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恢复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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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争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间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在内战期间发生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农村回到城市，是否能得到知识界的支持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在争取知识分子之前，共产党必须巩固和扩大它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的农村根据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放弃了抗日战争期间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重新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之一是它在农村的失败。他们在作品中描述了农村的经济是如何糟糕，甚至无法维持农民的生活，更不用说支付政府和政府军队的开销了。或许出于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知识分子批评最严厉的是政府本身的腐败、政府对农村的冷漠态度以及战争给已经十分贫困的农民带来的更大的负担。自由知识分子一般都支持“耕者有其田”原则，但在内战期间，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引起他们同等程度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农村问题”——中国落后的农业水平和农民的极端贫困——从来没有成为学者和政治官员调查和讨论的对象。他们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可以分为两种。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总体而言，城乡关系和农村社会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具有剥削性的。另一部分人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总的来说，左翼人士持前一种观点，右翼人士持后一种观点。自由主义者则是分别对这两种观点的一部分表示赞成，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1]

1946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农业协会年会上，这两种观点被同时提了出来。中国农业协会是一个无党派团体，成员大约有4000人，它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的农业发展、民主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但这次会议上，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参加会议的各党派代表都详细阐释了它们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

来自社会部、上海市社会局、国民党中央总部以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阐述了政府的农村政策。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的发言显示出十足的愚昧无知，他们扭曲了政府最开明的政策。一位绅士情绪激动地坚称，中国的农村没有任何冲突。他声称，和习惯待在家里、甚至不知道邻居姓名的城市居民不同，乡下的人情味要重得多。即使是地主和农民，也相互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城市知识分子从来不能肯定，他们关于农村情况的分析是否是正确的。这位绅士主张教育农民，使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认识。国民党的主要观点是，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就能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国民党代表特别提到共产党，谴责后者采取暴力解决农村问题以及出于政治目的操作农村问题的做法。[2]

这些发言与其说代表了国民党的官方政策，不如说反映了人们对国民党政策实施状况的普遍态度。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分裂之前的1926年，25%的减租政策被明确写入了国民党党纲。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减租政策就是以此为蓝本的。国民党最初的方案将主要农作物的最高地租限定为收成的50%。25%的减租是在50%最高地租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减租之后，主要农作物的最高地租将不超过收成的37.5%，非主要农作物将不缴纳地租。尽管这些条款被写入了1930年的全国《土地法》里，但它们从来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

1937年，政府对《土地法》进行了修订，目的是进一步削减地租，并且如同孙中山最初主张的那样，将土地所有权逐步转移到农民手中。根据1937年的土地法修正案，地租不得超过土地价值的8%。但这一次的修正案同样没有得到认真实施，日本人的入侵成了最直接的借口。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被正式写入国家重建大纲。不仅如此，同一年制定的新土地法和宪法当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同一时期，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也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对当前的地租条款进行改革。[3]即使在美国人的督促下，国民党政府的地租改革从来没有超越实验阶段，直到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以后，它才开始真正实施这一改革。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农业协会会议上，共产党代表华岗声称，农业改革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改变生产关系是农业改革的关键。提高生产力和农业技术首先必须改变一小部分不从事生产的人拥有大部分土地和控制广大农民的“封建的生产体系”。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困，技术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的收益都以高额地租、利率、政府限价以及不合理税赋的形式落到了地主、放债者、商人、官员的口袋里。

华岗随后在会议上列举了共产党为实现农村改革在解放区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实际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联合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放弃了土地改革，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方法，它们包括：减租25%、征收单一的累进税、提供低息农业贷款、鼓励富农从事生产劳动、开荒增产、增加棉花种植面积、通过组织劳务交换和劳务小组协调劳动力的使用、促进农村文化和教育活动。

华岗继续介绍，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用更为进步的政策取代了减租政策，即完全废除地租并将土地所有权转交给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完成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具体途径是，共产党没收满族人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占据的土地；没收日本人和汉奸在抗日战争期间强占的土地；没收所有被强行或非法占有的土地及为逃避税收未登记的“黑地”，然后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地主被要求对农民进行赔偿，因为他们是各种封建剥削的受害者。那些由于无力支付借款而失去所有权的土地被归还给原主。不仅如此，一些地主自愿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佃户，延安当局正在考虑对地主进行赔偿的方案。[4]

毫无疑问，共产党的确正在进行他们的代表所描述的土地改革。当时聚集在华北和东北国民党控制城市里的大量失去土地和财产的地主家庭印证了这位代表的发言。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清楚地显示国共两党在农村政策以及具体做法上的区别了。的确，国民党代表对共产党最尖锐的批评是后者利用农村问题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但那些真正了解共产党在农村做法的人毫无疑问也了解这种做法的政治意义，无论他们本人持怎样的政治立场。在知识界的观察者看来，土地改革使共产党能够“在农村扎根，并发展壮大。”他们指出，正是因为土地改革，共产党才能有效地完成下面三个重要任务：征粮、征兵、保卫根据地。

不幸的是，当时的观察者没有仔细分析和描述这一重大变化完成的具体过程。因此，他们给此后学习历史的学生留下了许多只能通过推理和猜想回答的问题。其中有三个最关键的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几个问题中导出：

1．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立刻开始了土地改革，当地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取得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自由知识分子断言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才得以发展壮大，他们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共产党自己也反复说——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相对私密的党内文件——只有通过土地改革，他们才能充分动员农民，在与国民党的斗争时取得他们的支持，他们这样说又是什么意思呢？下面一段文字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过去10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人民的民主解放运动之所以会失败，因为它只是极少数人的事。只有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之后，自由解放运动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经受住严峻的挑战。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农民三次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抗战胜利后，他们第四次提出了土地要求。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同意农民的这一合理要求，同时确保地主也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耕者有其田”的实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蒋介石接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要求，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有可能再次遭遇1927年那样的失败。[5]

2．到1948年春天，战争开始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这时起，共产党认真地考虑了它将在南方实施这一政策，与华北相比，南方的租佃制更为普遍。如果土地改革真的像共产党宣称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们在新解放的地区突然中止执行这一政策？

3．最后，毛泽东自己指出，是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教会了他们怎样革命。[6]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最为温和的。毛的这一早期声明和“只有土地改革才能在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中为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最大的支持”的说法之间有怎样——如果有的话——的联系呢？具体来说，如果土地租佃不是华北的主要问题，那么在抗战时期，减租政策在动员农民上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本章随后的部分将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解答。通过这几个问题及其解答，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了解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农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