人都说Zenador，即使说斯塔克语时也用这个词，而不是Xenologer[3]。语言就这样改变了。要不是可以即时联通各个人类世界的安塞波，人类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通用语。星际间航船来往太少，耗时又太长。没有安塞波的话，一个世纪里，斯塔克语就会分化为上万种方言。如果让电脑模拟一下卢西塔尼亚星球的语言变迁过程可能挺有意思的，看斯塔克语会不会逐渐衰退，还是将葡萄牙语吸收同化进去。
“爸爸。”利波说。
这时，皮波才发现自己站在工作站十米外的地方。走神了。我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想的问题却跟专业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专业规定了太多条条框框，重重束缚之下，我不可能知晓和理解任何东西。外星人类学这门学问比教会还要神秘。
用掌纹打开门锁，皮波走进工作站，他知道这个晚上将如何度过。两人会在电脑终端前花几个小时，记录今天与猪仔交流时自己做了什么。皮波会阅读利波所做的笔记，利波则读皮波的笔记。完成之后皮波再写一份报告，之后由电脑汇编两人的笔记，通过安塞波即时发送给其他人类世界的外星人类学家。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上千名科学家将自己全部的生涯用于研究我们所了解的一种外星人种族。除了通过卫星发现的一点点情况之外，这些同事所能依赖的只有利波和我发给他们的材料。最小化干预，真是一点不假啊。
可皮波一走进工作站，立即发现让人身心愉快的晚间工作泡汤了。身穿修女长袍的学校校长堂娜[4]·克里斯蒂正在屋里等他。是他哪个岁数小的孩子在学校里惹麻烦了？
“不，不。”堂娜道，“你的其他孩子都很好，除了利波。我觉得他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开学校到这里工作，哪怕是当学徒。”
利波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他很聪明，皮波心想。堂娜·克里斯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很可爱，甚至十分漂亮。但她首先是个修会[5]教友，属于Filhos da Mente de Cristo——基督圣灵之子修会。克里斯蒂对无知愚行发起火来样子可一点都不迷人，正因为这种蔑视的怒火，不少“聪明人”才少做了许多蠢事。别作声，利波，否则别想有好果子吃。
“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你的孩子。”堂娜·克里斯蒂说，“我是为娜温妮阿来的。”
用不着校长说出姓名全称，每个人都知道娜温妮阿是谁。可怕的德斯科拉达瘟疫过去才八年。这场瘟疫险些将刚开始起步的殖民地彻底消灭，找到治疗方法的就是娜温妮阿的父母加斯托和西达——本地的外星生物学家。不幸的是，病因和药物发现得太晚，没来得及拯救他们的生命。他们两人的葬礼是最后一场为疫病死者举行的葬礼。
皮波记得很清楚，那场由佩雷格里诺主教亲自主持的葬礼弥撒上，小女孩娜温妮阿拉着市长波斯基娜的手。不，是市长拉着小女孩的手。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的感受也随之浮现。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会怎么想？他记得当时问自己。这是她双亲的葬礼，一家人只剩她一个人活下来，可整个殖民地的人却是那么欢欣鼓舞。我们的欢乐是对她父母最好的赞美，可她是那么幼小，这一切她能理解吗？他们奋斗了，成功了，在死前日渐衰弱的日子里发现了拯救我们的灵药。为了感激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份珍贵礼物，我们才聚在这里。但是对你来说，娜温妮阿，你失去了父母，正如此前失去你的兄长一样。五百位死者啊，六个月间，这个小小的殖民地举行了上百次弥撒，每一场葬礼，人们都被笼罩在悲痛、恐惧和绝望之中。现在，在你父母的葬礼上，你和从前的我们一样悲痛绝望——而我们却没有，我们没有你那种痛苦悲伤，占据着我们心灵的只有喜悦，脱离苦海的喜悦。
