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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哈特:六个月后,1997年冬天,麦夫鲁特已经熟悉了收费员的差事。你们不用为他操心,他也在挣钱。挣多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就像儿时卖酸奶,每晚向他爸爸交账那样,他也有规律地向我交账。晚上他就去卖钵扎,不做任何不体面的事情。

倒是我在接近不体面的事情。我道听途说的消息,证实了塞尔维罕确实还跟叙尔梅内人·萨米在一起。对此我难以置信,这种无法接受的事实,使塞尔维罕的幻影变得愈加遥不可及。我不仅在档案里,还在城市里寻找她。夜里我很晚才回家,但即便晚到天亮,终究我还是每天回家的。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在月光夜总会,夜总会的一个老板来到我们桌旁。有伴歌的夜总会耗电量很大,因此老板喜欢和收费员交朋友。夜总会给我们特殊优惠,让厨房给我们送来一盘盘免费的凉菜、水果和大虾。在每个浮华的夜总会里,时常可以看见这种食客—官僚—团伙的饭局。夜总会希望他们做的就是坐在那里,不引起“客人”注意,不给左右送花点歌。但那晚,我们那桌却格外引人注目,据说是老板左臂右膀的小胡子先生(在他宽宽的上嘴唇上有一条细细的小胡子),邀请歌手来到我们桌旁,让我们点歌。

一天上午,我和小胡子先生在塔克西姆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我以为他只希望我做一件平常的事情,比如掩饰月光夜总会的偷电线路和几件私办业务。而事实上,他向我摊牌了一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他要“整垮”太阳夜总会。

利用电力公司私有化后出现的新状况、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和翻番的欠费罚款,来“整垮”夜总会甚至豪华餐厅,成为流氓团伙的一个新手段。而此前的八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人已经养成了偷电的习惯。比如,两家竞争的夜总会,其中一家的老板和私营电力公司的收费员联手,在同一时间里,让收费员切断竞争对手的用电并开具巨额欠费单和偷电罚单。关门两周、无力偿还巨额欠费和罚款的夜总会就此破产,退出市场。我听说,最近六个月里,贝伊奥卢的一些酒吧和夜总会、阿克萨赖和塔克西姆的两家酒店(小酒店是非法用电的天堂)、独立大街上的一家销售转烤肉的大快餐店,都被整垮了。

我知道,大的营业场所与警察、检察官和黑社会团伙关系密切,因此只用罚款来整垮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收费员作为个人,即便光明正大地一一指出所有偷电线路和欠费,切断用电,查封电表,有黑社会撑腰的老板们也毫不在乎,他们自己动手接上电,继续营业。当然,随后的一个夜晚,老板们也可能会让人去把勇敢的收费员狠揍一顿。因此组织整垮行动的人,为了不让夜总会事后东山再起,通常会和检察院、警察(至少一个部分)以及一个黑社会团伙协同行动。小胡子先生明确地告诉我,监管月光夜总会的吉兹雷的库尔德人意欲整垮太阳夜总会,也就是意味着向叙尔梅内人·萨米宣战。

我问他,为什么他们觉得我适合去做这么一件危险的事情。

“朋友们从吃饭聊天里得知你讨厌叙尔梅内人·萨米。”小胡子先生说,“另外他们还看见你去太阳夜总会,想方设法搞清楚设备的机关……”

“真了不起,吉兹雷人·杰兹米到处都有耳目。”我说,“但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容我去调查一下,想一想。”

“最近这十年,不仅政客,贝伊奥卢的团伙也变文明了。没人会像以前那样因为谈不拢就在大街上开枪把人打死,你放心吧。”

萨米哈:“再也没法这样过下去了。”几天前我对费尔哈特说,“每天夜里你都快天亮才回来,躺沙发上昏睡。这样下去我要抛弃你了。”

“千万别啊!没你我就死定了!我只为你活着。”他说,“我和你吃了那么多苦,终于熬出了头。我正在干最后一件大事。等我把这件事也干成,咱们就去南方买两个庄园,不是一个。”

我还是相信了他一回,做出相信一点儿的样子。拉伊哈去世已经两年了,时间过得好快。我现在比她去世的时候还大一岁,既没有一个孩子,也没有一个正经的丈夫。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跟维蒂哈说了这事。

“费尔哈特是个好丈夫,萨米哈,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她说,“多数男人都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说一不二,可费尔哈特不这样;多数男人,对他们的妻子尤其小气,但我在你这套漂亮房子的每个角落里都看见了大把大把的钱;多数男人打老婆,你可从来没说费尔哈特打过你。我知道,他是爱你的。千万别做错事。费尔哈特其实是个好人。谁也不能轻易地就抛弃家,抛弃丈夫。走,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再说了,你抛弃了费尔哈特要去哪里?”

