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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买了电视。
本来不想买这东西，不得不买。因为渐渐切实地明白过来，没电视现实生活不方便。第一，不知道天气；第二，消息全然进不来。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大体配有家具，但家具中不包括电视。住在东京的时候一不订报纸，二不看电视，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但在罗马不能一如既往。在信息泛滥的日本，有意切断信息可谓恰到好处（即使切断，信息也会渗来），而在罗马如法炮制可就任何消息都进不来了。况且在这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信息进不来，感觉上好像自己被剥个精光。另外还有一点，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运转方式不同，在这里没办法适当预测。既然这个现在这样，那么往下大概这样——即使如此估计，很多时候也根本对不上号。因此，若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搜集信息，势必四处碰壁。
先说气候。今年秋天罗马气候糟得令人吃惊，倾盆大雨整整一个星期没停，每天还下好几次雹子。雨太多了，台伯河水几乎漫上岸来。院子里栽的做意大利面条用的罗勒（basilico）也和春天一样全军覆没。出门买东西都不可能。这种季节不看天气预报就非常不方便。在日本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从电话中听到天气预报，所以没电视也完全应付得来，但这里不成。
再说新闻。这个也蛮要紧，因为必须充分把握罢工的消息。这个国家动不动就搞罢工，公共汽车、火车、飞机，以及收垃圾者，时不时全面瘫痪。不全面瘫痪时也拖拖拉拉，这个那个常出故障（近来甚至外交部都罢工了）。若像日本那样在公共汽车站贴一张纸写道“本日因罢工……”作为我也明白怎么回事，然而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温情，满不在乎而又毫不含糊地进行罢工。一次在罢工那天等了三十多分钟根本不会来的公共汽车，若非过路人告知今天罢工，我想还要等下去，因为不罢工时等三十分钟也是家常便饭。如此搞得我心有余悸，于是下决心非买电视不可。
话虽这么说，特意买高档电视未免发傻，便先去附近一家旧电器店看了看。若是日本的“量贩店”[1]，小电视出两万日元即可买下——以这样的打算跑去一看，原来比预想的高出不少，即使旧得不成样子的都要三万日元。图像都有点模糊不清了，在日本绝对是等待回收的废品。过去我曾在国分寺站附近的垃圾场捡回一个比这清晰得多的电视。无奈，便买了个最便宜的新的黑白电视。只要能知道新闻和天气预报就可以了，颜色那玩意儿有没有都一回事。
不知幸与不幸，买回电视后罢工立时活跃起来，电视上的新闻节目连日全是罢工报道。看来，买这电视可真没赔本。
对了，意大利的电视节目最叫人愉快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天气预报，单单这个就百看不厌。若去意大利，务请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首先滑稽至极的是，主持天气预报的人动作着实煞有介事。我所喜欢的是RAI·1台的老伯，此人的动作相当有感染力。天气好的时候笑眯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而若下雨或降温，脸色阴暗得简直就像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似的，声音也往往低沉下来。这个秋天大雨连降一周的时候，他真个一蹶不振，让人担心他没准上吊。一只手悄悄朝天花板举起，闭目摇头说“诸位，这场阴雨……”——每天见他如此预报，我都不由觉得不就是天气预报么，何苦……总之他忽儿耸肩，忽儿用手一圈圈画圆，忽儿歪起脖子，忽儿啪一声拍手，忽儿双手紧握（这已近乎手语），整个荧屏都是此人的手舞足蹈。这样的天气预报看得我捧腹大笑，不料问意大利人，他们都说：“什么地方有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这也未免可怕。
