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萨米哈：是的，没错，我和费尔哈特私奔了。为了不暴露我们的住处，我沉默了两年。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说。
苏莱曼很爱我。可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情意味着变蠢，一点也不错。特别是在我私奔前几天，苏莱曼变得异常古怪，和我说话时他紧张得口干舌燥。即便他非常想说，可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让我高兴的甜言蜜语。他跟我开玩笑，就像一个土匪跟他的弟弟开恶劣玩笑那样。尽管他喜欢带我出去玩，可每当我们坐上车，他都会说一些怪话，比如“别让他们看见咱们”、“费了好多汽油”。
他送的礼物，我全都留在家里了。但我爸爸做的假牙自然是没法归还的。爸爸还接受了别的礼物和赞助……因此，我私奔爸爸一定很生气。但坦白地说，我也生气，因为他们甚至没问我一声就都认定我跟苏莱曼般配。
费尔哈特第一次远远地看见我，是在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上，而我甚至根本没发现他。他对我无法忘怀，有一天他这么表白了。他来到杜特泰佩，在路上拦下我，对我说他爱我，要跟我结婚。
那么多男人想跟我结婚，却连接近我的勇气都没有，而他如此勇敢的行为让我很高兴。他说他在上大学，在餐饮业工作，但没说他是服务员。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了号码，他往杜特泰佩打电话。如果让苏莱曼和考尔库特逮到，会打断他的骨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但费尔哈特不在乎，依然打电话，约我见面。维蒂哈在家时，我不会接电话。“喂……喂？……喂，喂！”维蒂哈姐姐边说边看着我。“不说话……肯定是同一个家伙。萨米哈，你要当心啊，城里满是些喜欢冒险的无赖。”我默不作声。相对于迟钝肥胖的富人，我会选择喜欢冒险的无赖，这一点维蒂哈也知道，她能理解。
博兹库尔特和图兰被禁止摸电话，因此维蒂哈和我爸爸不在家时，电话由我来接。费尔哈特通常不会在电话里说很多话。阿里·萨米·延体育场后面有一个地方，他会在那里的一棵桑树下等我。那里有些旧的马厩，里面住着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一家杂货店，费尔哈特给我买一瓶福如考橙汁，我们一起看瓶盖里面的软木塞底下是否写着有礼物。我从来不问他在餐饮业工作挣多少钱，是否有积蓄，我们将住在哪里。我就是这么恋爱的。
坐上费尔哈特和他朋友的出租车后，我们没有马上去加齐街区。为了迷惑开着小卡车追来的苏莱曼，我们先在热闹的塔克西姆广场转了一圈，然后往下开到了卡巴塔什。我爱大海的蔚蓝。经过卡拉柯伊大桥时，看着轮船、乘客和汽车，我兴奋不已。一方面，离开爸爸和姐姐，去一个未知的地方，我害怕得想哭；可另一方面，我在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整座城市都是我的，我将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
“费尔哈特，你会带我上街吗？咱们会一起出去玩吗？”我问他。
“我的美人儿，你想怎样就怎样。”费尔哈特说，“但现在咱们回家。”
“姐，你要相信，你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他开出租车的朋友说，“开枪时你没害怕吧？”
“她不会害怕的！”费尔哈特说。
我们经过了之前叫塔什勒塔尔拉的加齐奥斯曼帕夏。出租车爬上一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时，我感觉仿佛所有的房子、烟囱和树木都在破败。我看见还没完工就已经显出破旧的平房；哀伤荒芜的土地；煤渣砖、白口铁和木块构成的墙壁；对过往行人乱叫的狗。泥泞的道路、宽敞的院子、稀疏的房屋，这一切既像农村，又跟农村完全相反。这里的门窗，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旧房子上拆下来的。人们都处于忙乱中，仿佛他们来这里只是暂住一段时间，有一天将搬去在伊斯坦布尔购置的真正的家里。我看到像我一样，同时穿着褪色的藏蓝色裤子和裙子的女人，还看到紧紧裹着头巾、穿着大裆裤的老阿姨们，以及粗管子一般的宽松裤、长裙和风衣。
