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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卖饭生涯的第七个年头，麦夫鲁特开始更多地发现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排斥。他有时对这些人说：“如果您不喜欢我的米饭，我可以把钱退给您。”但这些年轻的职员不曾有人把钱要回去过。然而更加贫穷、粗暴的一类人，易怒的顾客，恬不知耻的孤独者，对于他们吃剩一半的米饭，则只想支付一半的饭钱，麦夫鲁特也应允他们。他把没碰过的那半边剩饭和干净的鸡块，以任何人，甚至他自己都难以察觉的速度，一下子放回玻璃柜里的米饭和鸡块里。碰过的米饭和鸡块，他就存放在一个盒子里，留给野猫吃，或者回家之前扔进垃圾桶。晚上回家他从不跟妻子说，有些盘子里的食物没吃完就还给了他。拉伊哈六年来一直以同样的认真和仔细烹饪米饭和鸡块，因此麦夫鲁特认为那不该是她的错。麦夫鲁特试图弄懂，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像以前的人那样朵颐大嚼地吃他的鸡肉饭，他想到了很多原因。
很遗憾，关于街头小贩“肮脏”的错误观念，通过电视和报纸迅速在年轻一代人中传开。牛奶、酸奶、番茄酱、蒜肠、罐头公司，在广告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他们的产品“不经人手”全都产自生产线，因而是“洁净卫生”的。有些晚上麦夫鲁特在家里忍不住冲着这些电视广告嚷道，“去你妈的！”而这会吓到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因为他留给了她们一个电视机是个活物的印象。有些客人买饭前，会扫视一番盘子、杯子、刀叉是否干净。麦夫鲁特也知道，这些满腹狐疑、挑剔和有洁癖的顾客，如果和熟人、亲戚们在一起，就能够十分坦然地从同一个大盘子里拿东西吃。其实对于熟悉和亲近的人，他们并不讲究卫生。而这意味着，他们没把麦夫鲁特看作自己人，不信任他。
麦夫鲁特在最近两年里发现，站着狼吞虎咽吃米饭充当午餐，还有“看似穷”的令人反感的一面。再者，如果把鹰嘴豆饭当作正餐，而不是像面包圈、馅饼那样当点心，又不足以填饱肚子。鹰嘴豆饭，又不像放了葡萄干和肉桂粉的贻贝塞饭那样，具有奇特的味道。直到两三年前，贻贝塞饭还作为一种昂贵的食物只出现在某些特别的酒馆和熟食店里，尽管麦夫鲁特好奇却一次也没品尝过，是马尔丁人把它变成了一种人人都吃得起的廉价街头小吃。机构跟街头小贩订餐的年代也过去了。随着这些爱用一次性塑料刀叉的年轻职员的出现，街头小贩的黄金年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包括那些兜售奥斯曼时期传下来的阿尔巴尼亚炸羊肝、烤羊头、烤肉丸的小贩。以前在一个大机构门口卖肉丸的人，可能最终在同一个角落里，开起了一家供他的那些老顾客午饭时光顾的肉丸店。
每年，钵扎季节开始之前，天气开始转冷时，麦夫鲁特都去锡尔凯吉的批发市场买一大麻袋足够用上一年的干鹰嘴豆。今年他的钱不够买一大麻袋的。也许卖饭的收入并未减少，却赶不上女儿们吃穿的花销。麦夫鲁特有时带着发自内心的热情，有时则带着愧疚和无能为力的心情，为孩子们支付越来越多的花销，比如在电视里一听到它的奇怪欧派名字就恼火的提匹提普口香糖、金色巧克力、盒装超级冰激凌、花朵状糖块、剪报上赠券换来的电池玩具熊、五颜六色的发卡、玩具钟表和镜子。如果没有已故父亲留下的库尔泰佩房子的租金，没有拉伊哈为雷伊罕大姐找到的嫁妆店做手工攒下的钱，单靠麦夫鲁特夜晚卖钵扎挣来的那些钱，就连支付他们的房租和购买取暖用的液化气挨过寒冬都困难。