我姐什么都知道,就是不懂人为什么会桀骜不驯。

一天夜里我又威胁了费尔哈特,我说我真的要走了。“我们正在终结叙尔梅内人·萨米的皇朝,你在说什么呢!”他对我不屑一顾。

但真正让我伤心、让我对楚库尔主麻的家感到寒心的事情,是麦夫鲁特对法特玛和菲夫齐耶的强求,他说,“你们为什么总是去姨妈家?”我不说是哪个姑娘向我告的密,但我知道,对于两个女儿在她们的姨妈家学会化妆、抹口红、穿衣打扮,麦夫鲁特感到惴惴不安。

“唉,这个麦夫鲁特真丢脸!”维蒂哈大姐说,“他还在纠结信是写给谁的一类事情。你也去费尔哈特那里抱怨他,费尔哈特现在不是麦夫鲁特的老板吗?”

我什么也没对费尔哈特说。做出决定后,我把所有的事情仔仔细细地想了四十遍,开始等待最合适的日子。

费尔哈特:要整垮一家大夜总会、一家豪华餐馆、一家小酒店,有两条路:1.和这些经营场所搞好关系,弄清楚他们的偷电线路布在哪里,教他们私接更聪明的新线路。随后和他的死对头达成协议,实施突袭。2.找到和经营场所合作、帮他们私接偷电线路的专家,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会告诉你一切,包括哪根线穿过哪面墙,哪条是真的偷电线路,哪条线路是为了欺骗国家而接的,哪条是官方的正式线路。当然,这是一步险棋,因为这个教会营业场所私拉所有偷电线路的人(多数其实是国家公务员),不会轻易把这些秘密告诉你。恰恰相反,他会立刻跑去向老板们报告,一个老鼠对某家工厂、某家夜总会的偷电线路很感兴趣。你们知道瓷器和水泥是靠电生产的吗?钱多的地方,血流得也会多。

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档案室的两个老书记员也这样警告过我。我告诉他们,电力公司私有化后,太阳夜总会依然沿袭着偷电的老习惯。抄录夜总会和周围一些房屋、快餐店和工作场所电表的记录本,在一个因为他的强硬而被叫做“军人”的前辈手里。新的惩戒法律颁布后,变得更加勤奋的“军人”,立刻引起了老书记员们的注意。一个周末,我和老书记员们在档案室碰头,在收费员的房间里,找到了“军人”做的关于太阳夜总会的最新记录。两个年迈的书记员,利用档案里的老文件,努力揣摩有四十年历史的太阳夜总会的偷电线路。哪个部分可能有秘密线路,总线上接了几根支线。在他们看着笔记,说起老收费员可靠性一类话题时,我就侧耳细听。

“真主保佑,这里会被整得很惨。”其中一个书记员说。他们不是在试探我,而是忘记了我的存在。夜总会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以前,夜总会老板和团伙间一旦宣战,他们就去劫持、扣留对方的歌手和肚皮舞舞娘,找借口惩罚她、开枪打伤她的腿。有时,一个团伙突袭对手的夜总会,寻衅找碴儿,保镖们进去一通打砸。或者假装普通顾客点一首歌,质问为什么不唱,挑起争斗,也是普遍的一种方法。如果找一个朋友,帮忙把打架、凶杀的消息登上报纸,那些地方的顾客就会立刻作鸟兽散。为了报复,这个夜总会的人就去突袭对方夜总会,他们用枪说话,依然会流血。我喜欢听老书记员们讲故事。

又调查了一周后,我和月光夜总会的几个老板再次见面。我告诉他们,我可以提供必要的技术图纸、推断的偷接点和线路。

“和我们谈的这些东西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小胡子先生说,“我们也制订了一个计划。你住在哪里?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你家一趟,让他们告诉你。尽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在家里见面更好。”

说到在家里,我想到的是萨米哈,而不是塞尔维罕。那天夜里,我想跑回家告诉她,我们终于要熬出头了。我要跑回家跟她说,“我们这就要去整垮太阳夜总会了。”萨米哈会高兴的,因为最终我们将成为富人,也因为我们将好好教训一下这些狗屎大亨。我很晚才回到家,但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就睡着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萨米哈离家出走了。

先生阁下没有教麦夫鲁特一段一念就能赶走野狗的神奇经文,犹如对苍蝇喷毒药……野狗们因为讨厌而冲着他们号叫的人不属于这个地方、不属于这个国家,这个说法正确吗?如果野狗号叫的确出于这个原因,那它们就不会冲着麦夫鲁特号叫,因为即便在最偏远的新街区里,麦夫鲁特在混凝土公寓楼、杂货店、晾晒在外面的衣物、私人教育机构和银行布告、公交车站、拖欠债务的爷爷和流鼻涕的顽童之间,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更何况,1997年2月最后一次拜访先生阁下后,野狗们更少冲他号叫了。麦夫鲁特觉得,这个可喜的变化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这些偏远街区,野狗团伙的势力减弱了。因为在这些地方,没有他从《告诫报》上剪下的那幅画上的老式墓地。尤其在白天,野狗们找不到可以安心栖身等待夜晚的地方,因此无法成群。另外区政府在这些街区安放了笨重的垃圾桶,它们看似带轮子的矿车,个个像城堡一样结实。野狗们无法弄翻这些大金属桶从中觅食果腹。