费尔哈特租下的四墙两窗的房子位于大坡中央。后窗可以看见他在远处用石块圈下的一块地皮。费尔哈特在石块上涂抹了石灰，满月的夏夜里，我们在睡觉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那块地皮，宛如一个发光的幽灵在闪烁。“地皮在召唤我们。”费尔哈特低语道，他跟我描述等我们攒够钱将在那里盖的新房子。他问我，房子该有几个房间、厨房应该面对坡下还是坡上，我会想一想然后回答他。
私奔的第一夜，我俩和衣而睡没有做爱。我和你们读者分享这些私密的事情，是因为我希望读者可以从我的故事里吸取人性的教训。夜晚我哭泣时，我喜欢费尔哈特抚摸我的头发。一周我们都和衣而睡没有做爱。一天夜里，窗口出现了一只海鸥，因为远离大海，我从中得出了真主将宽恕我们的结论。我从费尔哈特的眼神里感到，他明白了我将把自己交付给他。
他一点也没强迫我，这让我对他的尊敬和爱恋与日俱增。但我依然对他说：“等我到了十八岁，你要是不和我正式结婚，我就杀了你。”
“用枪，还是毒药？”
“我自会知道。”我说。
他像电影里那样亲吻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嘴对嘴地接吻，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无法继续说话了。
“到你十八岁，还有多长时间？”
我从行李箱里自豪地拿出身份证，告诉他还有七个月十二天。
“如果十七岁还没找到丈夫，那就意味着你是老姑娘了。”费尔哈特说，“如果我们做爱，真主会同情像你这样的女孩，不会记下你的罪过。”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记……但是如果真主宽恕我们，那是因为咱们藏在这里，除了彼此，别无亲人。”
“不。”费尔哈特说，“在这个山头上，有我的很多亲戚和熟人。咱们并不孤独。”一听到他说“孤独”，我就哭了。
费尔哈特就像儿时爸爸对我那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安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哭得更伤心了。
尽管我一点也不想那样，可我们还是羞怯地做爱了。我有点晕眩，但很快适应了我的新生活。我好奇两个姐姐和爸爸会对此说些什么。费尔哈特每天中午前出门，乘坐类似我们村里的那种满是尘土的破旧小公共到加齐奥斯曼帕夏，去可以喝酒的幸福现代餐馆当服务员。上午他在家里上电大的课程。费尔哈特看电视听课时，我也跟着看屏幕上的老师。
“我听课的时候，你别坐在我边上，我没法专心。”费尔哈特说。可要是我不坐在他身边，他又好奇我待在了单开间的哪个角落，我去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是去外面给鸡笼里的鸡喂了面包心，反正他就是不能专心听课。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是怎么做爱的，为了不在婚前怀孕我做了些什么，但进城去拉伊哈和麦夫鲁特在塔尔拉巴什的家时，我会跟拉伊哈说。费尔哈特并不知道我进城。麦夫鲁特推车出去卖饭了，因此他不会在家里。有几次，维蒂哈姐姐也去了。拉伊哈准备钵扎、炸鸡块时，我们就陪孩子们玩，看电视，听维蒂哈姐姐给我们姐妹俩的忠告。
“你们千万别相信男人。”维蒂哈姐姐每次都说这句开场白。她开始抽烟了。“萨米哈，没正式结婚前千万别怀上费尔哈特的孩子。等到你十八岁，如果他不和你办正式婚礼，你就一天也别待在费尔哈特那个畜生身边。你在杜特泰佩的房间是现成的。拉伊哈，咱们三姐妹在这里见面说笑，你也千万别告诉麦夫鲁特或是苏莱曼。你要抽烟吗？抽烟能平息你的愤怒。苏莱曼还在气头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姑娘给他，他谁也不喜欢，他还是不能忘记你，还有费尔哈特—愿真主保佑—苏莱曼气哼哼地说要杀了他。”
“维蒂哈，萨米哈，你们看一下宝宝，我出去半个小时。”拉伊哈说，“我都三天没出门了。”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回到我们的加齐街区，我都感觉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比如，我结识了一个跟我一样穿牛仔裤的年轻女人。她像我一样，为了不嫁给一个她不想要的男人，她跟另外一个人私奔了。她还像我一样，松松地戴着头巾。还有一个自称是马拉蒂亚人的库尔德女人，她总喜欢说警察和宪兵还在找他们。我们拎着满满的水桶从饮水池往家走时，她跟我说她肾脏里的疼痛、柴房里的蝎子和她梦里都在爬坡的梦境。
加齐街区位于一个陡坡上。这里的人来自每个城市、每个地区、每个职业（多数人无业）、每个种族、每个部落，人们操着各种语言。山头后面是一片森林，森林低处有一座水库和给城市供水的一个绿色湖泊。只要和阿拉维派、库尔德人，还有之后来的偏执的塔勒克社团友好相处，谁的房屋也不会被轻易拆除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于是这个陡坡上就生活着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但谁也不会轻易告诉别人自己是哪里人。我也听从费尔哈特的忠告，对询问的人有时说自己是这里的人，有时说是那里的人。