午饭后，卡巴塔什熙熙攘攘的人群变得稀疏了，麦夫鲁特开始为自己寻找两点到五点卖饭的另外一处落脚点。塔尔拉巴什大街开通后，他们家似乎反而离独立大街和贝伊奥卢更远了，还掉了档次。大街横穿塔尔拉巴什街区，大街上面的小巷，转眼间布满了夜总会、酒吧、唱民歌喝酒的场所，居民和穷人远离了那里。这些房地产价格也随之上涨的街巷，成了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娱乐中心区的一部分。下面的街道则没能跟着沾光，恰恰相反，为了不让行人走上六车道马路，人行道边和马路中央设置的铁栅栏和混凝土隔离墩，把麦夫鲁特居住的街区，推到了更下面的卡瑟姆帕夏，也就是造船厂废址当中的贫困工人街区。
麦夫鲁特傍晚从卡巴塔什回家时推着车，既无法跨越六车道上的混凝土隔离墩和铁栅栏，也无法上下过街天桥，因此他无法穿过独立大街的人群抄近路，而只能绕到塔里姆哈内。除了报上说的“怀旧的”（麦夫鲁特不喜欢这个词）有轨电车，独立大街变成了步行街。（准备工作没完没了，街道变得坑坑洼洼。）国际品牌开设的大连锁店，也让小贩们进入这里变得更加困难。身着蓝色制服、戴着墨镜的贝伊奥卢区政府的城管们，不仅在主街上，在四周的小巷里，也不给卖面包圈、磁带、贻贝、肉丸、杏仁、热狗、三明治的小贩和修打火机的人一点儿机会。有一次，一个卖阿尔巴尼亚炸羊肝的小贩，没有隐瞒自己和贝伊奥卢警察局的关系，他告诉麦夫鲁特，任何能够在独立大街周围站住脚的小贩，要么是警察局的便衣，要么就是每天定时向警察提供情报的线人。
犹如一条连绵不绝的河流的分支，贝伊奥卢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也时常改变路线、方向和速度，人们就像改变河床的支流，开始向别的角落和路口聚集。最先来到这些新聚集点的依然是小贩，城管驱赶他们时，三明治和烤肉快餐店开张了，随后转烤肉店、兼卖香烟的报亭也开张了，小巷里的杂货店开始在门前卖起了转烤肉和冰激凌，蔬果店开始夜间营业，一些地方则开始不停地播放本土的流行音乐。麦夫鲁特发现，由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街上出现了许多他之前根本没注意到的合适角落。
麦夫鲁特在塔里姆哈内的一条小巷里，一个堆放建筑木材的角落和一栋废弃的希腊老房子之间，找到了一个停放三轮车的角落。有段时间，他下午就把车推进这个角落等候顾客。对面供电局大楼门口，排队等待交费、重新开启被拉掉的电闸、申请挂电表的市民，很快就发现了卖饭的小贩。正当麦夫鲁特思忖中午不去卡巴塔什而来这里能做更多生意时，头几天作为封口费白吃饭的工地门卫说“他们的老板不乐意了”，便支走了麦夫鲁特。
麦夫鲁特朝前走了两百米，来到两年前被烧毁的荣耀剧院废墟旁的一块空地。这家荣耀剧院的剧院楼，隶属于一家亚美尼亚人基金会，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木结构建筑。剧院在1987年的一个寒冷冬夜里起火了，卖钵扎的麦夫鲁特远在塔克西姆都看到了熊熊火焰，他和全城人一样跑去看了。据说以前举办西方音乐会的这个荣耀剧院，因为上演了一出揶揄教徒的话剧而被纵火的，但这一说法一直未被证实。麦夫鲁特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教徒”这个词的。对于那时的麦夫鲁特来说，对伊斯兰教不敬的一出话剧，当然不该被宽容，但烧毁一栋巨大的老楼也是一种过激行为。在街上挨冻期待顾客的麦夫鲁特有时想起，楼里被活活烧死的门卫的灵魂、从这古老剧院里获得过愉悦的所有人都会早早死去的不祥预言、整个塔克西姆广场和这里以前都是亚美尼亚人墓地的传言。由此他觉得没人到这个不引人注目的隐蔽角落来吃鸡肉饭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坚持了五天，随后决定去寻找另外一个角落来停放他的白色三轮车。
