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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时，第一次读到《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故事。当时，我刚念完小学一年级，和哥哥去瑞士的日内瓦避暑。我父亲在那里找了份工作，父母都搬过去住了。为了帮助我们在夏天提高阅读水平，姑妈在我们离开伊斯坦布尔时，给我们带了些书，其中就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选本。这本厚厚的书封面精美，书页纸张质地上乘。我记得，那个夏季我把这本书看了四五遍。天气很热时，我就在午饭后回自己的房间休息。我会摊开身子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看着同样的故事。我们的公寓和日内瓦湖一街相隔。当微风从敞开的窗户中轻轻送入，当乞丐的手风琴弹出的旋律从我们屋后的空地飘荡而起，我就会不知不觉地想入非非，幻想着阿拉丁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所在的国度。
我游历过的国家叫什么名字？最初的探寻结果告诉我，那国家遥远而陌生，比我们的世界原始，却更有魔力。你在伊斯坦布尔沿着任何一条街道走下去，都能在路上碰到许多人，他们与故事人物的名字都差不多。这可能让我觉得和他们比较亲近，但是，在他们的故事里，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世界。也许，在极遥远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乡村里，我可以找到故事里的生活，但在现代城市伊斯坦布尔却绝不可能。因此，我第一次读《一千零一夜》时，就和普通的西方小孩没什么两样，为东方世界的精彩所震撼。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故事很久以前就从印度、阿拉伯和伊朗渗入了我们的文化；也不知道，我所出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很多方面都见证了这些神奇故事所依据的传统，或者说，是这些传统——谎言、诡计和欺骗，有情人和负心人，掩饰、扭曲和惊愕——深深织进了我们自己的城市那复杂而神秘的灵魂之中。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通过其他书本发现，我最初读的那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并不是从古代的手稿挑选出来的。法国翻译家，该故事集的第一位编选者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1]声称，他是在叙利亚弄到的这份手稿。加朗并不是从哪本书里选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或者《阿拉丁的神灯》的故事，而是从一个叫哈纳·迪亚布（Hanna Diyab）的阿拉伯基督徒那里听说的。很久以后，在编选故事集的时候，他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这把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话题：《一千零一夜》是东方文学的奇迹。但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斩断了其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所以，我们忽视了印度、伊朗的影响，完全听任西方文学的冲击，而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文化绕经欧洲再度回来。《一千零一夜》有多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虽然其译者有的是当时最具智慧的人，有的却是最古怪、最疯狂、最迂腐的学究。但最有名的译本，当属安托万·加朗的译本。他于1704年出版的故事选集，也是最具影响力、阅读范围最广、流传最久的选本。人们对该选本不吝溢美之词，认为是它第一次让这个层出不穷的故事成为内容确定的实体，而这些故事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声誉，也离不开该版本的功劳。这个故事选集对欧洲写作产生了丰富、有力的影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一千零一夜》之风从司汤达、柯勒律治、德·昆西（De Quincey）和坡（Poe）等人的书页上淅淅沥沥地吹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看完这个选本，就会明白它的影响有怎样的局限性。它总是以所谓“神秘的东方”给我们一种先入之见，那些故事里总是充斥着奇迹，还有离奇、超自然的事情，以及恐怖的场景。而《一千零一夜》的意义应该不仅于此。
我在二十多岁重读《一千零一夜》时，对于这点看得更清楚了。我读的版本是拉伊夫·卡拉达戈（Raif Karadağ）[2]翻译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把这本书介绍给土耳其大众。当然——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我没有从头至尾看完，而是随兴所至，这个故事读读，那个故事看看。这第二次阅读，使我疑窦丛生，很受刺激。虽然我被悬念所吸引，一页一页读得飞快，但我厌烦甚至有时真的憎恶我所读到的内容。话虽如此，我从来不觉得我读书是出于责任感，就像我们有时读经典作品那样。我读书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又厌恨自己为兴趣所制。