费尔哈特只去加齐奥斯曼帕夏，因为惧怕苏莱曼，他从来不进城（他对我进城的事也一无所知—我们私下说说）。他说自己攒了钱，可他甚至连一个银行账户也没有。他走后，我清扫家里的泥土地面（在第一个月的月底，我发现地越扫，房顶就越高）；调整屋顶上的瓦块和白口铁的位置，因为不下雨那里都滴水；或去填墙缝，因为在一片树叶都不晃动的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都有风从墙上破损的煤渣砖、石块和胆怯的蜥蜴之间的缝隙里吹进来。我就这样熬到晚上。有些夜晚，钻过墙缝的不是风，而是狼的哀号；屋顶流下的也不是水，而是混杂着生锈铁钉的泥浆。冬天的夜晚，海鸥落在窗外那截煤炉的烟筒上，为它橙色的爪子和屁股取暖。海鸥的鸣叫淹没了黑白电视机里美国强盗和警察的声音，而我却因为独自在家而感到害怕，想到回村的爸爸，又不禁伤感。
阿卜杜拉赫曼：我亲爱的孩子，我那漂亮的萨米哈。我远在村里的咖啡馆就感到了你对我的念叨，我正一边打瞌睡一边看电视。我知道你一切都好，你没有抱怨那个抢走你的畜生，我就放心了，我的孩子。就让钱去见鬼吧。跟你想要结婚的人结婚，我的孩子，阿拉维派的也无所谓，你和你的丈夫一起回村来亲我的手就足够了。可你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你能感知我的思念和心愿吗？
费尔哈特：我在幸福现代餐馆当服务员，一直要工作到很晚，知道萨米哈独自一人在家害怕，我就同意她晚上去锡瓦斯人邻居哈伊达尔和泽丽哈家里看电视。哈伊达尔是阿拉维派人，他在加齐奥斯曼帕夏新盖的一栋公寓楼里当看门人，他的妻子每周五天去清扫公寓的楼梯，还去楼上一个开面包坊的人家帮忙做饭洗碗。哈伊达尔和泽丽哈每天早上一起出门，晚上坐同一辆公交车回家，他们一整天都可以说话做伴，这让萨米哈深有感触。一天晚上，我俩正走在我们的大陡坡上，从黑海方向吹来一阵像铅一样的刺骨寒风，萨米哈跟我说，哈伊达尔的妻子干活的公寓楼里需要另外一个做日工的女佣。
回到家，我武断地说：“你要是去做用人，咱们还不如去挨饿！”
我手上拿着一根生锈的旧车轮辐条。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堆放着我准备在圈下的地皮上盖房所收集的材料，其中有旧门板、钢筋、铁丝、铅桶、砖块和周正的石块，我把手上的钢条也放了进去。
在加齐街区，所有人都先收集盖房所需的材料，比如门、烟囱、煤渣砖，随后在大家的帮助下盖起房子，这种做法是从六年前左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统治这里后开始的。在他们之前，加齐街区是在拉兹人·纳兹米的管控之下。拉兹人·纳兹米，1972年在这个荆棘和乱石丛生的空山头入口处，跟两个里泽人同乡开了一家店铺。他把砖块、煤渣砖、水泥和其他建材高价出售给那些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穷光蛋们，这些人想在国家的地皮上盖一夜屋。一开始，他和客人们交朋友给他们出主意，在店里请他们喝茶，（之后，他在店铺的旁边开了一家茶馆。）他的店铺也因此成了那些来自安纳托利亚每个角落的人聚会的场所，这些人当中尤其是从锡瓦斯、卡尔斯和托卡特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人，都想为自己盖起一座四面墙一个屋顶的一夜屋。
拉兹人·纳兹米在他的店铺和茶馆四周，展示他驾着著名的橡胶轮胎马车，从摧毁伊斯坦布尔的人们那里收集来的木门、螺旋楼梯的中柱、窗户、破损的大理石和瓷砖、阳台的铁栏杆以及古旧的瓦块。对于这些有着一百甚至一百五十年历史的锈蚀旧家什，就像他店铺里的水泥和砖块那样，拉兹人·纳兹米也会开出很高的价钱。但是，那些购买并租用他的马车搬运材料的人，他们所盖起的一夜屋，纳兹米和他手下人会帮着照看。
一些吝啬精明的人，不愿意给他圈地的钱，还说“我自己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建材”。而他们盖起的一夜屋，要么在某个夜晚四周无人时遭到破坏，要么在加齐奥斯曼帕夏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协助下被拆除。拆屋人和警察离开几天后，拉兹人·纳兹米便去看望那些在一夜屋废墟上哭泣的愚钝公民，他说自己十分伤心，还说自己跟加齐奥斯曼帕夏警察局的警长是朋友，晚上他们一起在咖啡馆里玩纸牌，如果他事先知道，一定会阻止他们去拆房。