在塔里姆哈内、埃尔玛达的后面、下坡到道拉普代莱的小巷、哈尔比耶周围，麦夫鲁特花了很长时间为三轮车餐馆寻找一处落脚地。这些地方夜晚依然还有买钵扎的老顾客，但白天它们在麦夫鲁特的眼里却仿佛是另一番模样。为了在汽车零配件店、杂货店、小救济所、房地产中介所、沙发修理店、电器店之间更方便地行走，他有时把小车寄放在剧院废墟旁边的理发店。在卡巴塔什的时候，他想上厕所或去周围走两步时，也会把小车托付给卖贻贝的朋友或是一个熟人，但为了不错过顾客，他会马上回来。而在这里，麦夫鲁特却像逃离般地远离他的小车。他觉得这种感觉好似出自他的梦境，仿佛自己想要忘记小车，为此他感到愧疚。
一天，他在哈尔比耶的人行道上看见了前面的奈丽曼，他的心跳还是加快了，他对此感到诧异。这是一种类似在街上偶遇自己年轻时代的令人惊讶的感觉。更何况女人突然转身看橱窗时，麦夫鲁特立刻发现她不是奈丽曼。同时，最近几天在哈尔比耶，当他走在旅行社对面时，他意识到，奈丽曼还存留在脑海里的一角。有那么一会儿，在记忆的薄雾里，他的眼前浮现出十五年前仍然幻想着拿高中文凭的那些日子：那时更加空旷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独自在家手淫时感到的愉悦；因为满心孤独而产生的深思；秋季落满栗树和枫树叶的大街；怜爱地对待麦夫鲁特这个善良的卖酸奶孩子的老顾客……现在他一点也不记得，在他经历所有这一切时，曾经在心里和胃里感到的孤独和忧伤。因此他真诚地想到，十五年前的自己是多么幸福。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懊悔，仿佛自己虚度了光阴。而事实上他和拉伊哈在一起很幸福。
回到剧院废墟时，饭车已不在那里。麦夫鲁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阴沉的冬日，天比任何时候都黑得早。他走进了早早开灯的理发店。
“城管把你的车拉走了。”理发师说，“我说他马上回来，可他们就是不听。”
小贩生涯里，麦夫鲁特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费尔哈特：麦夫鲁特的饭车在我们那里被城管没收的那些日子里，我也开始作为收费员，往来于位于塔克西姆的看似希尔顿酒店的供电局大楼，但我从未遇到过麦夫鲁特。如果我知道他把饭车停在我们那儿的小巷里，我会去找他吗？我不知道。麦夫鲁特的情书其实不是写给他的妻子，而是我的妻子的说法，即便只是作为一个推论被提出，我也立刻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澄清我的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
我知道，在考尔库特的婚礼上，麦夫鲁特只那么远远地看见过一眼阿卜杜拉赫曼的另外两个女儿，因此麦夫鲁特在情书里真正对谁有意，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并不知道麦夫鲁特去抢拉伊哈时，其实幻想的是萨米哈。因为麦夫鲁特羞惭地对我隐瞒了这点。也就是说，作为我的个人观点，我没什么可烦恼的。但从我们的官方观点来看，我俩要成为朋友，都勉为其难：因为麦夫鲁特给日后成为我妻子的女孩写了情书……而我因为诱惑抢走了麦夫鲁特爱上却没能得到的女孩。不管个人观点是什么，在我们国家，持有这个“官方观点”的两个男人，别说握手做朋友，就连在街上遇到不立刻打起来都很难得。
