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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纬 56° 附近的北海海域绕过爱尔兰，去往西班牙港口 1588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8 月 13 日，周六清晨，越过残损的船尾栏杆，两周以来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第一次在醒来后不曾看见穷追不舍的英军。无敌舰队正顺着一股西南风前行。折回海峡的时机业已错过，在壮烈殉国和败走还乡之间，无论公爵曾经多么倾向于前者，现在他唯一能为主上效劳的，只剩下尽可能多地将船只带回祖国。
胜负已定，战局万难逆转。自从进入海峡以来，他先后失去了至少 7 艘一级战船，这里面除盖伦帆船外还包括一艘加莱赛战船，其他头等战船也都身负重伤，仅能勉力航行；五分之一的人员非死即残，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甚至连全军的士气，如果说曾经在海峡中维持了高昂状态，也已经显露出疲敝的迹象。9 日早上，面对旗舰下令原地停泊、迎接来敌的信号，超过一半的船只佯装未见。在这种情况下，公爵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在“圣马丁”号的甲板上召集了一次简易的军事法庭，在摆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命令已经有效传达却遭到有意违抗后，20 位抗命的船长被当场判处绞刑。其中一位犯人是他在桑卢卡的邻居、一位绅士，可是公爵真的把此人吊死在了一艘轻帆船的桁端上，还让这艘船在舰队中间巡游，一路挂着它那吓人的重担。其他 19 人在受到警告后幸得身免，却被剥夺了指挥权，交由军法官马丁·德·阿兰达羁押监管。但要让舰队恢复在埃迪斯通群礁附近开战时的斗志，仅有法官和绞刑吏是不够的。
如果说带领无敌舰队得胜的机会已经化为乌有，那么率军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也不见得多上几分。“圣马丁”号一次又一次被长重炮、半长重炮击穿，就在她的水线上方，还留有一个大窟窿，那是一枚重达 50 磅的炮弹的杰作。虽然接受过高超的修补，“圣马丁”号的船体仍在像个筛子似的漏水。就甲板以下的部位来看，里卡德的“圣胡安”号的情况同样不妙，不单如此，船上的一座主桅脆弱到甚至无法承受风帆的自重。曾经在格拉沃利讷与“圣马丁”号并肩作战的“圣马科斯”号也已千疮百孔，由于害怕船体散架，她的船长下令拿缆绳从龙骨下方穿过，将她捆了起来。即使这样，上述三艘葡萄牙盖伦帆船的伤情还要轻于另外三艘黎凡特大型商船，这三艘武装商船每一天都在进水，眼见船身一点点下沉，它们也在舰队后方落得越来越远。的确，所有战舰都严重受损，霍尔克船中也有一些情况相当糟糕。其中有一艘，我们只知道海员们唤其为“汉堡的小帆船”，后来下沉得过于突然，尽管船员全部得救，货物却丢了个精光。
这些问题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最严重的麻烦还在于存货。新鲜食物自然早已告罄。饼干大多生霉或腐烂了，大量咸鱼和腌肉也都不能吃了。虽则如此,当前急需的补给也不太可能是腌制食品，因为饮用水已经匮乏到了极点。本来所有能用的大小木桶都曾在拉科鲁尼亚装得满满当当，存量应当足够舰队支撑三个月。可是木桶再一次出现裂隙，当其中的一些被开启时，里面只剩下高不过数英寸的绿色黏汁。到了这个时候，德雷克突袭圣文森特角的致命后果才在世人眼前显露出来。漫长而艰辛的航路尚在前方，然而在一支又一支分队提交上来的报告中，即使按照最严格的定量来分配，剩下的饮用水也至多不过能坚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德·雷瓦主张去挪威，迭戈·弗洛雷斯呼吁去爱尔兰，但这一次公爵显然得到了余下的“将军们”的支持，这里面不包括里卡德，他已经回到自己的铺位，正缓缓迎来生命的终点，公爵的意见压过了反对派，得到了军事会议的一致认可。