另有一个把卷毛金发不可一世地朝两侧膨胀开来的（少女漫画中常出现的发型）天气预报美女，此人也够滑稽的。她几乎没有动作，只是面对摄像机坐着微笑。问题是由于发型的关系，气象云图整个被挡在后面，收视者甚为不便。好在人还算漂亮，本人也干得喜气洋洋，好坏也就由她去了。
新闻也看不够。例如哪里发生火灾，就用摄像机把现场拍摄下来。消防队员理应一起灭火，不料这里的消防队员却手拿水管对着摄像机一动不动，有几个甚至嬉皮笑脸。最初我以为肯定是一种差错。可后来发现，无论哪里的事故现场，也无论情况多么紧急，只要有摄像机出现，他们就差不多全对着摄像机，且有几个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嘻嘻直笑。若在日本肯定惹出一场麻烦，消防队员灭火当中回头嬉笑若上了电视，无疑要受警告处分。
此外，新闻节目报道员衣着极其花哨：红衬衫、黄领带、蓝边眼镜（因是黑白电视，当然看不出颜色，但我偏偏知晓），尖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硬橛橛的，朝哪里一个老伯一把甩过麦克风：“喂，你对意大利的罢工怎么看？说上一句，如何，老伯？”我也看了许多国家的电视，而意大利的最看不厌。
意大利电视还有一点叫我割舍不下的，就是“钟表图像”——时间剩余的时候单纯推出时针图像，仅此而已，无任何名堂。有时候长达五分钟，即秒针在钟表盘面旋转五圈、分针移动三十度。我也闲着无事，遂抱臂直勾勾地注视不动。秒针无声地走着刻度，的确无声无息。起初自觉不对头，后来意外地着了迷，每次这东西出现都奇异地感到放松，偶尔一段时间不出现，竟有些寂寞，盯视之间甚至产生“诸行无常”的感慨。日本的电视若如法炮制，想必惹出一场骚动。
意大利有RAI·1到RAI·3这三家国营电视台。虽说是国营，但广告照样播。何苦国营电视有三家之多呢？因为政党色彩各有不同。具体的不清楚，大致像是RAI·1属于保守党，RAI·2是社会党系统，RAI·3倾向于其他政党，所以各台的新闻内容有很大区别。不过与政治见解无关，在外国人眼里，RAI·1台的女子最为浓妆艳抹，看起来赏心悦目。时而垂一对奇大无比的耳环，闪闪发光，炫目耀眼，叫人无法受用，时而身穿豹皮连衣裙，时而从华伦天奴盒子里特意取出镶满珍珠的眼镜——光看这些细小地方都让人兴味盎然。至于她们是以何标准被录用的，我自是无从得知。她们长得算不上国色天香，年龄都已不轻，但在“花哨”这点上全都一以贯之，身上的香水简直从荧屏上扑鼻而来。以日本来说，就是港区任何一座公寓都必有一两个的“颇有名堂而又来历不明的贵妇人”。若问她们上电视干什么，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干，只是全身珠光宝气像真人模特似的对着摄像机，莞尔笑着来一句“下一个节目是……”勉强说来，也就是所谓“报幕员”吧。如此女子天天更换衣着首饰，交替登上荧屏，反常啊，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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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美味意大利疙瘩汤（Gnocchi），遂乘火车远远赶去北部的博洛尼亚。我无端喜欢上了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即使没什么事也一晃儿跑去，悠悠然住上三四天。这里几乎没有风景名胜，游客不怎么来，城市规模也恰到好处，用来漫步也蛮合适。不举办什么书展，宾馆也空。
我们大体在佛罗伦萨下车住一晚上，再乘火车去博洛尼亚。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要翻越相当险峻的山路。佛罗伦萨至博洛尼亚之间的高速公路弯路和隧道多得不得了，对于喜欢开车的人倒是个施展本事的路段。世上有不少佛罗伦萨迷，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佛罗伦萨那么有魅力。确是个历史悠久的美丽城市，可是宾馆房费高，美术馆总是挤满人，餐馆也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好吃。并不是有过什么不快的事，反正没有美妙印象。餐馆诚然不坏，但没有哪一家让人想再去一次，至少佛罗伦萨市内没有。于是早早离开佛罗伦萨赶往博洛尼亚。
