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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菲夫齐耶结婚后，萨杜拉赫先生每周一次开着道奇出租车，带麦夫鲁特去一个两人都感兴趣、发展中的边远新区。到那里后，麦夫鲁特从后备厢里拿出扁担和钵扎罐，去自己之前从未卖过钵扎的街道叫卖，萨杜拉赫先生就稍微在街区里转一下，随后去一家咖啡馆抽烟打发时间，等待麦夫鲁特。有时他去塔尔拉巴什的家里或是梅吉迪耶柯伊的协会接麦夫鲁特，然后一起回卡德尔加的家里，和他儿子一起吃菲夫齐耶做的晚饭。（麦夫鲁特也开始不时喝上一杯拉克酒。）晚间新闻快结束时，麦夫鲁特就去卡德尔加、苏丹阿赫迈特、库姆卡普、阿克萨赖一带—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叫卖钵扎。萨杜拉赫先生不仅带他去了城墙外，有几次还带他去了像埃迪尔内卡普、巴拉特、法提赫、卡拉居姆里克那样的伊斯坦布尔老街区。其中的三个夜晚，麦夫鲁特去了恰尔相姆巴的先生阁下家，免费留下钵扎，确认无法接近先生阁下后，便匆忙离开，去咖啡馆找萨杜拉赫先生。但对于先生阁下和托钵僧修道院，他对萨杜拉赫先生只字未提。
萨杜拉赫先生是个喜欢小酌的人，每周至少要让人做两三次下酒菜；他对于古老、神圣的事物以及宗教不抱任何敌意；但如果麦夫鲁特告诉他，自己有规律地去一个托钵僧修道院见一个教长，他就有可能会因为麦夫鲁特是“教徒”而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感到害怕。再者，尽管他们之间的友情在快速加深，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如果萨杜拉赫先生发现麦夫鲁特需要向另外一个人打开心扉，倾诉精神上的烦恼，那么就像费尔哈特一样，萨杜拉赫先生也可能会伤心。
麦夫鲁特发现，他和萨杜拉赫先生之间的友谊，类似年轻时和费尔哈特之间的关系。他喜欢和萨杜拉赫先生谈论自己在协会的所见所闻，以及电视上看来的东西。麦夫鲁特知道，在萨杜拉赫先生家吃完晚饭后，他开着道奇车带自己去边远街区，除了友情、好奇和帮助，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麦夫鲁特刚来伊斯坦布尔时，所有这些位于城墙之外的街区都被称为“城外”。然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些地方全都变得彼此相似：窗户硕大的八到十层劣质高层公寓楼彼此挨着；街道歪歪扭扭；建筑工地四处可见；巨幅广告牌比城里的还要大；咖啡馆里坐满了看电视的男人；类似火车车厢的铁质垃圾桶不仅让城市的每个角落彼此相似，也让野狗们无法触及里面的垃圾；装有铁栏杆的过街天桥随处可见；广场和墓地里光秃秃的没有一棵绿树；每个街区里的主街都彼此雷同，在这样的主街上也没人买钵扎。每个街区，都有一座面对广场的阿塔图尔克塑像，一座清真寺；主街上则总会有一家阿克银行、实业银行、一两家成衣店、一个阿尔切利克家用电器店、一家干果店、一家米格罗斯小超市、一家家具店、一家蛋糕店、一家药店、一个报亭、一家餐馆；还有一个综合市场，里面有金器店、玻璃店、文具店、袜子店、文胸店、外汇兑换店、复印店。麦夫鲁特喜欢跟随萨杜拉赫先生的目光来发现这些新街区的个性。“这里清一色全是锡瓦斯人和埃拉泽人。”萨杜拉赫先生在回去的路上说，“环城路把这个可怜的地方全毁了，以后咱们不来了。”或者，“你看见后街上的大枫树和它对面的茶馆了吗，太美了。”“年轻人拦下我，问我‘你是谁’，咱们再也别来这里了。”“他们把以前的农舍改成转烤肉店了。”“这里全是车，人都没法走路了。”“这里落入了一个宗教社团的手里，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他们买钵扎了吗？”
