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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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于一片石这个地方，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从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则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清军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以及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皇太极将大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至少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为什么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大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伙。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李自成军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李自成下令将这位福王杀死，剁其肉，与鹿肉煮在一起，称为“福禄宴”。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辞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清军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大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大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大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大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同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孙传庭担任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此刻的皇帝，一方面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似的，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曰：“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先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使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家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崇祯妻子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成了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薛国观在职期间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与薛国观一样倒霉的还有“奸臣”周延儒。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意思。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