舰队将向北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一旦获得足够宽广的航行水域，便会转舵张帆，使右舷受风，一路抢风返回拉科鲁尼亚。在那天下达各船的所有航行指令中，公爵尤其强调经过爱尔兰时必须与海岸保持安全距离，“因为我们担心在海岸一带也许会有灾殃降临”。公爵还殚精竭虑地给出了其他告诫。为节省用水，他下令将所有驴子和马匹统统抛下船舷，又命令舰队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尊卑贵贱，都要严守食品配额，每人每天 8 盎司饼干、1 品托水、半品脱酒，严禁擅自加量。不管其他舰船情况怎样，配额供给在“圣马丁”号上得到了严格贯彻，公爵本人则起到了模范作用。就他的情况而言，这样的食品配额并不算是多大的牺牲。自打他们驶出塔霍河后，食物就只有在风平浪静时才对他具有吸引力。“根据海上经验，”他曾向腓力抗辩，“我知道自己一贯晕船，而且极易感冒。”对于此次航行，他曾经作出比旁人更加悲观的预言，而今这正在成为现实。
由此，无敌舰队继续“驶入了挪威海峡”，他们乘着一阵和风，轻易地朝着东北偏北方向前进，直到领航员认为舰队已经抵达北纬 61°30′，足以在转向西南偏西方向的航程中避开设德兰群岛，舰队方才停下北上的脚步。然而又有新的船只在这个过程中离开了舰队。14 日清早，三艘庞大的黎凡特卡拉克帆船在越发下沉后，当着众人的面驶向了东方，似乎在绝望地寻找最近的海岸。不幸的是，它们必定已经拖延过久才转向离开，因为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它们的音讯。经过 17 日夜间的风暴后，霍尔克船分队的旗舰“葛兰·格里芬”号连同其他一些霍尔克船一道不见了踪影。就在那一天，舰队开始转向，由于现在是左舷受风迎风航行，转舵不够灵便的海员就易于被甩在靠北的后方。路上雾气迷蒙、阵雨频仍，衣衫褴褛的船员们，尤其是安达卢西亚人和黑人，深受严寒之苦。
21 日，领航员判断舰队已经来到北纬 58°，大约在戈尔韦海岸阿基尔岬<small>① </small>的西北方向 90 里格处，由于某些原因，西班牙人完全把阿基尔岬这处地标错当成了克利尔角，也许是因为它毗邻克莱尔岛<small>② </small>。这里便是改变航道的地方了，公爵再次传令舰队集合，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点。他由此得知，除伤员外，过去八天中舰队病员的数量出现了骇人的剧增，已经高达 3000 人，这使他惊恐不已。此外，饮用水的短缺也超出了他的预想。要么一些看起来挺不赖的木桶竟也开始漏水，要么一些船长并没有严格执行配额供给制。公爵重申了航行指令，下令全军转向新的航程，同时他派出堂巴尔塔扎·德·祖尼加，要他搭乘一艘快速轻帆船回国，向国王报告舰队的位置以及令人唏嘘的战役历程。
紧跟着，麻烦找上了门来。接下来的两周暴风雨下个不停，风从最不利的西南方吹来，连绵不绝的顶头风令人垂头丧气。到 9 月 3 日的那个周六，根据领航员的测算，公爵发现自己仍旧处在北纬 58° 附近，而且可能比两周前的位置还要靠东。在这期间又有 17 艘船只离队，这里面有里卡德所在的“圣胡安”号、德·雷瓦的卡拉克帆船“拉塔·科罗纳达”号和其他 4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以及另外 4 艘大型舰只，其中的两艘分别来自安达卢西亚分队和卡斯蒂尔分队，另外两艘则隶属奥昆多的吉普斯夸分队，此外，一些霍尔克船和两艘加莱赛战船也离开了舰队。可是风向却在这时候转向了东北。于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派出另一艘给国王报信的轻帆船后，又一次尝试带领舰队的残余力量，踏上了漫长的归乡之路。
19 天后，“圣马丁”号终于向桑坦德外围海域的领航员发出了信号。在随后几天的报告中，我们得知 66 艘曾在 7 月间驶往英格兰的船只先后回到西班牙的各处海港。但余下的所有船舶却都音讯渺茫，直至年终，竟只有一艘船又回到了出发地。
