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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短文是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于作品完成之后的一次飞机旅行。
1998年11月30日
在反复阅读《我的名字叫红》，上千次地修改其标点和断句之后——在交稿之后，我又在想些什么？
我高兴、疲惫，但内心平静，因为总算写完了。我是如此放松、愉悦，如同通过了中学考试，服完了兵役。我去贝尤鲁为自己挑选了两件价格不菲的衬衫；吃了一串烤鸡肉；两眼浏览着店铺橱窗。我在家里歇了两天，这儿、那儿着实收拾了一番；我很高兴这么多年都能将自己交付给我的工作、我的写作。特别是最近六个月以来，当我像一个神秘主义者，付出炽热努力，以期离开他的躯壳那样工作时，我尤其感到高兴。所有无法拼接的草图、所有死胡同和前途晦暗的通道，都在过去两个月里，被我毅然决然地裁掉和抛弃了。我深信，文章最终应该短小精悍、设置巧妙，才能达到行云流水般的畅然。
这本书中，哪些是我，我的灵魂？我要说的是，它大多来自我的生活，少许来自我的灵魂。例如，我把和哥哥谢夫盖之间永无休止的争吵也写进书中，尽管是以一种友善的态度。我并未描述所遭受的毒打，或由此激发的内心狂怒及某些被压抑的欲望。这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红》是对美、对忍耐、对托尔斯泰式的和谐、对福楼拜式的敏感的憧憬。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有的想法。但同时，我也表达了自己对残忍、卑劣、动荡和混乱生活的看法。我希望它成为一部经典；我希望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会去阅读它，每个人都会从中看到他自己；我希望人们意识到历史的残酷，还有我们业已失落的世界之美好。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似乎觉得，其中的神秘情节和侦探故事只是我被迫而为。我自己对其并不感兴趣，但要想再改为时已晚。我担心，没有人会对我可爱的细密画家感兴趣，除非我想到一个策略来吸引读者，我对伊斯兰教和反对具象艺术的条令的思索，使我对他们的世界、他们的逻辑、他们脆弱不堪的艺术工作进行反诘。这就是说，面对当代读者，我不能无视伊斯兰历史对绘画的排斥，对创造力和形象表现根深蒂固的敌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可怜的细密画家才不得不忍受横亘于此的政治侦探情节，这使小说具有了可读性。我应该对画家们表达我的歉意。
《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需要孩童般的激情和由衷的严肃认真来描绘我自身生活的诸多细节，并将其视为经典来进行构思，向全国读者讲述。假如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我对自己会有这么自信吗？我的脆弱、我的不洁、我的堕落和我的诸多缺点——它们不在虚构的小说中，不在语言和结构里，而是能活生生地拼凑出角色的生活和故事。
小说的形式令人乐观，通俗易读；它不是为了挑战生活，而是肯定生活；它无意勾起人们对生活的怀疑和猜忌，而是要呼唤读者去享受生活赋予的奇迹。我希望众多读者会喜欢这本书。尽管有时我也怀疑，是否期待一部作品受人欢迎，就足以说明这个作家有着愚蠢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