在博洛尼亚常买东西，因为买起来比罗马容易得多。店员的热情截然不同，商店也没那么多人。可以慢慢挑选，即使没中意的不买，也不会遭遇难看的脸色。而若在罗马这样做，店员脸色当即沉下。佛罗伦萨虽然不至于像罗马那样鄙俗，但接待上还是有油滑之处。米兰店铺固然多，却又因为过多，光转一圈都筋疲力尽。我只是想买点衣、鞋之类，不想筋疲力尽。人生应有更宝贵的东西。如此琢磨下来，博洛尼亚乃是意大利非常“地道”的城市。
东西也好吃，热情好吃的是无所谓的普通饭菜。博洛尼亚有好几家我偏爱的餐馆，哪一家都没上导游手册和“米其林”，都是随意闯进去偶然发现的。便宜，好吃，去多少次都不变味，因为和一流餐馆不同，不至于由于厨师被其他饭店挖走而味道一夜骤变。规模都小，感觉上就像老爷爷和老婆婆在里面一边吵嘴一边鼓捣饭菜。形式不讲究，但吃多少次都还想吃。小费都不收！我尤其常来这里吃意大利疙瘩汤。意式疙瘩汤并非博洛尼亚的特产，但寒冷季节在大雾笼罩的博洛尼亚“哈唏哈唏”吃起热气腾腾的疙瘩汤来，那种感触却是很难替代的。疙瘩汤这东西是一种奇妙的食物，我想再也没有这么容易做的食物了，然而味道的好坏判然有别。惟其是真正的平民风味，其中也就格外含带某种心情。即使拿食物来说都是可圈可点的城市。
在这博洛尼亚，傍晚一晃儿走进一所大学附近的电影院，看了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西西里人》。电影还算过得去，观众人数也算过得去。这且不说，走出电影院，在夜雾中的小巷里晃晃悠悠散步之间，发现一家尽管有点像穷困潦倒但气氛又似乎不坏的餐馆，门口写道“本日有李柯尼兹演奏”。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李柯尼兹（Lee Konitz）呢？进去一看，原来一楼是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地下室大概是爵士乐夜总会。我没听过李柯尼兹的现场演奏，一心想听上一次，不料在门口问店员，得知今天票已售完。博洛尼亚学生多（气氛很有点像京都），爵士乐迷不在少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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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星期天，在罗马听乔治·普雷特（Georges Pretre）指挥的圣西西里亚学院（Santa Cecilia）管弦乐团，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这种说是惊天动地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相当吵闹的东西。但也是因为年底的关系，集中听一下贝多芬恐怕不坏，于是在那前一天去梵蒂冈前面的圣西西里亚学院音乐厅买了门票。票价分为五千五百日元、三千九百日元、二千二百日元，遗憾的是只剩最贵的，而且是前排最边端的。我和老婆为此好一阵子犹豫，但毕竟年底了，贵就贵些吧（管它好还是不好），就买了下来。什么缘故不晓得，人在外国，不知不觉之间生活变得节俭起来，而在东京时，一万日元的票都手到擒来。
首先是第六《田园》，这个不那么有意思。星期天演奏比平时开始得早，时值傍晚5点半，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成员们好像带有午饭的余韵（不是开玩笑，此事真可能有，这个国家），声音总好像不到位。普雷特那意图未能痛快传达给乐团的焦灼如尘埃一般弥散开来。
休息时间里团员们消化晚吃的午饭，驱赶葡萄酒醉意，我在座位上看保罗·鲍尔斯（Daul Bowles）的《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很想去一次摩洛哥。
接下去是第五，这个委实精彩，前后不可相提并论。我一向以为第五交响曲相当沉闷，但以普雷特的指挥听起来，竟有那般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超凡脱俗，不由沉浸其中。一言以蔽之，这已不是波诡云谲感情沉郁的贝多芬，而是温柔纯真、甚至漾出优质感伤氛围的焕然一新的贝多芬。