稍后，先是通过英国的出版物，继而借助幸存者们的确认，人们了解到无敌舰队蒙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地点在爱尔兰。5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由“拉塔·科罗纳达”号领头，西班牙贵族精英竞相争取在她的指挥官阿隆索·德·雷瓦手下服役——1 艘大型比斯开战舰、1 艘吉普斯夸战舰、1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以及 3 艘我们知晓名字的霍尔克船，驶向了爱尔兰的西部海岸，希望就地补充食物和水、维修千疮百孔的船体和索具。最终只有两艘船得以离开：里卡德的葡萄牙盖伦帆船“圣胡安”号成功来到丁格尔湾的河口，在大布拉斯基特岛<small>③ </small>的背风处锚泊，补充了淡水后重新回到海上，渡尽劫波的她最终在 10 月 7 日跌跌撞撞、窘迫万分地回到拉科鲁尼亚，成为载入记录的最后几艘幸存船只之一；一艘用作医务船的霍尔克船曾载着里卡德驶离丁格尔湾，但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将病号活着带回西班牙，这艘绝望的医务船竟又驶进了海峡，希望抵达一处法国乃至英国的港口，然而事与愿违，她后来在德文郡沿海的布退尔岬<small>④ </small>搁浅，幸运的是船上的物资还在，一些船员也保住了性命。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前往爱尔兰的船只（爱尔兰副总督报告说有 17 艘，应该有足够多的难以辨明身份的霍尔克船和轻帆船能够补足这个数字）一概有去无回。这些船抵岸时不仅没有携带航海图和领航员，甚至常常连船锚都已不见踪影，残损的船体仅能勉强支撑航行，船员们已经在定量配给和疫病的折磨下虚弱不堪，几乎没有力气驾驭船舶，有的船在岩石上粉身碎骨，有的闯入暗礁之间动弹不得，还有一些由于停泊不稳，在暴风突如其来时一头撞向了峭壁。最后幸存的船只“赫罗纳”号加莱赛战船，在带着她竭力搜救的船难幸存者——包括德·雷瓦及其剩余的同伴——驶离这不友好的岛屿时，却在巨人堤
<small>⑤ </small>附近失事，船上的所有人员全部罹难。
必定有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葬身于爱尔兰海岸。相比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那些登上了岸的人，下场也未见得好到哪儿去。许多人精疲力尽地倒在登陆的海滩上休息，却就此被敲碎了脑袋。其他人在荒无人烟的爱尔兰西部漫游了片刻，直到被成群的士兵像对待野兽一样猎捕和杀死，或是被爱尔兰的收留者们心有不甘地移交给英国的行刑者。一批数量可观而且被指望能够勒索一笔赎金的绅士，在得到保全性命的许诺后出降，后来仍然命丧斧锧，他们的捕获者曾提出抗议，无奈这些命令明明白白出自爱尔兰副总督之口。副总督威廉·菲茨威廉爵士旗下的英军只有不到 2000 人，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水准都很差劲，想要靠这支力量守护该国，即使一时风平浪静，也难保长治久安。让如此众多的西班牙士兵出现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即使是以囚徒的身份，此间的风险他亦无力承担。他的办法很简单，抓住他们，就地杀掉。总体来看，这条政策得到了有力的贯彻落实。
这里需要对两则虚构的神话予以澄清：第一个传闻几乎在无敌舰队一役发生的当年便由英国人散播开来，据说上岸的西班牙人是被爱尔兰人擅自谋害的，因为当地人觊觎对方的衣服、武器和珠宝，第二个传说也在西方世界流传甚久，说是爱尔兰人长有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头发，面色黝黑，这显示了西班牙人的血统特征，是当年无敌舰队的船员留居此地的结果。诚然，有些野蛮的爱尔兰人为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卸下了肩头值钱的重担，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也许偶或还会有来客被他们割断喉咙。但是在爱尔兰人击杀西班牙船难幸存者的记录中，只有一例不是直接源于英国人的指使，此事还引起了当地舆论的广泛谴责。通常而言，爱尔兰人会庇护西班牙人，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在任何力所能及的时刻帮助他们逃出王国。几百名西班牙人的确因此脱身，其中的大多数逃去了苏格兰。当时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同胞留在身后的爱尔兰，即使有也为数极少。可能在某些地方，剩余的西班牙流浪者在某一处友善的村庄里找到了容身的屋檐和相伴的妻子，但是他们的人数决计不足以改变爱尔兰人的整体面相。如果有人曾屡次在康诺特<small>⑥ </small>和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居民身上看到相同的体貌特征，那也一定是出于其他的缘由。
