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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麦夫鲁特和拉伊哈发现，婚礼上很多做样子扔进贺礼袋里的信封是空的，他们并没有惊讶。对银行和银行家都无法信任的麦夫鲁特，用大部分礼金给拉伊哈买了金手镯。另外，为了不让拉伊哈晚上在家等自己时感到无聊，他在道拉普代莱买了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机。夫妻俩有时手拉手一起看电视。周六晚上播放《小房子》、周日播放《家族风云》的时段，街上原本也没人买冰激凌，麦夫鲁特便早早回家。
10月初，赫泽尔从村里回来要回了冰激凌小车，麦夫鲁特有段时间就闲着了。婚礼后费尔哈特便消失了，偶尔在塔尔拉巴什的咖啡馆遇见，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向麦夫鲁特通报一个无人知晓却“能挣很多钱”的新生意的喜讯。为了找工作，麦夫鲁特去了他先前打工的贝伊奥卢餐馆，找了领班和餐馆老板，下午他们或拿着纸笔算账，或坐在角落里看报、填写体育彩票。但他没能找到一份工钱好的新工作。
城里开了很多新的高档餐馆，但不招收像麦夫鲁特那样来自农村、边干边学，还说什么活都愿意干的人，而需要在旅游学校上过学、能分清yes和no之间差别的懂英语的人。11月初，麦夫鲁特在一家餐馆工作了一两周之后，便辞职离开了。原因是一个戴领带的顾客嫌辣番茄泥不够辣而向他发难，麦夫鲁特没好气地争辩了一番，随即后悔莫及地脱下了制服。但这个举动并非不幸又不满的麦夫鲁特感情用事，而是因为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不久他将拥有一个儿子，他的脑子里装着一个新的投资计划，那就是用婚礼上收来的金首饰去做鹰嘴豆饭小贩生意，这将为儿子的未来提供一个保障。
一个餐馆的服务员介绍麦夫鲁特认识了一个卖鹰嘴豆饭的穆什人，这个人卖了很多年鹰嘴豆饭后瘫痪了。病恹恹的穆什人，想把小贩车和他自称的“销售权”一起卖给麦夫鲁特。他的所谓销售权，就是在卡拉巴什汽车轮渡码头的后面，停下来兜售鹰嘴豆饭。麦夫鲁特凭经验知道，转让车的小贩所宣称的停车权全都是虚夸的。凡是哀求并送点东西给城管，便能够在一个角落停几天车卖东西的每个小贩，都由衷地认为，那些角落不是属于人民或者国家的，而是属于自己的有地契的财产。尽管如此，麦夫鲁特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做了多年小贩之后，就像一个店主那样，沉浸于在城里拥有一个特定地盘的幻想之中，他也由衷地相信自己的营生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尽管他知道自己有点被敲竹杠了，但他没过多地和年老体衰的穆什人讨价还价。他和拉伊哈去了他家两次，学会了怎么做鹰嘴豆饭。穆什人住在奥尔塔柯伊后面的一间出租的一夜屋里，和蟑螂、老鼠、高压锅和口吃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有一天，麦夫鲁特把车推回了家。他从锡尔凯吉的一个大批发商那里买来了一麻袋大米和一麻袋鹰嘴豆，堆放在厨房和电视机之间。
拉伊哈：晚上临睡前，我把鹰嘴豆泡上，凌晨三点闹钟闹醒，我起来把泡软的鹰嘴豆放进锅里开小火煮上，然后关掉火，安心地听着高压锅冷却下来时发出的呲呲声，和麦夫鲁特搂在一起接着再睡。早上，按照穆什人教的方法，我先把米放在油里炒一下，然后用文火煮。麦夫鲁特早上出去采买时，我把小鸡先放在开水里焯一下，然后放在油里煎炸。我仔细地用指甲和指尖把其中一些鸡肉的骨头和鸡皮择出来，凭感觉放上点百里香和辣椒，有时凭着灵感再放一两瓣大蒜炸一下，剩下的鸡肉就分成四块放在米饭旁。
麦夫鲁特早上买完东西拎着水果和西红柿网兜回到家时，会深吸几口气，闻着拉伊哈准备的鹰嘴豆饭和炸鸡的香味，抚摸一下妻子的胳膊、后背和渐渐隆起的肚子。麦夫鲁特的那些顾客，在芬德克勒的银行和其他职场工作的戴领带或穿裙子的职员、附近学校和大学里叽叽喳喳的学生、周围工地上的工人、等待渡船和汽车轮渡时打发时间的司机和乘客，从不抱怨拉伊哈炸的鸡肉。麦夫鲁特努力去和那些短时间内结交的常客攀谈，比如，在阿克银行门口当保安、身体像保险柜一般壮实、戴墨镜的大哥；穿着白色制服在码头卖船票的内迪姆先生；总嘲讽般微笑看着自己的保险公司的男女职员们。攀谈的内容都是热点话题的最新动态，比如，最新一场比赛中没有判给费内巴切的点球；昨天电视里知识竞赛上答出所有问题的盲人参赛女孩。他免费送出的装了很多鸡肉的鹰嘴豆饭，以及他说的一堆好话，也让区府的城管接纳了自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小贩，麦夫鲁特知道，和顾客攀谈也是生意的一部分，但他从不涉及政治话题。就像卖酸奶和钵扎时也总感到的那样，比挣钱更让他高兴的是，某个顾客为了吃几天前吃过的鸡肉饭而再次光顾（这种情况很难得），并且善意地将此表达了出来。（这就更稀罕了。）