他们不会买很多钵扎。在城外的这些新街区里，人们即便买钵扎，也是出于对从未听说过的钵扎，或只是远远地听到叫卖这个东西的小贩感到惊讶，孩子们好奇，想尝尝味道，才会叫住他。一周后，当他再经过这些街道时，人们就不会再叫住他了。然而城市如此迅速地膨胀，如此坚定地向外扩张并富裕起来，即便只卖这么一点钵扎，对于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麦夫鲁特来说也已足够了。
一天晚上，应麦夫鲁特的提议，萨杜拉赫先生把车开到了加齐街区。麦夫鲁特去了费尔哈特和萨米哈度过婚后第一个十年的家，八年前他和拉伊哈带着两个女儿去过一次。屋后，费尔哈特用发出磷光的石头圈下的那块地皮还空着。费尔哈特死后，这块地皮成了萨米哈的财产。四周一片寂静。麦夫鲁特没有喊“钵—扎”，因为在这些地方没人会买钵扎。
他们去另外一个边远街区的一个夜晚，有人在很高的一栋公寓楼（十四层！）的低层叫住了他，喊他上楼去。麦夫鲁特在厨房为他们倒出四杯钵扎时，夫妻俩和两个戴眼镜的男孩，仔细地打量他，看着他往杯里撒入肉桂粉和鹰嘴豆。孩子们立刻品尝了钵扎。
麦夫鲁特正要离开时，这家的女主人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塑料瓶。“这是一样的东西吗？”她问道。
于是，麦夫鲁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被一家公司灌装在塑料瓶里出售的钵扎。六个月前，一个自己宣布退休的老年小贩告诉麦夫鲁特，一家饼干厂买下了一家即将破产的钵扎作坊，打算把钵扎罐装在塑料瓶里配送给杂货店销售。但麦夫鲁特认为这不可能。“没人会从杂货店买钵扎。”他说，就像他爸爸三十年前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没人会从杂货店买酸奶。”可没过多久爸爸就失业了。他很好奇，忍不住问道：“我能尝一尝吗？”
孩子的母亲往杯里倒了两指高的泛白的钵扎。在他们全家人的注视下，麦夫鲁特尝了一口瓶装的钵扎，立刻皱起眉头，“完全不对。”随后他笑着说道，“现在就发酸了，坏了。您千万别再买了。”
“但这是未经人手、由机器生产出来的。”戴着眼镜、年长的孩子说，“你的钵扎是你在家里亲手做出来的吗？”
麦夫鲁特没有回答。但他感到很悲哀，甚至在回去的路上没跟萨杜拉赫先生说起这件事。
“怎么了，大师？”萨杜拉赫先生问道。他叫麦夫鲁特大师，有时带着嘲讽（麦夫鲁特会发现），有时是因为敬重他在钵扎小贩营生上的执着和技艺（麦夫鲁特装作没发现）。
“没什么，都是些粗俗的人。据说明天要下雨。”麦夫鲁特说着转换了话题。即便是气象问题，萨杜拉赫先生也会用甜美、具有启发性的言语来谈论。麦夫鲁特坐在道奇的副驾驶座上，喜欢看着夜晚成百上千的车灯和窗灯、伊斯坦布尔天鹅绒般深邃的夜空、霓虹灯光下的宣礼塔，一边听他侃侃而谈，一边幻想。他曾经在泥泞的雨天艰难走过的街道，现在却流水般一晃而过。人的一生也在时间的长路上流水般一晃而过。
麦夫鲁特深知，在萨杜拉赫先生家度过的时间是一周里最幸福的时光。他不想把自己生活中的不足和瑕疵带到卡德尔加的这个家里。他一周周地见证了婚礼后菲夫齐耶肚子里的孩子渐渐长大，就像他曾经见证两个宝宝在拉伊哈肚子里慢慢长大一样。他对出生的宝宝是个男孩感到万分诧异：尽管事先通过B超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但他依然坚信自己将会有一个外孙女，他还思忖过如果给她取名叫拉伊哈是否合适。孩子出生后，2002年5月和整个夏天，他陪易卜拉欣玩耍（他们给孩子取了鞋匠太爷爷的名字），在菲夫齐耶给孩子换尿布（麦夫鲁特会骄傲地去看外孙的小鸡鸡）或准备奶糕时为她打下手。
有时，他想更多地见证女儿的幸福，他觉得女儿很像拉伊哈。他们让刚生下一个男孩的女儿准备丰盛的喝酒晚餐，她也二话不说，一边留意着里面的宝宝，一边欣然为他们服务，这让麦夫鲁特感到不安。但拉伊哈在家里也是这么干活、照料一切的。结果就是，菲夫齐耶离开了麦夫鲁特的家，住进了萨杜拉赫先生的家，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但这里也是麦夫鲁特的家，萨杜拉赫先生总这么说。
一天父女俩独处时，菲夫齐耶若有所思地看着邻居家后院的李子树。“他们都是好人……我的女儿，你幸福吗？”麦夫鲁特问道。
