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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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自六十年代起，初为强军，大建现代军事工业，造成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天津机器制造局、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从国家财政拨款，或从海关税收中截取经费支持。
七十年代起，发现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强军是难为实现的，于是又为富国，大建民用工业，建成东亚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
但是这些企业大都带有一切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一是冗员充斥，人浮于事。福州船政局，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府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达100多人，沈葆祯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荐书盈筐”，“户为之穿”，每月定额经费5万两，“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余两238，也难怪李鸿章批评它，“不足御侮，徒添靡费”。239
第二是行政命令，管理失当。例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选址时既不靠铁矿，也不靠煤矿，而是选择靠近“省城地岸”的汉阳龟山下，主要就是因为“可以时常亲往督察”240，但是此处地势低洼，要建铁厂必须垫高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所以光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高达百万两以上。241
第三是入不敷出，粗制滥造。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每支枪成本比外国的贵7.4两白银，并且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连李鸿章的淮军都拒绝使用它；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时，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而建成后的汉阳铁厂炼一吨铁所耗焦炭一项价格就达白银20余两242。
被李泰国骗了之后，清政府对创建一支现代化海军之事暂时丢下。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占据，虽沈葆桢带兵赴台将他们赶跑了，但这一事件却引起朝野的警惕，奕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
“海防”论压倒“塞防”论，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令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加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所以优先创建北洋水师。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舰。
1879年，又向英国订造了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又通过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当时海军舰队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此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导致技术缺乏更新，设备老化严重24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军，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使洋务派种下了“龙种”，连“跳蚤”也没有收到，既没有实现国家富裕，也没有实现军队强大，人们把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看作是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
洋务运动结束了，它就没给中国历史留下点什么吗？不可能。历史上的任何一笔都会留下永久的印记，而这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能会决定历史的方向。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留下的东西很多。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
清入关之后，虽然也行儒教大礼，称天子，提倡满汉一家，但是本质上还是带有彻底的民族统治特征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而且在政治体系上也一直处于上层的位置。
作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要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必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去完成，这一点，满清认识得很清楚。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认识是，不能完全把政权交给汉族士大夫去管理。于是他们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门满汉夹用，而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即使是在汉人为主的绿营兵里，其将领基本上也都用满洲人。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族士大夫崛起，逐渐取得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清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时间，先后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而湘军集团中的人就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18个省中，有15位巡抚是汉人，15位按察使是汉人，14位布政使是汉人，同时，较低级的官僚机构也被汉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244
同治中兴之后，汉族士大夫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伴随着这种汉族士大夫势力的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有意思的是当朝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面对如此公然的抗旨行为，竟然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的意思“正复相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晚清地方汉族势力的增长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这一削弱的过程一经出现，便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张明在《民国的角落》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党。一天，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这个学生没有辫子，所以防勇们就抓了他，准备将他当革命党送到上面请赏。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虽不认识，但是甘教员出于对剪了辫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将他藏了起来，并让几个学生去找学堂的总办——乡绅钟荣山，说大兵闯学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钟荣山告诉学生抓紧回学堂将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学堂捆人去了，而酒场上一个人却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营的负责人陈家裕。当场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胡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
两件事情，一件大事，一件小事，从这两件事件中，我们明显地看出了政府权威的弱化速度，仅仅十一年，地方乡绅力量的增长已经到了敢于和政府武装叫板的地步，而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
地方势力的增长，不断推动着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瓦解。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帝制也宣告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