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在塔尔拉巴什 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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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麦夫鲁特、拉伊哈还有两个女儿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一起睡在同一张大床上。家里很冷，但被窝里面很暖和。有时麦夫鲁特晚上出去卖钵扎前，幼小的女儿们就已经睡着了。夜里回到家，麦夫鲁特看见两个女儿还依然睡在同一个地方。拉伊哈调小了取暖的炉火，坐在床边看电视。

孩子们的小床在窗边，可只要一把她们放到那里，两个孩子就带着孤独的恐惧哭起来。麦夫鲁特很尊重她们的抗议，“这么小就害怕孤独，你看见了吧？”他对拉伊哈说。孩子们习惯了睡在大床上，一旦睡着，即便开炮，她们也不会醒来。但在她们自己的小床上，再小的动静也会让她们不安地醒来，开始啼哭，把麦夫鲁特和拉伊哈也吵醒。如果不把她们抱上大床，她们就不会安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麦夫鲁特和拉伊哈发现，一起睡在大床上对大家都更好。

麦夫鲁特买了一个二手的阿尔切利克煤气取暖炉。其实它能够把房间烧得像澡堂那么热，可要是烧多了，煤气费就会很多。（拉伊哈在炉子上，放上需要加热的饭菜。）拉伊哈走下三条街，从一个库尔德人的店里购买煤气。在东部战争日益激烈扩大的年头里，麦夫鲁特见证了塔尔拉巴什的一条条街道被库尔德移民一家家填满的过程。他们是一些强硬的人，不像费尔哈特那样温和。他们的村庄在战火中被撤空又摧毁了。这些新来的穷人根本不买钵扎，因此麦夫鲁特很少去那些街区。再后来，由于兜售大麻、药丸和毒品的人，以及一些嗅闻香蕉水的居无定所的孩子也渗透进了这些街道，他便远离了那里。

费尔哈特在1984年初用出租车抢走萨米哈之后，麦夫鲁特就没再见过他。作为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好友，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麦夫鲁特不时向拉伊哈嘟囔一些解释这一情形的话，“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可遥远的真正原因，却是自己幻想着费尔哈特的妻子萨米哈写的那些情书，但麦夫鲁特很少那么坦率地思考。

另外，伊斯坦布尔不知停歇的扩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坐公交车见面再回来就需要半天时间。麦夫鲁特既想念费尔哈特，又不断改变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他问自己，费尔哈特为什么不来找我。而这自然也是费尔哈特对他怀有歉疚的一个佐证。得知新婚夫妻幸福地生活在加齐街区，甚至费尔哈特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一家餐馆当服务员，麦夫鲁特也心生嫉妒。

有些夜晚叫卖了两小时钵扎之后，为了能够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多干一会儿，麦夫鲁特便幻想在家里等待自己的幸福。大床和房间的气味、两个女儿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在被窝里发出的动静、睡觉时他和拉伊哈的相互爱抚、他们的肌肤如火一般地相互碰撞。他觉得，即便只是想到这些，自己的双眼都会因为幸福而湿润。一回到家，他就想尽快换上睡衣钻进温暖的大床里。一起看电视时，他告诉拉伊哈，做了多少生意、街道的氛围、他在买钵扎的人家遇到的事情。不把一天的事情告诉拉伊哈，不把自己交付给她那怜爱和专注的眼神，他就没法结束这一天。

看电视时，“他们说糖放多了。”麦夫鲁特轻声说道，他指的是那天的钵扎味道。“唉，我有什么办法，昨天剩下的钵扎太酸了。”拉伊哈像往常那样，维护着自己加工的钵扎。或者，麦夫鲁特聊起一个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问题：一天夜里，一个住在一栋公寓楼单元房里的老夫人把他喊去厨房，“这是你买的吗？”老夫人指着他的围裙问道。她想说什么？围裙的颜色？还是因为那是女式的？

麦夫鲁特发现，如同他在夜晚的街上看到的城市阴影，类似荒芜山岩的偏僻街道，到了夜晚的某个时候，整个世界也都变成一个由阴影构成的诡异空间：电视里彼此追逐的汽车，和黑暗的后街一样怪异；屏幕左角上那些遥远的黑色山峦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这只狗为什么要跑，奔跑的狗为什么会出现在电视上；那个孤独女人为什么在独自哭泣？

拉伊哈：有时在半夜里，麦夫鲁特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从桌上拿起香烟、点燃、拉开窗帘、看着街道抽烟。我躺在床上，借着路灯的光亮看着他，好奇他在想什么，希望他回到床上来。如果麦夫鲁特陷入沉思不回床上，我就爬起来，喝一杯水，给女儿们盖好被子。那时，麦夫鲁特像是为自己的思虑感到惭愧一般，重新上床躺下。“没事，”他有时说，“我就是随便想想。”