除了与敌人作战失去的战舰，无敌舰队中剩余战舰的损失都是由爱尔兰和苏格兰周边海域的沉船事故造成的。7 月 30 日途径利泽德半岛时，舰队中共有战舰 68 艘。迟至 9 月 3 日，梅迪纳·西多尼亚仍旧清点出了 44 艘。它们全都遵从了公爵的命令，沿着公爵设定的航向前行。这些战舰全都回到了故土，其中包括来自西印度群岛警卫部队的全部 10 艘盖伦帆船、10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中的 7 艘、8 艘安达卢西亚战舰、奥昆多分队中的 7 艘战舰以及 6 艘里卡德分队的战舰。只有黎凡特武装商船所剩无几，早先的 10 艘大船只有两艘存留至今。这是一支支离破碎的败军，但是许多更有经验的舰队指挥官却在对阵尚且不及英军的对手之后，只带回了更少的残兵，无论有谁曾经向他建言献策（在危急关头作出正确抉择的既非迭戈·弗洛雷斯，也不是里卡德），剩余的这些船只之所以得以保全，实在多亏了指挥官的领导才华和意志力。
但在当时，没人记得他的功绩，而且从那时起，很少有人对此做出过持平之论。公爵本人也没有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格拉沃利讷一役结束后，他彻骨地体验到了战败之痛。公爵认定，尽最大可能挽救舰队、保全力量是他的最后职责。他尽力确保船只和火炮的安全，差不多保住了舰队几乎三分之二的战力，但对于举国蒙受的浩劫来说，这些在他眼中必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事后弥补罢了，根本无助于减轻他个人的耻辱。他为这几个月内发生的一切而自责。可是英国人的确拥有更出色的船只和火炮，他们的船员更加勠力同心，受过更好的训练，除此之外，他们还握有事后证明左右了战局的决定性优势——临近自己的大本营。远道而来的无敌舰队是在物资补给极度乏力和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毫无希望的目标而战。然而当同时代人将战败的责任归结为指挥官的力不胜任，当他们口口声声认为，倘若由圣克鲁兹、里卡德、奥昆多，甚或是那位脾性乖戾的英雄佩德罗·德·瓦尔德斯接过指挥权，一切就能被改写时，梅迪纳·西多尼亚却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也许这就是自那以后极少有人对于此间的功过评判表示过质疑的原因。
是谁真正领导这支残损的舰队完成了最后一段航程，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出答案了。马罗林·德·胡安船长本来应当担负起这项任务，但是这位老练的海员、技艺高超的航海家却无意间在敦刻尔克被留在了后方。“圣马丁”号上有四位领航员，其中一位还是英国人。四人中的三人死于海上，因此一定是仅剩的第四人带领旗舰在强劲的西风中蹒跚驶过拉科鲁尼亚，来到桑坦德附近靠岸。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至于公爵，在 9 月 3 日那天作出返航回家的最终决定后，他回到自己的床铺，并且待在了那里。几天来他一直发烧不退，又因为痢疾引发的空腹干呕而痛苦万分。在梦魇一般的剩余航程中，他的意识时有时无，只能模糊地感觉到逆风的来袭、暴风雨的倏然而至和不意间错过的靠岸良机。当他在桑坦德海岸被搀进下方的领航船时，公爵已经虚弱到难以坐直身子、几乎无法提笔写出自己的名字的地步，可他依然强拖病体，立刻给国王、桑坦德省省长和圣地亚哥大主教发去一系列信函，恳请他们伸出援手。