麦夫鲁特更少惧怕野狗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贫民区对无力偿债的可怜人所表现的宽容。在偏远街区里,麦夫鲁特不像一个野心勃勃、张牙舞爪的收费员那样不放过任何偷电行为。在城外的一个住家,如果发现一根直接连到附近高压线上的私接电线,麦夫鲁特会用眼神(甚至有时用提问的方式),明白地告诉这家的退休爷爷、逃避战火的库尔德阿姨、无业的暴躁爸爸、愤怒的母亲,他看见了这根电线。但随后,对于他们否认私接电线的冠冕堂皇的说辞,他也会做出一副赞同的样子。见此情景,这些人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进而否认麦夫鲁特看见的另外一些私接电线。对于另外一些狡辩,麦夫鲁特则明确表示不相信。比如,电表和住家之间没有直通线路;没有往电表里塞胶片来偷电;试图使电表读数差额归零或玩弄减少电表读数的人,并不是现在的住户。用这个办法,他既能够不去惹恼街区里的人和能够感知陌生人敌意的狗,走进最偏远、最糟糕的街道,确认最肆无忌惮的偷电行为并记录下来,还能够在和费尔哈特见面交账时,交付更多的钱。

“你跨越了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之间的差异,麦夫鲁特。”有一次当麦夫鲁特说到自己和野狗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时,费尔哈特说,“你已经知道怎么和这些人打交道了。现在我要请你帮个忙,但不是公事,跟我的个人生活有关。”

费尔哈特说,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去了杜特泰佩的阿克塔什家,维蒂哈身边。而麦夫鲁特还知道别的事情:他俩的丈人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一听说萨米哈抛弃了丈夫,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刻坐上大巴来到女儿身边,在杜特泰佩安顿下来,为萨米哈声援。但麦夫鲁特没把这事告诉费尔哈特。

“我也有很多错。”费尔哈特说,“我再也不犯错,要带她去看电影。让她回家去。但你不要直接去跟萨米哈说,让维蒂哈跟她说。”

麦夫鲁特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在想为什么自己不能直接去跟萨米哈说。但他没表示任何异议。

“维蒂哈是个聪明女人。”费尔哈特说,“无论在阿克塔什家,还是在卡拉塔什家,最聪明的人都是维蒂哈。她能够说服萨米哈。你去跟她说……”

费尔哈特跟麦夫鲁特说自己在干一件大事。尽管他谨慎地没说出地点、团伙和人的名字,但他希望麦夫鲁特把他说的这些话转告维蒂哈,再让维蒂哈告诉萨米哈。没错,他是因为工作才忽略了妻子。

“另外萨米哈还抱怨了这个,不知道对不对?”费尔哈特说,“据说,你不让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下午去我们家,和她们的萨米哈姨妈做伴。”

“完全是谎言。”麦夫鲁特说了谎。

“不管怎样,你们告诉她,我不能没有萨米哈。”费尔哈特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麦夫鲁特也没觉得他朋友的这句话有多可信,他悲哀地想到,那天的交谈过程中他们都只向对方说出了各自的官方观点。而二十六年前兜售“运气”时,使他俩成为朋友的东西,正是他们对能够互相倾诉个人观点所感到的乐观信念。