然而普雷特绝不想刻意颠覆迄今为止的“第五”图像（例如前些日子同样在罗马听的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演奏的贝多芬），他仅仅是在自然而真诚地表达自己本身内在的音乐，由于这一点鼓涌而出，其结果便超出了“第五”这一藩篱或者规制，成为自由自在而富有人情味的音乐。普雷特的指挥妙趣横生，不时让身体动作戛然而止，定睛逼视乐团，只用脖颈以上部位指挥，或转目或扬眉或摇头，但仅仅这样便使其激情传达给观众，十分了得。一场久违了的令人信服和感动的音乐会。
<h2>罗马的岁末</h2>
圣诞节。
圣诞前的罗马街头同日本的岁末情景相当像。岂止像，简直像过头了，像得叫人惧怵。和日本不同的是，街上没放圣诞歌“铃儿响丁当”（音乐一概不放，谢天谢地）。此外兵荒马乱的光景大同小异，如人多啦、商店拥挤啦、车辆嘈杂啦、人们不无亢奋的表情啦、店铺张灯结彩啦、打扮成圣诞老人招徕顾客的店员啦、艳丽包装纸上的礼品结啦等等。
岁末礼物也同样不少——圣诞礼物一半兼作岁末礼物。和日本一样，不仅在亲朋好友和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而且有向老主顾、上司以及关照过自己的人等等赠送的礼仪性礼物。进入商店，搭配装好的糕点等食品礼盒按不同价格齐刷刷排列开来，人们从中适当挑选出大约价值五千日元的。不是凭内容而是凭款额选购，这一点也同日本的岁末礼物毫无二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日本和意大利竟如此酷似。装进漂亮的篮子里，包上玻璃纸打上礼品结，甚是堂而皇之。价格下至五千上至三万日元不等。人们一起买好几个，满满塞进后车座带回家去。我也给我们住的小区的看门人送了葡萄酒作为圣诞礼物。四位看门人，一共需要四瓶。我因为是临时居住的外国人，没必要送特别贵的，略表心意即可。在附近食品店买四瓶葡萄酒时，问我要不要礼品式包装，我说要，遂一瓶瓶用包装纸包了，并打了礼品结递给我。虽是廉价葡萄酒也并不歧视。岁末的商店里有专门负责特殊包装的阿姐，把顾客买下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一层层包好打上礼品结。
人多拥挤，加之阿姐们不像日本人那么手巧，包装相当花时间。但想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只好耐心等待。在这个国家，着急就要吃亏，总之要排队静等包装。这样，给四位看门人每人一瓶葡萄酒。
若说送这个档次的礼物有没有效果，那还是明显有的。此后一星期左右全对我们那般和蔼可亲，这种立竿见影之处不妨说是意大利人可爱的地方。过了年倒是彻底回到了老样子……
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只送了这么一点礼仪性礼物，自然没费多少时间，而若是普通人，上街为许多人买齐礼物想必累得半死。
和日本岁末光景不同的是乞丐、艺人、讨东西的满街都是。这些人说起来原本就比日本多，到了年底更是多得怵目惊心。每个街角必有人拿着盘子等在那里——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欧洲人来日本，似乎为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之多感到诧异，罗马城则有比例大致相同的乞丐站在那里。
以种类说，最多的是母子乞讨者。这类人原则上坐在路边，盘子置于前面，手伸在行人膝盖那个位置，口中说道：“这孩子连牛奶也没喝上，肚子饿了，帮帮忙吧！能不能活到明天都很难说。”看脸形，大体像是吉卜赛人，而且小孩子的确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瘦，脸积了一层污垢似的约略发黑，眼窝深陷。说来不可思议，任何一对母子都长得极为相像。小孩子的年龄多少有所不同，此外任何一点都是某种典型的母子，就好像同样的母子复制了很多很多撒遍大街小巷似的。
这些吉普赛母子有很多谜。我认识的一个人咬定说他三年前看见的母子又在同一街角见到了，三年时间里小孩儿一点也没长大。这恐怕是他看错了，她领的应该是另一个孩子。不过很多时候似乎并非真正的母子，而是有组织地将“租来的孩子”带来带去。我只能说是“似乎”，真相不得而知。
没有小孩的（或小孩没有到手的）中年妇女偶尔也有，这类人把空空的哺乳瓶往行人鼻头那里猛地一伸，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有牛奶钱！”犹如狄更斯《双城记》里革命时期的巴黎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