老旧的挂钟嘀嗒地走着。好像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种肯定，菲夫齐耶只是笑了笑。
随后一次去卡德尔加看女儿时，麦夫鲁特有一会儿又感到了同样真诚的亲近。正当他想就幸福再问一个问题，嘴里却冒出了完全不同的一句话。
“我非常孤独，非常。”麦夫鲁特说。
“萨米哈姨妈也很孤独。”菲夫齐耶说。
麦夫鲁特跟女儿说了苏莱曼的那次拜访，以及他们之间的长谈。尽管他从未跟菲夫齐耶坦白地谈过信的事情（信是写给她妈妈的，还是姨妈的？），但他确信萨米哈已经跟两个女儿说过这个故事。（当得知爸爸其实对姨妈有意，女儿们会怎么想？）菲夫齐耶没有过多在意苏莱曼多年前对爸爸的欺骗，这让麦夫鲁特轻松了许多。菲夫齐耶不时去旁边的房间照看宝宝，因此麦夫鲁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事情讲完。
“你最后是怎么跟苏莱曼说的？”菲夫齐耶问道。
“我说了，那些信是写给拉伊哈的。”麦夫鲁特答道，“但后来我又一想，因为这句话，我会不会伤了你萨米哈姨妈的心？”
“不会的，爸爸。姨妈不会因为你说了实话而生气。她理解你。”
“你如果看见她，依然跟她这样说，”麦夫鲁特说，“你说，我爸爸向你道歉。”
“好的……”菲夫齐耶说，带着一种表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眼神。
萨米哈原谅了菲夫齐耶没征求自己的意见就贸然跟人私奔，麦夫鲁特知道萨米哈不时去卡德尔加看宝宝。这个问题那天他们没再说起，三天后麦夫鲁特再次过去时也没再提起。麦夫鲁特对菲夫齐耶善于斡旋的温和个性寄予厚望，他不想过多坚持而做一件错事。
他对协会里的生活也很满意。为举办海娜花之夜、小型订婚仪式（单元房对于婚礼来说太小了）、饺子之夜、《古兰经》诵读之夜、开斋饭之类活动，希望使用会所、预定日子和钟点的人多了起来。由于戈屈克村的富人带头，县里所有村庄的人便更多地光顾协会，缴纳会员费。杰奈特普纳尔村八到十公里开外的村庄里的人们也开始造访协会，过去麦夫鲁特对这些更加贫困的村庄鲜有所闻。（努乎特、约然、奇夫泰卡瓦克拉尔。）他们满腔热情地让人做一块属于自己村庄的通告牌，经麦夫鲁特允许后找个合适的地方挂起来。麦夫鲁特整理这些通告牌上的大巴公司的布告、割礼和婚礼的通知、乡村照片，他喜欢在协会里招待和自己同辈的卖酸奶的人、小贩和同学。
他们中最富有的是来自伊姆然村的拥有传奇色彩的混凝土·阿卜杜拉赫和努鲁拉赫两兄弟：尽管他们很少来协会，但捐给协会很多钱。考尔库特说，他们的儿子们在美国读书。据说，作为当时贝伊奥卢所有大餐馆和快餐店的唯一酸奶供应小贩，他们用大多数挣来的钱买了地皮，因此现在他们很有钱。
用卖酸奶挣来的钱投资地皮的还有奇夫泰卡瓦克拉尔的两个人家，他们自己盖房子，一层层加高，并学会了建筑。他们在杜特泰佩、库尔泰佩和其他山头圈下的地皮上，为从村里来的熟人盖房子，变得富裕起来。从周围村庄来伊斯坦布尔的许多人，一开始就在这些工地上打工，随后便成了泥瓦匠、监工、看门人和保安。麦夫鲁特上学时，一些因为开始当学徒而突然从教室里消失的人，之后成了修理师、汽车车身修理师、铁匠。尽管都不富裕，但他们的情况都好于麦夫鲁特。他们的烦恼是让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大多数儿时离开杜特泰佩搬去其他边远街区的人，基本不来协会，但有时他们会搭个熟人的车，去看足球比赛或是参加野餐：麦夫鲁特儿时在街上看见的那个和爸爸一起赶着马车收废品的同龄孩子，是赫于克村的，依然很贫穷，麦夫鲁特也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一些人早早地就衰老了，他们大腹便便、驼背弯腰、头发稀疏、面目全非（面部松弛下垂变成梨形、眼睛变小、鼻子和耳朵变大），以至于麦夫鲁特认不出他们了，他们只好谦逊地自我介绍。麦夫鲁特发现，这些人大多数也不比自己富裕，可他们的妻子都还健在，因此他感觉所有人都比自己幸福。如果再婚，麦夫鲁特甚至会比他们还要幸福。