夏天，因为晚上和我们待在一起，麦夫鲁特是满意的。但他不会说，让我来说吧：夏天我们比冬天挣的还要少。麦夫鲁特在家一整天都开着窗，他不管苍蝇、噪音（“外面更安静”他说），以及从上面拆屋修路那里飘来的尘土。他一边看电视，一边侧耳细听在后院、街上、树顶上玩耍的女孩们发出的叽叽喳喳声，如果她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就在楼上干预一下。有些晚上，他莫名其妙就会为什么事而生气，一旦发火他就摔门出去。（女儿们对此都习惯了，但每次都还会有点害怕。）他要么去咖啡馆玩牌，要么去楼门外的三阶台阶上坐着抽烟。有时，我也会跟着他下去，坐到他的身边。有时，我和孩子们一起下楼。她们在街上、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耍时，我就坐在台阶上，借助头顶上的路灯，择出米里的石子，为麦夫鲁特将在卡巴塔什卖的鹰嘴豆饭做准备。

街对面隔着两户人家，住着一个叫雷伊罕的女人，我和雷伊罕大姐的交情就是坐在台阶上建立起来的。有天晚上，雷伊罕大姐从飘窗里探出脑袋，“你那里的路灯比我们家的灯还要亮！”说完她便拿着手工活下了楼，坐到我的身边。尽管雷伊罕大姐说，“我是东部人，但不是库尔德人。”但就像她的年龄一样，她还是没说出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她至少比我大十到十五岁。有时她羡慕地看着我择石子的手，“拉伊哈，你的手像孩子的手，连一条皱纹都没有，真棒。还那么灵巧，简直就像鸽子的翅膀……”她说，“如果做手工活，你一定挣得比我、比你那天使般的丈夫还要多。我们家那个，因为我的手工活挣的比他当警察的工资还要多，可嫉恨我呢……”

十五岁那年的一天，她爸爸没问任何人就把她卖给了一个毛毡商，她拿着包袱跟他去马拉蒂亚安了家，之后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因为他们就这么把她给卖了，她很生气，她也不接受七个孩子特困家庭的托词。说起这些时她还忿忿不平，仿佛还在跟父母理论。“拉伊哈，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妈，别说把女儿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就算远远地也没让我见过一面。”她摇着头说，而眼睛始终没离开过手上的细活。她对她爸爸生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把她卖给第一任丈夫时，她爸爸竟然没有要求办正式婚礼。对于和她私奔结婚的第二任丈夫，办正式婚礼的要求是她自己提出的，她成功了。“要是还想到不许打我的要求就好了。”有时她笑着说，“你要知道麦夫鲁特的好。”

有时，对于一个男人可能会像麦夫鲁特那样从不打人，雷伊罕大姐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她说这其中也一定有我的因素。我是怎么找到“天使般的丈夫”的，我们在一个婚礼上是怎么远远地看见一次就喜欢上彼此的，麦夫鲁特服兵役时是怎么托人给我送信的，这些故事她让我讲了好几遍。她的第二任丈夫喝酒后会打她，因此在丈夫喝酒的夜晚，她只陪伴丈夫喝下第一杯拉克酒。当丈夫表现出一些打人的先兆时，比如警察审讯的回忆、匪夷所思的指控和辱骂，她就起身离开，拿着手工活来找我。有时我在楼上家里，听到她丈夫（奈加提先生）用一种文雅的语言说：“雷伊罕，我的玫瑰，回家吧，我发誓不喝酒了。”我就知道雷伊罕大姐坐在楼下的台阶上了。有时，我也带着两个女儿一起下楼，坐她身边。雷伊罕大姐说：“你下来太好了，咱们一起坐一会儿，过一会儿我们家那人就该睡着了。”麦夫鲁特出去卖钵扎的冬夜里，她就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一起看电视、吃瓜子、讲故事、陪孩子们玩、逗她们笑。每次看见麦夫鲁特回来，她都会笑着对他说：“真棒，但愿你们永远这么幸福！”