援助实属必要。单就“圣马丁”号来看，除了当场阵亡和战后因伤致死的人数外，到 9 月 23 日进港时，又有 180 人因为先染上坏血病、斑疹伤寒或者流行性感冒，继而在饥渴难耐之下病情加重，最后撒手人寰。沿海的乡民对于无敌舰队的抵达毫无准备，当他们忙着搜罗食品、衣物、床位和寝具，试图让病员保住性命时，无论在“圣马丁”号还是其他船只上，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死去。在归来的高级军官中，极少有人还能继续胜任职务，最为声名卓著的两位，里卡德和奥昆多，都已经在 10 月过半时不幸辞世。比起“圣马丁”号，很多船上船员的状况还要更糟。其中一些尽管已经在西班牙的港口上岸，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任何食物，陆续沦为饿殍。有一艘船的水手在过去 12 天的航行中没有喝过一口饮用水，他们想要润一润喉咙，只能从被雨浸湿了的破衣烂衫中拧出一点水分。还有一艘船在拉雷多港<small>⑦ </small>搁浅，原因竟然是船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降帆和抛锚。一连几个星期，在食物和拨款正从四面八方东挪西凑、急救医院纷纷组建而成的同时，军官和普通船员依然在陆续减员。
船舶状况的悲惨程度分毫不亚于船员。有一艘船在抛锚后不久便当众沉没。一些如“圣马科斯”号这样的头等战舰，唯一合宜的结局只能是拆毁船体，以求保存尚堪使用的木料和火炮，这些船只中就包括本属于佛罗伦萨公爵的那艘崭新的优等盖伦帆船。她的船长巴托利在战舰进港的第二天辞世。巴托利的大副也已经在格拉沃利讷一役中战死。接下来船上军衔最高、继任船长一职的加斯帕尔·达·苏萨后来宣称，无敌舰队中再没有哪艘战舰比该船更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更加频繁地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这一点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也在日后致佛罗伦萨大使的一封正式信函中予以了肯定。但是这些褒奖根本不足以对托斯卡纳大公<small>⑧ </small>构成补偿，因为他已获知根本无望将“圣弗朗西斯科”号拖往拉科鲁尼亚进行维修，他的海军阵容中唯一的一艘盖伦帆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他作别，再无可能悬挂自己的旗帜了。就我们能够确定的范围来看，舰队的幸存船只中几乎有一半已经不再适合服役。一位观察家甚至认为，能让这些朽木残骸如此长久地逐浪浮沉，只有奇迹可以为之。
梅迪纳·西多尼亚还躺在病床上，陪伴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多刚从岸上临时征调而来，他仍在勉力处理与舰队有关的疑难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一旦自感身体允许，他还会口述将要呈递给王室秘书伊迪亚克兹和国王本人的信函和备忘录，这些文字大多是发发牢骚，其中的一些几近语无伦次。船只的状况令他焦躁不安，船员们所处的困境更使他感到忧心如焚，他的属下还没有拿到薪俸，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由于岸上没有足够的安置空间，他们也拿不到应该结付的薪资，只能留在气味刺鼻的霍尔克船上，在一团污秽之中相继亡故。他一直强调，应当派一位兼具经验和能力、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人过来。他似乎因为自己未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而在自我责备，他没有诿过于重病，尽管有好些天他都因为发烧和其他病症昏迷不醒，即使是在清醒时也虚弱到难以提笔签名，尽管事实明摆着，眼下的处境已然超过了任何人可能控制的范围，但他却把所有责任全都归结为自己的经验不足和能力不逮。在一封给伊迪亚克兹的便笺中，他忽然开始离题抱怨国王不该错把无敌舰队的指挥权交到自己手中。梅迪纳·西多尼亚说道，他对大海和战争一无所知，这话好似他早先接到委任状时写给国王的第一封信的回声，他仿佛全然忘记了从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学到的种种残酷教训。他早就提醒过国王，自己这样一位对于分内事务毫无头绪、甚至不清楚何人可以信任的将军只会败事有余。好吧，现在看看事情败坏成了何种局面！他绝不会再赴海上指挥，绝不会，哪怕要他付出项上人头作为代价！