两个朋友,就像两个谈了一件普通工作的收费员那样分了手。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维蒂哈:二十年前,我作为儿媳嫁进了这个家,为了平息家里的争吵、掩饰它的缺点、修补它的裂痕,我做了无数努力,但他们还是因为所有缺憾和不快单单指责我,难道对吗?我那么努力地去说合萨米哈和费尔哈特,给了她那么多忠告,跟她说,“萨米哈,别抛弃你的家和丈夫。”可我妹妹还是拿着行李箱跑来杜特泰佩,和我们住在一起,为此他们指责我,难道对吗?伊斯坦布尔是锅,我是锅里的勺,为了给苏莱曼找到一个周正的好姑娘,我忙活了四年,可他却娶了一个老歌女,他们要我为此负责,难道对吗?我那可怜的爸爸为了见女儿来到伊斯坦布尔,和萨米哈在三楼住了一个多月,为此我的公公和考尔库特总是对我板着脸,难道对吗?苏莱曼不回杜特泰佩,甚至不来见他爹妈,理由是“萨米哈在那里”,他这么让我和我可怜的妹妹难堪,难道对吗?“咱们有钱了,搬去希什利吧。”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考尔库特却从来听不进去,可就像跟我过不去一样,苏莱曼和新媳妇却在希什利安了家,难道对吗?苏莱曼和他妻子竟然一次都没有邀请我和考尔库特去他们家,难道对吗?好像杜特泰佩的路不是柏油路是土路,我们街区里连理发店也没有,梅拉哈特总是用一种鄙视的语气说话,难道对吗?算命时,梅拉哈特说,“当然,这些男人压迫你,让你受累了……”她这么装模作样含沙射影地说我,难道对吗?因为有用人,一个新当妈妈的人和客人聊天三小时,喝得酩酊大醉还想唱歌,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宝宝,难道对吗?他们竟然不允许我和可怜的妹妹萨米哈去希什利看电影,难道对吗?考尔库特严禁我上街,就算上街,也严禁我走出杜特泰佩,难道对吗?二十年来,每天中午只有我去杂货店给公公送饭,难道对吗?我要么送去他爱吃的四季豆炖肉,要么送去我精心烹饪的热乎乎的秋葵什锦菜为他换花样,可是每次我的公公只会说“怎么又是这个?”或者“这是什么呀?”。难道对吗?仅仅因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考尔库特就像对老婆那样,也对萨米哈发号施令,难道对吗?考尔库特当着他爹妈的面责骂我,难道对吗?他当着孩子们的面,用轻蔑的语气对我说话,难道对吗?他们什么事都来问我,却又说,“你还是没明白!”难道对吗?晚上一起看电视时,他们从来不让我拿遥控器,难道对吗?博兹库尔特和图兰学他们爸爸的样,对我一点礼貌也没有,难道对吗?他们当着妈妈的面,说最难听的脏话,难道对吗?他们的爸爸那么溺爱他们,难道对吗?看电视时,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不断地说,“妈妈,茶呢!”难道对吗?对于把他们从头伺候到脚的妈妈,他们连一声谢谢也不说,难道对吗?不管你问什么,他们要么说,“行了,妈妈!”要么说,“你疯了吗?”难道对吗?他们把那些无耻的杂志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难道对吗?他们的爸爸每隔一天就很晚才回家,难道对吗?他们的爸爸说着,“她对销售很重要!”招进一个染头发、皮包骨头、丑陋的金发女人,还那么看重她,难道对吗?孩子们对我做的饭菜总是不屑一顾,难道对吗?长了那么多青春痘,他们每天还要吃炸薯条,难道对吗?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作业,难道对吗?因为我那么爱他们,才精心为他们包饺子,可他们一边把饺子一扫而光,一边却说,“肉放少了。”难道对吗?他们往看电视时打瞌睡的外公耳朵里灌可乐,难道对吗?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就像他们的爸爸那样要么说“同性恋”,要么说“犹太人”,难道对吗?“去你们爷爷的杂货店里买一个面包。”每次我这么说,博兹库尔特和图兰都要推脱吵架,难道对吗?在他们不做功课的时候,只要我让他们干活,他们就说,“我要做功课。”难道对吗?对于我的每个警告,他们都回答说,“怎么了,这是我的房间!”难道对吗?四十年一次,当我们准备一家人开车去一个地方时,他们却说“街区里有比赛”,难道对吗?说起他们的麦夫鲁特姨夫,他们鄙视地叫他“卖钵扎的”,难道对吗?尽管他们对麦夫鲁特的两个女儿非常仰慕,却总对她们恶言恶语,难道对吗?“你一边从早到晚节食,一边又不停地吃这些松饼。”孩子们用他们爸爸的口气跟我说话,难道对吗?像他们的爸爸那样,他们也鄙视我下午看的那些女人连续剧,难道对吗?他们说着,“我们去上高考补习课。”却去看电影,难道对吗?留级了,他们不找自身的缺点,却说老师是“疯子”,难道对吗?他们还没有驾照,却要买车,难道对吗?如果他们在希什利看见了萨米哈姨妈,晚上立刻就告诉他们的爸爸,难道对吗?考尔库特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你不愿意就拉倒!”难道对吗?考尔库特把我的手腕捏得生疼发紫,难道对吗?他们用气枪打鸽子和海燕,难道对吗?他们一次也不帮我收拾餐桌,难道对吗?我让他们好好学习时,他们的爸爸却把自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那个驴脸化学老师的故事又说一遍,难道对吗?考试前,他们不好好复习,却忙着准备作弊,难道对吗?所有这些事,只要我稍微抱怨一下,我的婆婆萨菲耶每次都会说,“维蒂哈,你也有错!”难道对吗?他们嘴上整天挂着真主、国家、道德,却一心只想赚钱,难道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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