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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现仍生活在这里。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他的家族因修建铁路致富。帕慕克上过罗伯特大学，伊斯坦布尔的特权精英阶层都把子女送往这里接受世俗、西方教育。早期，他对视觉艺术非常热爱，但在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后，决定要从事写作。他现在是土耳其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发表于1982年，随后又发表了《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1991年出版英文版），《黑书》（1990/1994），《新人生》（1994/1997）。2003年帕慕克因《我的名字叫红》获得IMPAC都柏林文学奖。这部有关凶杀的神秘小说以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由多重声音来完成叙述。该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他所有小说都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个地跨东西方国家的复杂身份，兄弟手足相残，双重性的存在，美与创意的价值，令人不安的文化影响。《雪》（2000/2004）集中表现宗教和政治激进主义，是他第一部针对当代土耳其政治极端主义的小说。这部作品确立了他在国外的地位，但是国内的反响却意见不一。帕慕克最近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2005）。这本书是对他自己的双重描绘——童年和青年时的样子——还写到了他的家乡。
这次采访奥尔罕·帕慕克，一是通过在伦敦的两次会谈，再就是通过信件往来。第一次谈话在2004年5月，正值《雪》在英国出版之际。当时为谈话准备的房间十分特别，那是一间在酒店地下室拼凑出来的场所，灯光明亮、空调不时会发出噪音。帕慕克来了，浅蓝色的衬衫上套着一件黑色灯芯绒夹克，下身穿着条深色的宽松裤子。他说道：“就算我们死在这里，别人都找不到我们！”于是，我们挪到酒店大厅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在那里谈了三个小时。其间，我们只停下来喝了点咖啡，吃了些鸡肉三明治。
2005年4月，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的出版事宜回到伦敦。我们又在那家酒店大厅的同一个角落坐下来谈了两个小时。刚开始，他显得相当紧张、过于理智。两个月前，他在接受瑞士报纸《每日导报》（Der Tages-Anzeiger）的采访，谈到土耳其时，曾这样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个国家被杀害，除了我，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这句评论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反对帕慕克的运动。毕竟，土耳其政府坚持否认其曾在1915年对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有计划的灭种屠杀，并强制施行法律，严厉制止谈论仍然存在的库尔德人冲突。帕慕克在谈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拒绝把他的话留作公众记录，因为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很快淡化。但是，到了8月份，帕慕克仍然因为他曾在瑞士报纸上所做的评论受到了起诉，依据土耳其刑事法典301法案，帕慕克被诉“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这一罪行最高可对他实施三年监禁。尽管国际新闻界大肆报道他的案件，尽管欧洲议会以及国际笔会对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但当这期杂志在11月中旬出版时，帕慕克还是于2005年12月16日按预定时间接受了审判。
——安琪儿·古利拉－奎塔纳
采访者
要接受采访，你的感觉怎样？
奥尔罕·帕慕克
我有时会觉得紧张，因为对有些没意义的问题，我常会给出愚蠢的回答。用土耳其语、英语回答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土耳其语讲得糟糕，总会说些愚蠢的句子。在土耳其，我因为采访受到的攻击，比因为我的作品受到的还多。那里的政治辩论家和专栏作家们不读小说。
采访者
总的来说，你的作品在欧洲和美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土耳其的批评界对你怎样看？
帕慕克
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了。当我在出版最早的几部作品时，老一代的作家正在衰退。我受到欢迎是因为我是个新作家。
采访者
你在说“老一代”作家时，想到的是哪些人？
帕慕克
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那些觉得文学应该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人。他们是坚决的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实验性。就像许多贫穷国家的作家一样，他们努力为国家服务，耗尽了才华。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喜爱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鲁斯特，我从来不追求以斯坦贝克和高尔基为楷模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60与70年代的文学作品后来变得过时了，因此我是作为新一代的作家受到欢迎的。