麦夫鲁特有时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但他只把这种感觉存放在脑海的一个角落里，因为他觉得，如果总想着自己幸福，就可能失去它。更何况，生活中原本就有很多恼人的事情足以让人忘记那时的幸福：他生气雷伊罕大姐不仅待到很晚，还爱管闲事；看电视的时候，他生气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先是吵闹，随后一起放声大哭；“明天晚上家里来客人，我们要八到十杯钵扎。”可是第二天晚上却悄无声息，麦夫鲁特在寒风中按响门铃，可那些卑鄙的家伙连门都不给他开，为此他很恼火；在电视上看见库尔德武装分子在哈卡里袭击军用卡车，一个屈塔希亚人孩子在袭击中不幸丧生，孩子的母亲失声痛哭，看到这样的画面，他感到愤怒；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据说风把致癌的云团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上空，于是人们开始对在街上买饭吃和喝钵扎心有余悸了，他对这样的懦夫怒火中烧；他从电线里抽出铜丝，修好了塑料娃娃的胳膊，看见女儿们再次扯下娃娃的胳膊，他很气恼；电视天线在风中颤动，他可以容忍屏幕上出现的片片雪花，但当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时，他就火冒了；电视里正在播放民歌，整个街区突然停电，他因此恼怒；暗杀厄扎尔总理的新闻播到正当中，被警察开枪击中的凶手躺在地上抽搐扭动时（这个画面麦夫鲁特在屏幕上看到至少二十次），人生牌酸奶广告开始了，他怒不可遏地对坐在身边的拉伊哈说：“小贩的营生，就是被这些混蛋用含防腐剂的酸奶断送的。”

如果拉伊哈说：“明天早上你带女儿们上街，让我彻底搞一次卫生。”这会让麦夫鲁特忘记所有这些恼人的事情，因为当他抱着菲夫齐耶、用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牵着法特玛的小手走上街时，他感觉自己犹如世上最幸福的男人。卖饭回家后，一边听着孩子们说话一边打个盹，醒来后和女儿们一起玩耍（这是谁的手，我的手在你的手上，等等），或者正想着这些趣事时，在夜晚的街道上听到一个新顾客喊道，“卖钵扎的，给我来一杯钵扎！”这些都会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

在不问缘由、感恩地接受人生赋予的这些幸运岁月里，犹如季节更替和树叶凋零飘落，麦夫鲁特模模糊糊地发现时光在慢慢流逝；一些树木枯萎了；一些木房子突然消失了；孩子们踢球、小贩和无业游民午睡的空地上矗立起了六七层的高楼；街道上挂起了更大的广告牌和横幅。这一切就像在最后一刻发现钵扎季节或者足球联赛又将结束一样；就像在最后一周的周日晚上才明白安塔利亚体育球队1978年将被降级一样；或者像1980年军事政变后，街上逐渐建起了许多过街天桥，直到有一天他在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怎么也过不了街时才发现一样，因为为了引导民众走上天桥，人行道边安置了栏杆。区长打算从塔克西姆修建一条宽阔的大街到泰佩巴什，大街将在离他们住的街道五条街上面的地方穿过塔尔拉巴什，把塔克西姆和希什哈内连接起来。麦夫鲁特是从咖啡馆的闲聊和电视里的辩论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但他没当真。拉伊哈从街区里的老人和嚼舌的女人那里听来的多数消息，麦夫鲁特也都知道。他的消息则来源于街道和咖啡馆的闲聊，以及花街鱼市和英国领事馆之间那些老旧霉暗的百年公寓楼里的希腊族老妇人。

尽管没有人愿意记住或者说起，但以前的塔尔拉巴什是一个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犹太族人和亚述族人居住的街区。曾经从塔克西姆后面流向金角湾的一条小河，在流经的街区有过不同的名字。（道拉普代莱、比莱吉克代莱、帕帕兹库普如、卡瑟姆帕夏代莱。）后来随着河床被混凝土覆盖，这些名字也就被遗忘了。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河谷另一边的库尔图鲁什和费里柯伊的后背上，只有希腊族人和亚美尼亚族人在那里生活。共和国之后，对于贝伊奥卢的非穆斯林人的第一次打击是1942年实施的财产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德国人的影响持开放态度，向塔尔拉巴什的基督徒们征收其多数人无力支付的高额税赋，还抓捕了交不起税的亚美尼亚族、希腊族、亚述族和犹太族男人，把他们送去了阿什卡莱的劳动集中营。麦夫鲁特听过很多关于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因为交不起税将店铺托付给土耳其人伙计、自己被送去了集中营；有的是为了躲避街上的搜捕好几个月不出家门的药剂师、家具师傅、举家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希腊族人。1955年9月6—7日，希腊和塞浦路斯发生争斗期间，教堂和店铺被手持棍棒和旗帜的人群抢劫破坏，神父被追捕、妇女遭强暴，之后大多数希腊族人去了希腊，没走的人也因为1964年政府的一纸法令，被迫在二十四小时内放弃了他们的家和土耳其。

