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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h4>
9点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格利什走出伦敦警察厅，穿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赫斯费利路之间，虽然不是特别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幢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劝说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体肿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达格利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滔滔不绝地夸张地发出一连串的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里面非常闷热，散发出家具抛光油的气味，室内刻意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开着，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那具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不曾把她的个性消除掉，至少目前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躯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它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仿佛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派。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个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个没封口，上面写的是：“有关人员收。”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格利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画长而尖。他很吃惊地想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派，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
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控制整个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事终于公之于众，马库斯·柯恩先生和达格利什坐在法庭后排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格利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个果酱瓶，装了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做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
他把信抖开，放在烟道的凹进处，擦着一根火柴，在信纸的一角点了火。但是由于通风不够，纸张又硬，他不得不举起信纸，轻轻抖动，直到他的指尖都快熏黄了，发黑的纸张才从他手中飘起，在烟道凹进处的黑暗中消失不见，它被吹起来，飘进这夏季的天空中去了。
<h4>2</h4>
就在同一天的十分钟之后，比勒小组驾车开进约翰·卡朋达医院的正门，车子一路来到门房的小屋前。迎接她的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新来的年轻门房。他穿着夏季制服，没穿外衣，只穿了件衬衫。
“你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吗？早上好，小姐。恐怕从这扇大门进去到达新建的护士学校不太方便。它目前只是一幢临时性建筑，小姐，就建立在起过火的那块空地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它靠近原来的护士学校。如果你在第一个转弯处……”
“我知道了，谢谢你，”比勒小姐说，“我认识这条路。”
急诊室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比勒小姐开车慢慢经过时，达克尔斯护士戴着镶花边的帽子，系着正式护士的蓝色皮带，从医院里走出来。她简短地和护送人员商量了几句，就站在那里监督着病人的转运。在比勒小姐看来，她不仅身材长高了，职位也升高了，从这张自信的脸上再也看不出那个胆小的护士学生的痕迹来。看来达克尔斯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了。好吧，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伯特双胞胎大约也已得到提升，在这家医院的某个部门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戈达尔护士结婚了，比勒小姐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结婚公告。听伯罗斯说，希尔达·罗尔芙在中非某地当护士。会有一个新来的首席导师主持今天的这次会议。也有一个新来的总护士长。比勒小姐想起了玛丽·泰勒，心想如果她不在护理行业，大约也会在某个地方挣得一份好生活吧。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泰勒们生来就是幸存者。
她沿着熟悉的小路开过去，路两边是夏季干枯的草坪，花床上玫瑰花的花期已过，因此花床显得不甚整洁。她的汽车转进绿树掩映的小路。空气宁静而温暖，窄窄的小路被早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映出许多方格形的亮点。上次记忆中的最后一角，南丁格尔大楼，或者可说是它的残骸，出现在她面前。
她再次停下车来注视，整座大楼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劈刀笨拙地劈成了两半，它好像一个嬉闹的生灵被截了肢，裸着身体，带着羞耻，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一段没有了栏杆的楼梯，被残忍地截断了，向着虚空旋转上去；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根精细的灯丝被一根电线吊在一块破裂的门板上；楼下那列半圆形窗户的玻璃都没有了，成了一列用石头雕成的优美的连拱廊，从中可以看到里面褪了色的墙纸，上面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方块，那是曾经挂过画幅和镜子的地方。裸露的电线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发芽抽枝，就像一把刷子上的粗毛。大楼前的一棵树下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壁炉，壁炉台和弯曲了的门板残片，很显然是经过挑选，准备留下来的。在剩下的后墙顶上最高处，一个人影映衬在天空下，他正在随意地捡拾松散了的砖头。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跌落进大楼里面的破砖烂瓦堆里，扬起一小股一小股的灰尘。
大楼前面另有一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正在操作一台牵引车。牵引车上连着一台起重机，上面吊下一个巨大的铁球和链索。比勒小姐注视着，双手紧拉着方向盘，仿佛要把她自己支撑住，以防发生本能的反弹。那铁球在链索上向前摆去，砸在剩下的正面墙上，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那可怕的噪声在回响。接着墙面轻微地凹凸起来，向里面倒了下去，砖块和灰浆如瀑布般哗哗落下，腾起一股黄色的烟云，透过烟云可模糊地看到天幕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它就像一个正在监督的守护神。
比勒小姐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踩下离合器，驱车右转，从树丛中间可以看到那几排低矮实用、外表整洁的房子，那里是学校新建的临时性建筑。这里才是她所认知的那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世界。刚刚见证了南丁格尔大楼那激烈的毁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惋惜之情，可是说到底，还真是有点可笑。她决然地驱散心头的阴云，这是一幢恐怖的大楼，是一个罪恶之地。50年以前它就该拆毁了。它根本不适合办一所护士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