看着她，皮波极力想象她的感受，可他想起的只有失去自己七岁的女儿玛丽亚时的痛苦。死亡的阴风拂过她，使她的身体扭曲变异，到处长出菌状物，血肉肿大或腐坏，一条非腿非臂的新肢从她臀部长出，头上脚上肌肤剥落，露出里面的骨骼。她甜蜜可爱的躯体就在他们眼前渐渐毁坏，意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清楚地感受着身体遭受的所有痛苦，最后她痛哭流涕，乞求上帝让她死去。皮波想起了这一切，也想起了那场为她还有另外五位死者举行的安魂弥撒。当他坐着、跪着、站着，身边是他的妻子和幸存的孩子，他感到教堂里所有人是一条心，他的痛苦也是所有人的痛苦。他失去了自己的长女，痛苦仿佛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他和他所处的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他的慰藉，是他可以依靠的东西。理应如此，一人的哀悼也是全体的哀悼。
小娜温妮阿没有这种慰藉。可以说，她的痛苦比皮波所经历的更为强烈。至少皮波还有一个家，他是个成年人，不是陡然间丧失了全部生活根基的惊恐万状的小孩子。她的悲痛没有将她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她远远推离这个社会。这一天，所有人都在欢庆，除了她。这一天，所有人都在赞美她的父母，只有她一个人悼念着他们。她只想他们活着，只要他们能活着，哪怕找不到救治其他人的药物也行。
她的孤独是如此强烈，皮波从自己坐的地方都能感受到。娜温妮阿飞快地从市长手里抽回手。随着弥撒的进行，她的泪水干了，最后她独自一人默然枯坐，仿佛一个不肯与她的俘获者合作的囚徒。皮波心疼她。可他知道，即使自己上前去安慰她，他也无法隐匿自己的喜悦：德斯科拉达瘟疫终于结束了，再也不会夺走自己孩子的生命了。这种喜悦她会发觉的，于是他想安慰她的努力也就成了对她的嘲弄，会把她更远地推离人群。
弥撒结束后，她怀着痛苦走在大群好心人中间。他们的举止是多么残酷啊，不住地告诉她，她的父母必定成为圣人，必定坐在上帝身边。对一个孩子来说，这算什么安慰？皮波轻声对自己妻子说：“今天的事，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咱们。”
“原谅？”康茜科恩不是那种马上就能明白丈夫想法的妻子，“她父母又不是被我们杀害的——”
“可是我们今天全都兴高采烈，对吗？为了这个，她永远不会原谅咱们。”
“胡说。她只是一时不明白罢了，她还太小。”
她什么都明白，皮波心想。玛丽亚不是什么都明白吗？她比现在的娜温妮阿还小呢。
岁月流逝，八年过去了。八年间他时时见到她。她和他儿子利波同龄，利波十三岁前两人在学校里一直同一个班。他听过她在班级里做的读书报告和演讲。她的思维条理分明、见解深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她又极其冷漠，与其他人完全不接触。皮波的孩子利波也很内向，但总还有几个好朋友，也能赢得老师们的喜爱。可娜温妮阿一个朋友都没有，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得意时与自己的朋友对视，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有一个老师真心喜欢她，因为她拒绝交流，拒绝做出任何反应。“她的感情彻底麻木了。”一次皮波问起她时，克里斯蒂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她的思想。可她发誓说自己好得很，完全不需要改变。”
现在堂娜·克里斯蒂来到工作站，和皮波谈娜温妮阿的事。为什么跟我谈？皮波只能想出一个理由：“难道，娜温妮阿在你学校里这么多年，只有我一个人问起过她？”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克里斯蒂回答，“几年前，关心她的人很多。当时教皇为她父母举行了宣福礼[6]。大家都想知道，身为加斯托和西达的女儿，她可曾发现什么与她父母有关的圣迹。很多人都说他们发现了奇迹，证明加斯托和西达已经成为圣人。”
“他们竟然问她这种问题？”
“关于她父母的圣迹有很多传言，佩雷格里诺主教必须调查清楚。”提起卢西塔尼亚那位年轻的精神领袖，克里斯蒂撇了撇嘴。据说基督圣灵之子修会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十分复杂，上下级层次一直没有理顺。“她的回答可能会有帮助。”
“我明白了。”
“她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如果她的父母当真能够倾听人间的祈祷，在天堂里又有一点儿影响力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她的祈祷，从坟墓里复活？她说，只有那种奇迹才真正有意义，这种事从前也有过先例。如果她父母有能力创造奇迹，却不这么做，那只能说明他们并不爱她，不愿意回应她的祈祷。她宁可相信父母是爱她的，只不过没有能力做出行动。”
“真是个天生的雄辩家。”皮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