顾客中的绝大部分人，让麦夫鲁特觉得，他们是因为便宜和就近才过来的，一些人则说破了这个缘由。不时，会有一个顾客完全出于好心地说：“卖饭的，真棒，你的米饭很好吃。”如果听到这样的夸赞，麦夫鲁特就喜出望外，以至于可以在几天里忘记去质疑一个他努力向拉伊哈和自己隐瞒的事实，那就是卖鹰嘴豆饭其实一点都不赚钱。他凭直觉知道，卖饭没有盈利，穆什人在同一地点站了八年时间，随后在疾病和穷困潦倒中死去，还真不是因为他的无能。
拉伊哈：很多时候，麦夫鲁特晚上回家时，带回一半我早上做的鹰嘴豆、鸡腿和米饭。我把这些会使油变色的苍白的鸡翅、半拉小鸡、鸡皮，连同我为第二天准备的鸡肉一起重新炸一遍，米饭也重新焖一下。用小火焖了第二遍的米饭变得更好吃了。麦夫鲁特不说我做的事情是“回锅”，而是像监狱里的狱头和有钱的犯人那样，管它叫“调味”，也就是他们让人用私藏的优质橄榄油、香料和辣椒，把监狱厨房送来的难吃的饭菜重新烹调一下。这个说法是他从一个进过监狱、现在经营停车场的有钱的吉兹雷库尔德人那里学来的。吃街头小贩的食物来填饱肚子的伊斯坦布尔人之间，流传着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那就是不干不净的食物更好吃，麦夫鲁特喜欢看我在厨房里做饭时说这句话。而我对此很生气，我说：“剩下的食物回锅一下，并不意味就是不干不净的食物。”据说，相对于新鲜和干净的鸡块，顾客们更喜欢吃来回炸了两三次的鸡皮、煮了很多次变软糯的鹰嘴豆，甚至在油里煎炸了几次的鸡内脏，倒上点芥末和番茄酱，他们就一扫而光。
从10月份开始，麦夫鲁特每晚还叫卖钵扎。夜晚卖钵扎时不停地走路，因此他的眼前总会闪现出美好的画面和奇怪的想法：那些日子里他发现，在一些街区里，尽管夜晚没有一片树叶在动，可是树的影子却在摆动；路灯破碎或不亮的街区里，成群的野狗更加嚣张和霸道；张贴在电线杆和门上的割礼和私人教育机构的布告，最后一个音节都是押韵的。倾听城市夜晚对他的诉说，解读大街小巷的语言，让麦夫鲁特感到自豪。而上午站在手推车后面、两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在寒冷中等待时，他的想象力就会减弱，他就觉得世界空洞虚无、毫无意义。他惧怕内心里膨胀起来的深切孤独，想立刻跑回家去找拉伊哈。也许现在拉伊哈正在家里忍受早产的阵痛。但麦夫鲁特对自己说，“让我再忍耐一会儿，”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围着手推车的大轮子和玻璃罩不停地转圈，然后停下来左脚换右脚地交替支撑着身体，不时看一眼手腕上的瑞士手表。
拉伊哈：每当看到麦夫鲁特又在琢磨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礼物时，我就说：“他给你戴上那块表，是为了顺风行船。当然，他要你，还有你的伯父和堂兄弟们都觉得欠了他的。”麦夫鲁特下午回家后，我为他煮菩提花茶，那是我从亚美尼亚人教堂院子里的树上收集来的。看见我已经把钵扎全都准备好了，他就立刻打开电视，一边喝着放了很多糖的菩提花茶，一边看电视里唯一的高中几何课节目，然后不断咳着睡到晚饭前。在他卖饭的七年时间里，鹰嘴豆和米饭都是我煮的；鸡是我买来、焯好、择好、炸好的；晚上卖的钵扎也是我加糖调制的；器具、勺子、罐子、盘子，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整天不停地洗出来的。另外，我还关注肚里孩子的动静，提防着不要因为炸鸡的难闻气味而呕吐到米饭里。我很喜欢自己为孩子准备的摆放摇篮和枕头的角落。麦夫鲁特从一个旧货商那里找来一本名叫《为您的孩子挑选伊斯兰名字》的旧书。晚饭前、电视广告之间，他翻着书大声念着像努鲁拉赫、阿卜杜拉赫、萨杜拉赫、法兹拉拉赫一类的名字，不时看我一眼以得到认可。而我不想让他伤心，怎么也开不了口告诉他，我们的孩子是个女孩。
维蒂哈、萨米哈和我，我们仨是从希什利儿童医院得知我们的孩子是个女孩的。走出医院时，萨米哈见我忧心忡忡，“别在意，看在真主的分上，”她说，“这个城市的街道上男人已经够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