麦夫鲁特随后一次去卡德尔加时，立刻从女儿的神情里看出，她有新消息要告诉他。菲夫齐耶见到了她的姨妈。萨米哈对苏莱曼三周前对麦夫鲁特的拜访一无所知。因此当菲夫齐耶向她转告爸爸的道歉时，她的姨妈竟然一头雾水。但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她不仅对麦夫鲁特，还对菲夫齐耶生气了。萨米哈说，就像她不希望得到苏莱曼的任何帮助那样，这个问题她也一次都没想过。
麦夫鲁特看见了去调解的女儿那严肃、苦恼的眼神。“我们做错了。”他忧伤地说。
“是的。”女儿说。
这个问题父女俩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谈起。麦夫鲁特在厘清此后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也向自己承认了还有一个“家”的问题。就像他在塔尔拉巴什的家里感到孤独一样，他感觉自己在街区里也像个陌生人。他看见，这些自己生活了二十四年的街道不久将无一幸免地变成另外一个国度，他知道未来自己在塔尔拉巴什将无立足之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塔尔拉巴什大街时，麦夫鲁特第一次听说，由蜿蜒窄小的街道和将被拆除的百年砖房组成的塔尔拉巴什，可能是一处珍贵的历史古迹，他没有相信。那时，只有几个反对开通六车道大街的左派建筑师和学生说过此话，但随后政客、建筑商也开始这么说了：塔尔拉巴什是一颗弥足珍贵的宝石，必须加以保护。因为有很多传言说要在那里建酒店、购物中心、娱乐场所，许多摩天大楼将拔地而起。
其实麦夫鲁特任何时候也没有完全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地盘，但近年来街道发生了巨变，这种情感也与日俱增。女儿们出嫁后，麦夫鲁特也远离了街区里女人世界的消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培养起来的老一代木匠、铁匠和修理匠、店主、为在城里站住脚什么营生都做的勤劳的人家、亚述人，他们全都离开了街区。取而代之的是毒品小贩、住进遗弃房屋的移民、无家可归的人、流氓、皮条客。对于住在城市另外一个地方、询问他怎么还能生活在那里的人，麦夫鲁特则辩解道：“他们在上面的街区，在贝伊奥卢方向。”一天夜里，一个穿着整洁的年轻人慌张地拦下麦夫鲁特，执意地问道：“大叔，有糖吗？”糖，是人所皆知的大麻的别名。即便在夜色里，麦夫鲁特也能一眼就认出从上面跑来自己街道、逃避警察突袭的毒贩，以及往停在路边的汽车轮毂罩里藏匿毒品的小贩，就像识别贝伊奥卢附近妓院里那些人高马大、戴假发的变性人一样容易。
在塔尔拉巴什和贝伊奥卢，任何时候都存在为这类黑暗暴利生意提供保护的团伙，现在马尔丁和迪亚巴克尔人团伙为了市场份额，开始在街道里发生械斗。麦夫鲁特认为，费尔哈特也可能是一个团伙争斗的牺牲品。这些流氓恶霸中最有名的是吉兹雷人·杰兹米，麦夫鲁特有一次看见他和打手们，被一群聒噪、羡慕的孩子尾随着，像喜庆的游行队伍那样招摇过市的场面。
那些新近搬进街区的人，把内裤、衬衫晾晒在室外，把街道变成了一个大洗衣房，这些人也让麦夫鲁特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里。以前塔尔拉巴什也没有那么多小贩车，麦夫鲁特也不喜欢这些新小贩。他还觉得，被自己称作“房东”的那些半野蛮人（这些人每五到六年换一次），就像在最近这两年里一样，可能会突然抽身离开，把房子交给房地产商人、投机商、意欲造酒店的承包商或者别的团伙。他还明白自己将无力支付日益上涨的房租。多年来无人注意的街区，忽然变成了城市里一个聚集了不安定因素和强烈破坏欲的地方。往下隔两栋楼，在楼房的二层，住着一家伊朗人。他们租下这个房子，作为移民去美国前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他们在那里等待领事馆发放签证。三年前地震的那夜，当所有人胆战心惊地跑上街时，麦夫鲁特惊讶地发现，在伊朗人居住的那套小房子里竟然住着将近二十个人。把塔尔拉巴什当作一个临时落脚点的想法，他也早已习惯了。