在酒馆里喝到很晚的街区老住户，或者对那些住进空房子的人有抱怨的人，会悄悄地讲起这些故事。麦夫鲁特听到有人说，“以前的希腊族人比库尔德人更好。”因为政府坐视不管，现在非洲人和穷人来到了塔尔拉巴什，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然而一些被赶去希腊的希腊族人，仍然是地契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和塔尔拉巴什来看自己的房子，但不会受到很好的礼遇。谁也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从安纳托利亚迁徙来的比特利斯人和阿达纳人住进了你们的房子！”因此，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会羞愧地躲避他们的老熟人。他们中有想索要房租而恼羞成怒的人；有持敌对态度的人；也有在咖啡馆里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追忆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但这样动情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麦夫鲁特也曾见过各类流氓团伙唆使街上的孩子向来看房子的希腊族人起哄、扔石子，也正是这些人和国家以及警察联手让人悄悄地住进了希腊族人的空房子，把那些房子租给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穷人。遇到这种情况，麦夫鲁特首先像所有人一样想说：“孩子们停下来，别这样。”但当他想到孩子们根本不会听他的话，背后的煽动者就是自己的房东时，他的脑子就乱了。“希腊人不是也抢占了塞浦路斯吗。”他想起一个自己并不完全明白的不公，带着一半愧疚，一半愤怒，离开了事发地点。

拆除旧房屋被冠以令人赏心悦目的洁净和现代字眼。在无主房里安家的流氓、库尔德人、吉卜赛人、小偷将被清除；大麻和毒品窝、走私贩仓库、妓院、单身汉宿舍、为违法勾当提供庇护的破旧茅舍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条五分钟便可从泰佩巴什到达塔克西姆的六车道大街。

以诉讼抵制征地决定的希腊族人律师、为保护百年建筑而抗争的几个大学生，以及建筑协会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把媒体也招来的区长，坐到一辆推土机的驾驶座上，在掌声中，用挂着土耳其国旗的推土铲开始铲除一座法院还未做出拆除判决的老房子。拆除过程中，尘土钻进了相隔五条街的麦夫鲁特家紧闭的窗户里。推土机周围，照旧是一群由无业游民、售货员、路人和孩子们组成的好奇的人群，以及向他们兜售阿伊兰、面包圈、玉米的小贩。

麦夫鲁特想让饭车远离尘土。拆除旧房子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去过嘈杂拥挤的地方。让他最有感触的是，即将修建的六车道大街，将导致塔克西姆那里拥有六七十年历史的高大公寓楼被拆除。他刚来伊斯坦布尔时，面对塔克西姆的这些楼面巨幅广告牌上，一个有六七层楼高、肌肤白皙、棕色头发、好心的女人，用塔梅克番茄酱和绿克斯香皂来款待麦夫鲁特。麦夫鲁特喜欢这个女巨人带着一种无声却执着的怜爱对自己微笑，每次经过塔克西姆广场时，他都喜欢和她四目相对。

承载着棕色头发女人的大楼，以及楼下卖三明治的著名水晶快餐店被拆除，也让麦夫鲁特感到了悲伤。水晶快餐店是伊斯坦布尔卖阿伊兰最多的快餐店。麦夫鲁特吃过两次这家店自创的辣肉丸加番茄酱汉堡（一次是别人请客），还喝过他们的阿伊兰。做阿伊兰的酸奶是外号叫混凝土的两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提供的，他们来自杰奈特普纳尔的邻村伊姆然莱尔村。混凝土·阿卜杜拉赫和努鲁拉赫兄弟不仅向水晶快餐店，还向塔克西姆、奥斯曼贝伊和贝伊奥卢的许多酸奶销量大的大餐馆和快餐店提供酸奶。在酸奶公司还未启用满载玻璃罐和木箱的卡车配送酸奶之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兄弟挣了不少钱，在库尔泰佩、杜特泰佩和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圈了很多地皮。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们便和酸奶小贩们一起从市场和街道上销声匿迹了。麦夫鲁特把水晶快餐店的拆除看作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从中他也意识到，自己嫉妒晚上连钵扎都不用卖、比自己能干而且富有的混凝土兄弟。

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二十年。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过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在他看来，城市并非自己走入其中的一个早已建好的地方，他喜欢把伊斯坦布尔幻想成一个自己在其中生活时建造起来的，未来将更加漂亮、清洁和现代的地方。他喜欢那些住在老房子里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人们对自己的友善。当自己还在村里甚至还未出生时，这些老房子就建好了，它们拥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暖气、电梯和高高的屋顶。但他也记得，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老房子里，自己依然还是城市的陌生人。老公寓楼里的看门人，即便不是故意的，他们也要比任何人都更加鄙视自己，因此他总是害怕自己在那里做错什么。麦夫鲁特还喜欢陈旧的东西：在边远街区卖钵扎时，他发现的墓地的氛围；布满苔藓的清真寺墙壁；黄铜水龙头、枯竭破损的饮水池上面看不懂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文字。

有时他想到，当所有进城的人都变得富有、拥有房屋地产时，尽管辛勤劳作，自己却只能勉强度日，卖饭其实赚不到钱。那种时候他就觉得，不满足于真主恩赐的幸福，就将是忘恩负义。有时，这种情形不常发生，他从鹳鸟的迁徙知道季节变了，冬天结束了，他同时也感到自己在慢慢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