三十年后，我现在觉得自己明白了当初是什么让我如此困惑：在大多数故事里，男人、女人都卷入了永恒的欺骗战争。他们之间永无休止的花招、诡计、背叛以及挑衅都让我不知所措。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信赖。女人说的话你都不能相信；除了耍弄小花招和诡计叫男人上当之外，她们一无是处。这种情况在书中第一页就出现了，山鲁佐德[3]为了免于被一个残酷的男子杀害，就用讲故事来迷惑他。假如这种模式在书中再三重复的话，就只能说明，它反映了在产生这种模式的文化中，男人对女人怀有深深的、无法消除的恐惧。这种观点能恰如其分地证明女人用得最好的武器就是性诱惑。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千零一夜》有力地表达了当时男人无法摆脱的最大恐惧，那就是女人可能抛弃他们，给他们戴绿帽子，迫使他们忍受孤独。有一个故事激发了人们最强烈的恐惧感，也展示了受虐狂极端的快乐。在这个故事里，苏丹王的所有妻妾都和黑奴有染，这无疑证实了男性对女性最大的恐惧和偏见。因此，现代土耳其的通俗小说家们，甚至包括热心政治的“社会现实主义者”凯末尔·塔希尔（Kemal Tahir）[4]之流，都要尽其所能从这个故事里挤出点东西来。但是，二十多岁时，我耳闻目睹的都是“决不可相信女人”之类的典型男性恐惧，因此，我觉得这些故事令人窒息，过于“东方化”，甚至有些粗俗。在那些日子，《一千零一夜》似乎特别迎合偏僻街道的趣味和爱好。粗鄙的、两面三刀的、邪恶的人（如果不能一直保持丑陋，他们就会变得丑陋，以产生道德沦丧的戏剧化效果），这简直让人深恶痛绝，因为他们一而再地展示出最恶劣的品质，仅仅就是为了让故事持续下去。
第二次读《一千零一夜》，让我产生反感的原因可能源自于宗教气质。这种宗教气质时不时会折磨着处于西化过程中的国家。那时，像我这样自视现代的土耳其青年，看待东方文学经典，就好像面对着深邃得无法穿越的森林。现在，我认为，当时我们缺乏的是把钥匙，是一种进入文学的方法，它既可以保持现代的世界观，又使我们能够欣赏到阿拉伯式的花饰风格、幽默轻松的打趣和散漫随意的美妙。
直到第三次读《一千零一夜》，我才爱上了这本书。不过，这次我想弄清楚的是，这么多年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西方作者，是什么使这本书成为经典。如今，我把这本书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海洋，一个没有尽头的海洋，它的雄心以及秘密的内部几何构造让我惊讶。我一如既往，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倘若一个故事令我觉得乏味，我会中途把它抛下，转而去看别的故事。尽管我已断定故事的形式、均衡和激情比其内容更吸引我的注意，但归根结底，最能投我所好的，却依然是穷街僻巷的趣味，是那些我曾经深恶痛绝的、龌龊的细节。也许，随着岁月既长，漫长的生活经验会使我逐渐认识到，背叛和邪恶本来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第三次阅读才使我终于能够将《一千零一夜》当做艺术作品来欣赏。我欣赏其亘古永存的逻辑、伪装、捉迷藏的游戏，还有如此之多的戏谑故事。在小说《黑书》里，我吸收了哈伦·拉希德（Harun al Rashid）[5]的精彩故事。他在夜晚乔装出行，监视另一个冒牌顶替的假哈伦·拉希德。我对故事进行了改动，想借此营造伊斯坦布尔20世纪40年代黑白电影的感觉。在相关评论以及英文注释本的帮助下，我在三十四五岁读《一千零一夜》时，已经能够欣赏到该书特有的秘密逻辑、内幕笑话、深长意味、平淡或离奇的美、卑俗的插科打诨、厚颜无耻和庸俗无聊。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藏宝箱。我早些时候与这本书的爱恨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当时，那个看不出书中世界与自己的世界无异的少年，没有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接受生活。那些将该书当做粗俗读物而弃之不顾的愤怒青少年，可以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我已经渐渐明白，就像我们不能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本来面目来接受它，它就仍然会是我们巨大不幸的来源。读者应该不怀期待、不存偏见地来读这本书，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随着自己的异想天开而游逛，听从自己的逻辑。而我现在可能已经说得太多，因为让读者带着任何先入之见去读这本书，都是错误的。
但我还是愿意针对这本书来谈谈读书和死亡的问题。人们谈论《一千零一夜》时总会说到两件事，一是没有人能从头至尾看完这本书，二是任何人如果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看完，他肯定会死。一个警觉的读者如果明白这两个警告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当然就会小心翼翼地前进。但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害怕，因为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无论他是否读过《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1]安托万·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翻译家和考古学家。第一位把《一千零一夜》翻译成法语的人。
[2] 拉伊夫·卡拉达戈，土耳其学者，生平不详。
[3]《一千零一夜》开篇的引子中，萨桑国宰相聪明过人的大女儿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避免了国王山鲁亚尔滥杀女人的行为。
[4]凯末尔·塔希尔（1910—1973），土耳其乡村文学作家，代表作为小说《国家母亲》。
[5]哈伦·拉希德，《真假哈里发的故事》中的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