拉兹人·纳兹米通向警察和执政的民族主义者政党的重要关系网，使得来茶馆的人数与日俱增。后来，从他那里购买建材并在国家地皮上盖起一夜屋的人之间，开始了“你的地皮在哪里—我的地皮从哪里开始”的纠纷。随着纠纷增多，1978年后，拉兹人·纳兹米在他称之为“ofis”的办公室里，就像地契局长那样，开始在一个本子上做记录。他还给那些为了圈地从他那里购买许可证的人，发放一张类似国家地契的纸。为了提高那张纸的影响力，就像国家地契那样，他在纸上贴上拥有者的照片（他还开了一家快照店），仔细写下原拥有者的名字（他自豪地在那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地皮的面积和位置，随后拿着他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一家文具店里刻制的图章，蘸上红印泥，盖上章。
“有一天国家在这里颁发地契时，会看我的记录和地契文书。”纳兹米有时自豪地说。他在茶馆里对玩麻将的无业游民们高谈阔论，他说为离开锡瓦斯最贫穷的乡村来到伊斯坦布尔却连一棵树也没有的公民提供服务，让他们在瞬间成为一个拥有地皮和地契的人，自己感到无比幸福。“纳兹米大哥，什么时候通电啊？”对于这样询问的人，他回答说有关事宜正在办理中，让人感觉如果加齐街区成为一个行政区，选举时他将是执政党的候选人。
有一天，街区后面，在纳兹米还未划分出售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眼神恍惚、脸色苍白的人。他的名字叫阿里。他不去拉兹人·纳兹米的店铺和咖啡馆，远离是非，也不去掺和街区的闲言碎语，但他在城市的尽头，慢慢地用煤渣砖、锅子、煤气灯和床铺占据了一块边远的地皮，独自生活起来。拉兹人·纳兹米手下两个怒气冲冲的小胡子男人，提醒他说这里的地皮是有主人的。
“土地的主人既不是拉兹人·纳兹米、土耳其人·哈姆迪、库尔德人·卡迪尔，也不是国家的。”阿里对他们说，“所有的一切、整个世界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真主。而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现世里只是他终有一死的奴隶！”
拉兹人·纳兹米的手下人，一天夜晚，对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枪，以此提醒愚蠢的阿里，他说的最后那句话是正确的。为了不给报纸提供素材，他们在离水库不远的地方，仔细地掩埋了他的尸体，这些报纸经常指责生活在一夜屋的人们，污染了给伊斯坦布尔供水的碧波荡漾的水库。可是到了冬天，与来街区觅食的群狼搏斗的坎高犬，发现了尸体。于是警察前来调查此案。可是警察没有抓走拉兹人·纳兹米手下的小胡子男人，而是拘捕了住在离水库最近的几个锡瓦斯人，还对他们动用了刑罚。街区里的人认为拉兹人·纳兹米是幕后指使，他们写匿名举报信，但警察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凭经验和习惯，继续对那些居住在水库附近的人施以刑罚，先是棒打脚掌，随后用简单的电刑工具折磨他们。
一个宾格尔的库尔德人受刑时，突发心脏病死了，街区里的人于是揭竿而起突袭了拉兹人·纳兹米的茶馆。当时，纳兹米正在里泽的村里参加一个婚礼。他的手下们慌乱中不知所措，朝天开了几枪就落荒而逃了。伊斯坦布尔各个街区和大学里年轻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听闻加齐街区的事件后，纷纷赶来充当“民众自发运动”的先锋。
费尔哈特：两天时间里，拉兹人·纳兹米的办公室被占领了，大学生们没收了他的地契记录。随后，但凡去加齐街区，声称“我是穷人和左派”的任何人（民族主义分子报纸上写的是，“我是不信真主的人”），都可以成为土地拥有者的说法，在整个土耳其，特别是库尔德人和阿拉维派人当中迅速传开。我也就是在那时，在六年前，用夜晚会发出磷光的石块圈下了我的那块地皮。但是，跟所有人一样，我相信拉兹人·纳兹米有一天会在国家的支持下回来报复，收回地皮，因此那时我没去那里安家。当时我和麦夫鲁特一起做服务员的餐馆位于贝伊奥卢，远离加齐街区，坐公交车来回一趟需要半天时间。
我们对苏莱曼的愤怒，依然感到恐惧。谁也没想到要帮我们和阿克塔什他们和解。（在这个问题上，我对麦夫鲁特、拉伊哈、维蒂哈全都生气。）于是，我和萨米哈在加齐街区举办了一场寒酸的婚礼，悄无声息地结婚了。自然在我们的婚礼上，跟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相反，没人往我们身上别黄金和一百美元的钞票。一方面，我因为没能邀请我最好的朋友麦夫鲁特来参加我的婚礼感到伤心；另外一方面，我又因为他和阿克塔什他们亲近、为了利益和法西斯们臭味相投而对他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