以后他要去哪里？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有时清晰、理智，有时带着画面和幻想。如果他去卡德尔加，在萨杜拉赫先生家的街区租下一套房子，既可以靠近菲夫齐耶，也不会觉得自己孤单。但萨米哈是否愿意住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的房租也很高。再说，也没人邀请他去，另外离他打理的位于梅吉迪耶柯伊的协会也很远。
要靠近协会，就必须在梅吉迪耶柯伊附近找个房子。当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库尔泰佩他跟着爸爸度过童年的那个家。他第一次这么想到，请苏莱曼帮忙，让房客搬走，他就能够住进自己的家里。他幻想了几次自己和萨米哈在库尔泰佩家里时的情景。
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场协会组织的村际足球赛上经历的事情，让麦夫鲁特万分欣喜，也为他再次去找萨米哈鼓足了勇气。
在村里时，因为不喜欢也不擅长，麦夫鲁特几乎没踢过足球。他踢的球很少能到位，所以没人带他玩。到伊斯坦布尔的头几年里，因为没有时间、热情和第二双鞋，他也没和在街道之间的空地上踢球的孩子们一起踢过球。因为大家都看电视里的球赛，所以他也跟着看。为把各村的人联合起来，考尔库特很重视协会组织的竞赛。由于大家全在那里，麦夫鲁特也去看了最近的几场比赛。
看见人群时，他发现了四周围着铁丝网的球场两边的看台。就像在最后赶上一场全是熟人出席的婚礼一样，他兴奋不已，但他悄悄地找个角落坐下了。
这是一场居米什代莱村和奇夫泰卡瓦克拉尔村之间的比赛。奇夫泰卡瓦克拉尔村的年轻人很认真，尽管一些人穿着长裤，但他们上身全都穿着同色的球衣。居米什代莱村的球员则大多是成年人，他们身着家居服就来了。麦夫鲁特看到一个和他父亲同辈的退了休、驼背、大腹便便的酸奶小贩（每当他踢到球，看台上一半的人都笑着给他鼓掌），还有他那个正好于表现的儿子。麦夫鲁特不仅在他们卖酸奶的街道上，还在杜特泰佩和婚礼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的婚礼，还有很多其他人以及他们孙子的婚礼上）见过他们。他的儿子和自己一样，三十五年前来到伊斯坦布尔做酸奶小贩和读书。（他念完了高中。）现在他有两辆给杂货店送橄榄和奶酪的小卡车、两个给他鼓掌的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妻子。（还有一辆麦夫鲁特随后在外面看见的、把他一家六口全装下的最新款穆拉特牌小轿车。）他的妻子戴着头巾，头发染成金色，比赛间歇为了让丈夫擦汗，起身给他递了纸巾。
麦夫鲁特明白了，那些铺着塑料仿真草坪、夜晚有灯光照明的球场，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吞噬了所有空地、停车场、无主地皮，并在城里迅速扩散：因为尽管大家都有点在强迫自己笑，但成年人的街区足球赛也确实很有趣。观众们在模仿电视里的球赛时最开心。人群不断地对裁判叫喊“罚，罚”，希望裁判像电视里那样，惩罚球员或者判罚点球。进球时，球员们像电视里那样，尖叫呐喊，互相亲吻，久久拥抱进球的球员；观众则不断高喊口号，不时还有一部分人大声叫喊“过来，过来……”，把他们喜爱的一个球员喊到看台边。
有一会儿，正当他沉浸在比赛里时，麦夫鲁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难以相信：所有人都发现了协会的煮茶人和管理者，他们边拍手、边异口同声地叫道：“麦夫鲁特过来……麦夫鲁特……麦夫鲁特……”麦夫鲁特起身，做了一两个笨拙的致敬动作后，突然像电视里真正的球员那样，微微弯腰向他们致了敬。“万岁！”人群叫道。“麦夫鲁特”的欢呼声又持续了一会儿，随后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麦夫鲁特受宠若惊，坐了下来，差点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