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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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

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

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杜甫》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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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

1963年9月生于福建泉州。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随笔集《格拉斯的烟斗》等。另译有诗集、评论集和小说多部。现居香港。

黄灿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出道”，是“朦胧诗”以后有影响的诗人，1990年我比较正式地阅读现代诗以来，常能从各种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1993年出版的《后朦胧诗全集》就收录了黄灿然的17首诗，只是当时我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于坚、韩东、西川等“风云人物”身上，对他的作品不是太留意而已。

真正对黄灿然产生深刻印象已经是1996年冬天了。希姆博尔斯卡（当时译为申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还在试刊阶段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黄灿然翻译的《在一颗小星下》，这是我读到的希姆博尔斯卡的第一首诗，也是这个异域诗人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我一共见到过三种《在一颗小星下》译本，另两个译者是林洪亮和张振辉。三个译本，黄译最佳，语感节奏都拿捏得挺准，林译次之，节奏不错，最差的是张译，不厌其烦地将原作的长句生拉硬拽地断为两三个短句，并且随意分行，呆板直白，诗意全无。对于诗歌翻译而言，除了要保持原作的韵味，还需注重汉语的语感。一个不懂得诗歌的人去翻译诗歌，其结果只能使诗歌变成产品说明书。

随后，我开始比较正式地阅读黄灿然的作品，今天，我完全有理由以“丰富斑斓”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中国有很多既能写诗又能翻译诗歌的人，也有很多在写诗的同时又写文学批评的人，但大多数是勉强凑合，比如写得不错但译得差劲，或者恰好相反，翻译水平颇高但创作质量低劣，创作、批评和翻译齐头并进者却不多见，黄灿然是其中一个，也许是最拔尖者之一。

一

现在看来，“黄灿然”这三个字的来历颇有些后现代——1963年9月，黄灿然在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出生，家里请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帮忙，这位乡邻提供的很多个名字，母亲看中了“黄灿然”，于是，这个名字与这个男孩伴随至今。

晏田村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全村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稀少。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半空中一样。多年以后，黄灿然这样描述自己的村子与外界的关系：“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黄灿然自小就喜欢书本，“读小学时，课本一发下来我就赶紧啃读。家中阁楼的旧书也给我翻遍，如冰心、老舍的文字就在阁楼旧书堆中读到。”（余非：《黄灿然访问记》）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黄灿然的祖母就移居香港。70年代初，黄灿然还在读小学时，家人便从农村到香港打工。从黄灿然八九岁的时候起，父亲及祖母一直申请让他到香港，以便多一个人工作，多赚些生活费。而黄灿然对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不感兴趣，加上当局一直没有批准，因此，直到十五岁黄灿然读高中二年级时才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

到香港后，黄灿然在制衣厂当了五年工人。在此期间，黄灿然过得很不开心，他喜欢读书，所赚的大部分工资都被他用于买书和看电影，与那些不读书的工友们无法找到共同的话题。因此，尽管他工作做得很好，却没有什么朋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在乏味的工厂里待一辈子。孤独之中，黄灿然曾多次想到自杀。

在香港干了两年多后，1982年，黄灿然回泉州老家探亲，舅舅向他提供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信息——广州暨南大学很优待港澳生，又不用考政治。

黄灿然决定考大学。要考上大学，必须先学好英文。从泉州回到香港后，黄灿然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虽然一切都得从ABC开始，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黄灿然很用功，且进步神速。为了增大把握，在高考前，黄灿然又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秋天，21岁的黄灿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

进入大学后，黄灿然开始写诗，认识的第一个诗人是比他高几届的师兄、上海诗人沈宏非，并加入了沈宏非创办的红土诗社。当时沈宏非刚刚毕业，留在学校里等待分配。现在，我们只知道沈宏非是著名的随笔专栏作家，事实上，在80年代初，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当年《收获》杂志刊登过一篇评论文章，历数了“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沈宏非的名字排在舒婷前面。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沈宏非淡出了诗界，做新闻去了。

在写作之初，使黄灿然受益最大的是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和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后来，又接触到韩东等人编辑的《他们》，并与王寅和吕德安成为好朋友。

1985年，黄灿然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今天没有诗》，两年后，又油印了诗集《某种预兆》，这两本诗集里的部分作品相继在西藏的《拉萨晚报》、香港《大拇指》、北京的《十月》和香港《八方》等杂志发表。大学毕业后一两年间，黄灿然又手抄复印了诗集《总结生活》和《诗六十首》，并开始翻译聂鲁达和卡瓦菲斯的诗歌作品。

1990年，黄灿然开始担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至今。

二

在2009年4月内部印行的《奇迹集》一书中，黄灿然把自己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以三本诗集作为三个阶段的“成绩总结”。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的所有创作，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是某种渐变，包括语言和形式；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尤其是早期），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

对于这一阶段良莠不齐的作品，黄灿然心情复杂，“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判断自己的成绩，但有一个感觉却是明显的，也即有些诗是自己感到吃惊并知道再也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在某种极佳的‘状态’中写的，这极佳有时是指极痛苦或极哀伤或极忧烦；另一些诗，尤其是其中一些字句，则是连看一眼也不敢”。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是黄灿然对这一阶段的创作的总结，该书收录了他1987—1997年间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更长远的目光看，这个阶段是一种练习，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

尽管现在黄灿然对1997年前的创作不是很满意，但这个阶段仍然留下了一些令人动心之作，比如《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

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默默吞忍。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从根茎里来却不能回泥土里去，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注满怨恨。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戕害自身。

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

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

一生就是这样在火光中寻找灰烬。

就是这样，用牙齿、用刺，

用一个工具挖掘一生的问题；

用回忆消愁，用前途截断退路，

用春天的枝叶遮住眼中的耻辱。

就是这样，把命运比作瘀血，

把挫折当成病，把悲哀的债务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