饭车被城管没收的那天，麦夫鲁特晚上还是按时回了家。拉伊哈一开始并没发现他没推车回来绑在后院的杏树上。但看见丈夫的脸色，她意识到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没事，”麦夫鲁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把它要回来。”
他告诉两个说了反而不明白、不说便能洞察一切的女儿，车轮的螺钉松了，他把车放在了下面街区的一个修车朋友那里。他给她们每人一块带画片的口香糖。于是，晚饭上他们敞开肚子吃了拉伊哈为第二天准备的鸡块和新鲜米饭。
“这些就留到后天卖给顾客吧。”拉伊哈说。她仔细地将没吃的鸡块放进锅里重新放回了冰箱。
那天晚上，一个让他把钵扎送去厨房的老顾客对他说：“今晚喝了酒，其实本不想买钵扎，麦夫鲁特。但是你的声音太感人、太忧伤了，我们没忍住。”
“让钵扎卖出去的正是小贩的叫卖声。”麦夫鲁特重复了这句他跟顾客们说过上千次的话。
“你好吗？哪个女儿要开始上学了？”
“感谢真主，我们都很好。大女儿今年秋天就要上学了。”
“太好了。不念完高中，你不会让她们嫁人的吧？”年迈的女顾客轻轻关上门时说道。
“我要让两个女儿全都去上大学。”麦夫鲁特对着慢慢关上的门回答道。
但无论是这美好的对话，还是碰巧那晚都对他十分友好的其他顾客，都没能让麦夫鲁特忘却丢失饭车的痛苦，哪怕只是一瞬间。他好奇饭车会在哪里，他想，如果落入了马虎粗野的人手里，车子就会被损坏，车子可能淋到雨，煤气罐可能被偷走。他无法想象，三轮车离开了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天，他去了贝伊奥卢区政府的城管部门。奥斯曼时期留下的、奢华却破败的老旧木楼里，有几个小贩和他一样被没收了小车和小桌。他在塔尔拉巴什的街上遇到过一两次的一个旧货商，对麦夫鲁特的小车被没收感到惊讶。像卖米饭、肉丸、玉米和栗子、使用煤气罐或者煤球、车上装有一个宽敞玻璃柜的小贩，他们的小车、炉灶一般不会被轻易没收，因为就像麦夫鲁特那样，他们给城管送礼和免费食物，所以能够待在老地方。
那天，无论是麦夫鲁特，还是其他小贩，都没能要回被没收的小车和小桌。“大概都已经被拆毁了。”一个卖了多年土耳其披萨饼的小贩，说出了麦夫鲁特想都不愿想的可能性。
依据卫生原因制定的区政府条例，以及在通货膨胀中失去了任何意义的罚款，不足以震慑街头小贩，因此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小贩，为了让他们长记性，区政府就拆毁他们被没收的售货器具，销毁他们兜售的不卫生食物。为此有时会发生争执、打斗甚至动刀，一些小贩还在区政府门前自焚、绝食，但这类事情不常发生。小贩们被没收的售货器具，只在选举前为了不丢失选票或通过私人关系，才会被归还。离开区政府时，卖土耳其披萨饼的老练小贩说，明天他就去买一个新盒子。
麦夫鲁特嫉恨那个不去找熟人、以现实主义态度立刻接受要不回盒子和货品的小贩。他没钱去买一辆新的三轮小车并在里面放上煤气罐。即便凑够了钱，他也不再相信卖饭的生意会有利润了。但不知为何他又想，如果能要回小车，他就可以继续以前的生活，就像怎么也不相信没从战场上回来的丈夫早已不在人世的不幸女人，他也怎么都无法接受白色小车已经被拆毁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小车正在区政府的仓库、在用铁丝围起的一块混凝土空地上等待自己的幻觉，犹如一张照片，闪现在他眼前。
第二天他又去了贝伊奥卢区政府。“他们在哪里没收了你的小车？”一个职员问道。当他说烧毁的剧院不在贝伊奥卢而在希什利区政府辖区时，麦夫鲁特的内心顿时充满了希望。他能够在乌拉尔他们和考尔库特的帮助下，在希什利区政府里找到一个熟人。夜里他梦见了三轮小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