9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书销售量之大，是任何土耳其人做梦都无法想像的，而我与土耳其新闻界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了。此后，批评界对我的看法，主要都是针对我受欢迎的程度和作品的销量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关心作品的内容。现在，很不幸，我做的政治评论让我声名狼藉。这些评论都是从国际采访中挑拣出来的，再被一些可耻的民族主义记者加以操纵利用，它们使我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激进、在政治上更为愚蠢。
采访者
因此可以说，有人对你的广受欢迎做出了不友好的反应？
帕慕克
我十分相信，这是对我的销售数字与政治评论的一种惩罚。但是，我不再想谈论这些了，因为这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进行自卫。也许我把整个情况都弄错了。
采访者
你在哪里写作？
帕慕克
我总觉得，睡觉的地方或者与伴侣一起居住的地方应该和写作的地方分开。家庭习惯和琐事不知为何总会扼杀想像力。他们会杀死我心中的恶魔。家庭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常习惯，会让我们对其他世界的渴望逐渐消失，而这渴望正是想像力运转的源泉。因此，多年来，我总是在办公室或是家外边的某个小地方工作。我总是有不同的公寓。
不过，我也曾在美国待了长达半个学期。当时，我的前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住在给已婚学生居住的套房里，根本没有空间。因此，我只好在同一个地方睡觉，写作。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想到家庭生活。这让我不安。于是，我常常会在每天上午开始写作时和妻子说再见，就像一个去上班的人那样。我会离开家里，绕着几个街区走一圈。那样，再回到家中时，我感觉就像到了办公室一样。
十年前，我发现一套公寓，它俯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看到古城的美景。可以说，这里能看到伊斯坦布尔最美的景色。它离我居住的地方步行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公寓里装满了书，我的书桌对着外面的风景。平均每天，我要在这里待上大概十个小时。
采访者
每天十个小时？
帕慕克
是的，我是个努力工作的人。我享受工作。有人说我野心大，也许这话有点道理。但是我热爱我做的工作。坐在桌边，我很享受，就像一个在玩玩具的小孩儿。本质上这是工作，但它也是快乐和游戏。
采访者
奥尔罕，《雪》中与你同名的叙述者，说他自己是一个职员，每天在同一时间坐下来上班。你写作也是这样吗？
帕慕克
我是在强调小说家的职员本性，并把它和诗人的本性相对比。在土耳其传统中，诗人有极高的声望。成为诗人是一件极受欢迎、令人尊敬的事。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政客都是诗人。但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诗人。数百年来，做诗人是确立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方式。这些人大多数把自己的诗歌收集在手稿里，即所谓的迪万诗。而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诗即被称做迪万诗。一半的奥斯曼政客都写迪万诗。这是一种复杂、有学识的写作方式，有很多条条框框。这种诗很传统，喜欢重复。在西方思想传入土耳其以后，这种传统融合了浪漫、现代思想对诗人的看法，即诗人渴望真理。这又给诗人的声望添加了砝码。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小说家是凭借耐心，像蚂蚁一样缓慢地完成长途跋涉的人。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其恶魔似的、浪漫的想像，而是他的耐心。
采访者
你曾经写过诗歌吗？
帕慕克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十八岁时写过诗，并在土耳其发表过一些，但是接着我就放弃了。我的解释是：我觉察到，诗人是那种上帝通过他来说话的人。诗歌会让你像中了邪似的。我试着写诗，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认识到，上帝没在和我说话。我为此感到遗憾，然后努力去想，如果上帝要通过我说话，他会说什么呢？我开始非常小心、缓慢地写作，想把这事弄明白。而答案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于是，我开始像职员一样工作。有些别的作家会认为这种表述有点侮辱的味道。但是，我接受这种表述，我工作得像个职员一样。
采访者
你是说，时间证明写散文对你来说要容易些？
帕慕克
很不幸，不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书中人物应该走进房间，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让他进去。我也许过于自信，但有时这样并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作实验，而只是把涌到笔头的东西写下来。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写小说，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了点进步。我现在有时还会走入死胡同，而我本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人物无法进入房间，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会有这种事！都三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