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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h4>
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驾车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Z字形小路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作响。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达格利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注视着这盏灯，意识到达格利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不免既生气又窘迫。他知道必须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由于今晚的成功，汇报应该会比较愉快——可经过这漫长的一天之后，他不希望警司还让他开会讨论，再熬上一夜。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然后把门上了两道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座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觉得异样，现在却又令他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光亮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令人讨厌，又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经空了一半。马斯特森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让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正踮起了脚轻轻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二楼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文件。马斯特森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掩藏起自己的吃惊。警司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绉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非常熟悉。马斯特森想——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司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和利用它们。他很早以前就断定达格利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骄傲的。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马斯特森发现他也会有那么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有点心满意足。达格利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用非正统的方式获取情报，先生。”
“你看起来倒像是被用非正统的方式玩了一把。”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受的伤避之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至于会跳得筋疲力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某种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简直如同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本能警告他，达格利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他用另一种方式把晚会做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感到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格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最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自己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格利什默默地听着。他那茧子般的脑袋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讲述完之后达格利什抬起头来。
“对你自己的工作很欣赏，是吗，警官？”
“是的，先生，今晚大多数时间我都做得很出色。”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你是打算责备我吗，先生？”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诱惑。
达格利什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我认为要求一个侦探事事与人为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有趣，那么你大概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马斯特森脸红了，不再吭声。这就是达格利什说出的话！达格利什从不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一样。他挖苦人的才能就像一根棒子，能将一切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绝不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挑剔，过于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接受但有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达格利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一样。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格太太，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的话可信吗？”
“很难说。我认为她没必要撒谎。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感觉不愉快。误导我们也许能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例如，她也许用格罗贝尔这个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