公爵想要的一切只是回家，回到桑卢卡的橘园中去，回到自己乡间宅邸的暖阳之下。对待这位败军之将，腓力国王比同时代的其他君主以及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更加公正、宽宏。在听完堂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的报告，读罢来自布尔戈斯<small>⑨ </small>主教和公爵随侍医师的各自来函后，腓力解除了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指挥权，免除了要他进宫行吻手礼之类的繁文缛节，批准他离任回乡。
10 月，在稀稀拉拉的剩余仆从的陪护下，一台挂有窗帷的马拉轿子穿过逶迤的山岭，开始向南方进发。轿子的主人没有在沿途的贵族别墅中停顿歇脚，因为西班牙举国上下没有几个人不在悲痛哀悼。轿子也避免行经城市，那里也许会有满天的辱骂和掷来的石块。公爵回到桑卢卡时，圣马丁节庆典才刚刚结束，直到来年春天，他才能在自己的庄园周围自由地散步、骑马，才又似乎做回了自己。事实上，后来的他或许与往昔并无二致。他又继续为腓力二世服务了 10 年，为腓力的儿子<small>⑩ </small>驰驱了 12 载，而且历任要职，可是本国同胞对于他的往事却既未忘怀，亦未原谅，一位法国外交官在 15 年后见到了梅迪纳·西多尼亚，从公爵忧郁的举止和面容中，这位外交官似有所悟，旧日的那场败仗遗留在他心中的伤痕显然仍未愈合。
在英格兰，事情的发展与人们的预想并没有多少不同。英国舰队的归乡路既不漫长，也不险恶，可是在刚刚得知帕尔马已经错过本欲借以出兵的大潮，无敌舰队也再无动静后，女王马上不耐烦地下令船只入坞停航，开始着手遣散船员，船长和臣子们全都因为她的鲁莽大惊失色。他们费力说服女王耐心等待，让船只保持满员和戒备状态，直至有确切消息从爱尔兰传来。结果，在哈维奇和马尔盖特、多佛和唐斯，船员们接连病倒、丧命，速度之快庶几与西班牙人停留海上时的减员速度相若。有人推断，暗中作祟的是相同的罪魁祸首：船热，亦即斑疹伤寒。不过，按照都铎一朝军队中的优良传统，部队官兵一律将之归罪于劣质啤酒。只要有足量的优质啤酒，英国的士兵和水手就会一直保持健康，这在那个时代是一条公理。
女王最终还是任着自己的办法行事了，解散和复员随即开始，烦恼像往常一样应运而生，这关乎薪饷、衣物和食品，关乎如何为身体虚弱、一时间无法还乡的海员提供住宿。病骨支离、衣衫半裸又求助无望的水手们倒毙在多佛和罗切斯特的街衢中，就像他们的同行和对手殒命在拉雷多和桑坦德的大街上一样。大伙儿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只穿着衬衫的弗罗比舍向德雷克发起了挑战，另外一位老英雄约翰·霍金斯——如果有人堪称英国这场大捷的缔造者的话，此人非他莫属——也在一封致伯利勋爵的信函开头写道：“我很抱歉自己活了太久，竟然会从阁下那里收到措辞如此尖锐的来信。”稍后他还笔锋饱含愠怒地致信沃尔辛厄姆：“我会向上帝祈祷，愿自己不再负责处理钱款……我在此次效劳中饱受的痛苦和不幸难以尽数……我坚信上帝不久后便会将我解救出来，因为除了这里，再无地狱可言。”他的话听起来活像出自一位西班牙军需官之口，而面对愈来愈长的舰队死者名单，只能无助发火的霍华德语气也和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并无二致。
在英格兰，人们也一样开始暗自嘀咕，怀疑高官们搞砸了自己的任务。为什么西班牙人没有被彻底摧毁？为什么海军大臣会害怕近距离交战？（奇怪的是，在西班牙，质疑梅迪纳·西多尼亚的人们也在质问相同的问题。）民众信誓旦旦地表示，倘若让德雷克接过指挥权，两支舰队肯定不会遥相对峙地互射炮弹，最后不了了之，与此同时，整场战役中的每一次胜利在人民口中好像全都变成了德雷克一人的功劳。当然，霍华德并没有像梅迪纳·西多尼亚那样蒙受不公的指责，他毕竟是赢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获得了足够的名望。那时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荣耀逐渐消退为一层金色的烟霭，新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朦胧中看见了“英明女王”的善政，此战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多数勋绩一样，距离当下越远，就越显得壮阔和辉煌。不过，在多数民众的心里，这仍然是属于德雷克的胜利。
