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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隐斋记
作者【金】元好问
吾友李生为予言“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
予曰“若[1]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干没氏[2]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利嘴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3]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4]行，伯夷[5]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
曰“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
予曰“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6]之事终其说。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邪？何乃不二价？’乃叹曰‘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7]。奚以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
贞佑丙子[8]十二月日，河东[9]元某记。
注释
[1]若你。[2]干没氏指投机牟利的人。[3]锥刀亦作“刀锥”，喻微末的小利。唐陈子昂《感遇》诗“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4]盗跖春秋战国之际人，名跖。《庄子·盗跖》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盗跖”是对他的诬称。[5]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与其弟叔齐都不愿继承父位。武王伐纣后，与叔齐均不愿食周粟（因反对武王伐纣），饿死阳山。[6]韩伯休韩康，字伯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市东）人。以采药卖药为生，口不二价。后隐居山中。[7]“言，身之文”五句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大意是以言语来述说人的好处，是为了显示其光彩。一个人将要去隐居了，还要这些光彩干什么？如仍这样做，那就是想求得显达，而不是想隐居了。[8]贞佑丙子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9]河东古地名。元好问为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秀容古属河东。
赏析
市隐即隐居于闹市之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隐士的世界应该在山水林泉之中，将闹市与他们并置是那么地不协调。然而古人曾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文选·反招隐》）又说“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相比之下，古人更赞美隐于朝市。在他们看来，每日在朝市中与尘俗接触而不为所染的人，更为难得。
元好问这篇《市隐斋记》所记的隐者，自题其斋曰“市隐”，他是俨然以大隐自居的。然而读罢全文，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这位市隐斋主娄公是一位大隐，反而觉得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何以得出这种印象呢？这主要在于对隐逸之义的辨析。作者先为隐居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夫隐，自闭之义也。”这也是文章的“主脑”，全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脑”而生出来的。作者就以此为标准，指出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意义，隐于农工商卜医等各行各业，都无所不可，不必一定要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文中暗用典故，以古代着名隐士姜太公、赵国隐士毛公、薛公的事迹，来证明其说，显得充分、有力。既然隐居只要符合“自闭之义”，就无所而不可隐，那么古人为什么又有大隐之说呢？作者进而对此作了阐明“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大小隐的实质在此也得到了透彻的解说。文章至此是从正面论隐居，逻辑严谨，无懈可击。由于隐逸一直被视为高士，因而为许多人所仿效。但众所同趋，其类必杂，在隐逸这种高尚之行中有时不免也渗进了一些卑劣的企图，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就谴责了那些“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这类假隐士历代不乏其人，作者笔锋一转，针对这种现象加以批驳“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作者以声色俱厉的反诘，表达了对欺世盗名的假隐士的深恶痛绝。毫无疑问，欺世盗名是不符合“自闭之义”的。文章写了真假两种隐士，而市隐斋主娄公属于哪一种人呢？作者用“显”与“隐”进行对比，揭露出娄公行为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的行为与隐居的“自闭之义”是大相径庭的。这位“市隐娄公”是何许人，便已在不言之中了。然而碍于情面，作者又为娄公找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很明显，这是托词，然而，毕竟为娄公留下了一点回旋的馀地，这也许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文风。
这篇《市隐斋记》，当记叙市隐斋得名之由来，或其所处之环境、条件，或赞美其斋主隐居乐道之美德等等。然而元好问却采取了不同一般的写法。文章集中笔墨论隐居之义，围绕着对隐居之义的正反两方面的阐述而组织全文。乍看起来，文章不符合“记”的体例而更近似于“论”，但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文章只记叙作者与李生论辩是否为娄公作记的对话，真正意义上的“记”，似乎始终没有出现。这种“不记之记”的形式，正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符合这类杂记文的通则。文章纯以理胜，而笔端又饱含了作者对世风的感慨，表达了对娄公之类沽名钓誉行为的反感。这又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论理严密，行文自然，情感真实，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特点，也正是金元明八大家之一的元好问文章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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