在过去的差不多二十年中，历史学家已经给予了霍华德更为公正的评判。最近的历史叙事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霍华德的战斗，他赢得了胜利。”还有人主张，霍华德采用了唯一一种无须担负太多风险的战斗方式，没有哪位舰队指挥官能够做得比他更好。对于梅迪纳·西多尼亚，近来也出现了一种更为善意的评价趋势，对他的勇气和统御能力均予以承认，虽然至今无人声称他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极致，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没有人能够做得更好。除了那个周一的清晨，他本有可能在托贝
<small>⑪ </small>附近海域切断“皇家方舟”号及其两艘同行船只的归路外，很难再指出他曾犯下任何错误，以至于影响了战役的最终结局。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所有其他决定，包括前往加莱锚泊以及在还乡路线上的选择，就像他个人的勇敢表现一样无可指摘。不过即使赢得这样的评价，也不会为梅迪纳·西多尼亚带去多少安慰。无论他做过什么，好像都无法堵住悠悠之口。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能否在身后的一代代人那里得到公正的评鉴，也许完全不足介怀。可是，对于生者而言，还死者以公正，纵然是迟来的公正，仍然意义非凡。
<hr/><blockquote>① 阿基尔岬（Achill Head），在爱尔兰西北部。</blockquote><blockquote>② 两地名称相近，爱尔兰语分别称作“克莱尔”（Chliara）、“克利尔”（Chléire）。但克莱尔岛在爱尔兰西北、阿基尔岬以南，克利尔角则在爱尔兰西南。</blockquote><blockquote>③ 大布拉斯基特岛（Great Blasket Island），爱尔兰西部沿海岛屿。</blockquote><blockquote>④ 布退尔岬（Bolt Tail），位于英格兰德文郡南部海岸。</blockquote><blockquote>⑤ 巨人堤（Giant’s Causeway），在北爱尔兰东北部沿海，是由火山喷发造成的绵延数公里的天然玄武岩长堤。</blockquote><blockquote>⑥ 康诺特（Connaught），爱尔兰西部沿海省份。</blockquote><blockquote>⑦ 拉雷多港（Laredo harbor），在桑坦德东部不远处。</blockquote><blockquote>⑧ 1569 年，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Cosimo I de’Medici, 1519—1574）被教皇庇护五世擢升为托斯卡纳大公，此后佛罗伦萨公爵的爵位就成了历任托斯卡纳大公的附属头衔，在这里公爵和大公指的都是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o I de’Medici, 1549—1609）。</blockquote><blockquote>⑨ 布尔戈斯（Burgos），西班牙北部城市，在桑坦德南方不远处。</blockquote><blockquote>⑩ 腓力三世（Philip III, 1578—1621），1598 年至 1621 年在位。</blockquote><blockquote>⑪ 托贝（Torbay），英格兰德文郡南部沿海自治市，濒临托尔湾。</blockqu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