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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多的是身体有障碍的人。没腿的人、没了很多部位的人。这些人把没有的部位明确出示于众。不存在的存在感。久久观察之间，发现不存在部位多的人在比例上讨得的钱多一些。我不由感叹：人世的运转意外地公正。
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并非身体真有障碍，而是为讨钱装出来的，即一种表演。康多提大街（Via Condotti）附近有个四肢扭曲、脖子反转、总是淌口水的乞丐少年，每次看见我都觉得不忍。不料有一天看见他一边数钱一边在街头快步如飞，看得我目瞪口呆。穿的衣服一样，我想不至于看错。不过如果那是演技，我宁愿为那演技付钱。
另外有手风琴手走街串巷，不时有手风琴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人行道上有人画宗教画要钱，一连花好几天时间用彩色粉笔把宗教画画在路面上，夜晚敷上塑料布以免有人踩上。有弹着吉他唱尼尔·扬《金子心》（<i>Heart of Gold</i>）的长发青年（这个太让人痛心了，给了一百日元），“咆咕咆咕”吹着风笛样的东西挨门讨钱的从山上下来的羊倌，牵猴人（只牵不耍），手提用意大利语写着“肚子饿了”的牌子坐在路旁的面容憔悴的外国小伙子，一声不响地伸手讨东西的别无所长的男子，如此形形色色的男女充斥街头。
不过说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何以惟独圣诞节乞丐数量突飞猛进？这些短工式乞丐平时到底靠什么维持生计？如此琢磨起来，谜团一个接着一个，脑袋成了一团乱麻。说真的，他们平时究竟何以为生呢？
这且不说，这么多乞丐都能讨到钱不成——这个疑问自然浮上脑海。但观察之下，确有相当不少的人停住脚从钱夹里拿出钱来放进盘子。我猜想欧洲人这样做怕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他们时常也做这种微小的施舍，尤其在圣诞节时，这种感情倾向似乎更强烈，看准这一点的乞丐自然有增无已。也可能情况相反，或者乞丐的增加为社会的慈善状况推波助澜亦未可知。不管怎样，需求和供给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大致说来，穿戴得体的太太给一千里拉（一百日元），一般人给五百里拉（五十日元）。一次试着给一个小女孩乞丐十五日元，结果没能从她口中听到“谢谢”。观看之间（因闲着无事，看得比较仔细），发现他们等到盘里的钱大体凑齐了，便迅速藏进了哪里。盘里大致留五六百日元像是讨东西时的诀窍。若比这个数多，过路人难免心想“都讨不少了，用不着我给了”，而若少于这个数，人家则可能以为“大家都不给，我不给也无所谓”。世上的实用哲学的确五花八门，静静注视着街巷，自会学到某种东西。如果站在东京街头定定地注视什么，一定会遭遇怪异的神情，在罗马则不至于，人们经常止步细看什么。老婆垂涎三尺地盯视着Max Mara或Polini等百货商店的展示窗，这时间里我朝着大街凝目观察乞丐形态。人各有各的人生方向性。
总而言之，街上混乱不堪。交通堵塞非比一般，搭出租车也寸步难行。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外出一次，回来心力交瘁。这些地方也和日本一模一样。
房东林恩太太对罗马的混乱头痛不已。她是中规中矩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混沌状态。“圣诞节快到时我绝不上街，”她说，“真的，村上先生，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khaos[2]漩涡的中心！”
她对日本人怀有好感，或者不如说对大凡非罗马性质的东西全都怀有好感。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产生似乎同是北方国民的连带感，总是长叹一口气，就这disorganized country[3]大发牢骚。可她丈夫是那不勒斯人，她抱怨意大利怕是多少有点不应该。毕竟，同那不勒斯人结婚而哀叹世界的混乱，无异于同黑熊结婚而抱怨其身上的长毛。
说起来，这位林恩太太把世间所有阴暗面统统一言蔽之为“Stupid”[4]。房子设备什么的坏了找她请人维修，她每每现出伤心的样子，就意大利产品的Stupidity抱怨一通。对维修工的Stupidity也发脾气。照她说来，菲亚特是Stupid Car，邮局是Stupid office（这个我也深有同感），路上的狗是Stupid dog。不过，英国人这种人的确有点怪，我想。
<h2>米尔维奥桥市场</h2>
今天是12月22日，差不多该去购物了。25日和26日圣诞节休息，所有店铺一律关门闭户，一如日本的正月。今天若不买好那期间吃的食品，往下势必坐以待毙。
平时我们在附近的超市购物，但在想多少集中买些生鲜食品的时候，一般要到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an）的蓝天市场去。米尔维奥桥是皇帝下跪乞求教皇准许修建的，乃台伯河上有名的古桥，但因经常目睹，皇帝也罢教皇也罢都顾不上理会了。
从米尔维奥桥到留有墨索里尼时期面影的弗拉米尼奥桥，沿河走去，一家挨一家排列着宛如上野[5]“糖商小街”一带那样的食品店衣帽店等店铺。蔬菜新鲜，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所以附近的主妇大军提着大购物袋聚集到这里，各个阶层各色皮肤比肩接踵，既有穿皮衣蹬高跟鞋的阔太太，又有俨然大件垃圾的老太婆，既有菲律宾中年妇女，又有美国外交官夫人模样的人，日本太太也看见了几个。每次去市场我都心生感慨：世界上委实存在着类型繁多的主妇。
此外，离这市场不远有一家价廉味美的小餐馆，也有递出一百五十日元（一千五百里拉）即可吃上一块相当大的热气腾腾的比萨饼的站食饼屋。叫一声“米莱·廷奎（一千五百里拉）”果然切下一块一千五百里拉的，用电烤炉热了端上。出二百日元就吃得肚皮鼓鼓的。旁边还有总是给工人和士兵挤得热火朝天的廉价餐馆，男服务生的眼神和态度极端恶劣，时常有汗臭味扑鼻而来。与此同时，意大利也有能够吃到甚是少见的正统里脊肉的高雅餐馆，那里幽静，服务生态度也好，壁炉“哔哔剥剥”烧着。市场入口一家小店的站喝咖啡也浓郁可口。任何国家都一样，热闹的市场附近必有许多美味小食店，锦小路如此，筑地也如此。
我们乘公共汽车前往米尔维奥桥，先去鱼铺买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是进口货（地中海当然捕不上大马哈鱼），价钱决不便宜，但对我们极有利用价值。一条大马哈鱼，既可做寿司，又可盐烤，头还可以做汤。庆幸的是，买了鱼身，鱼头可以白拿，因为意大利人一般不用马哈鱼头，镰状鱼骨那么鲜美的地方也弃之不用。一公斤三千日元左右，随便买多少。去鳞、掏肠、切头，还切段分开卖。我们总买上半身。仔细看去，往往只上半身剩在那里，说不定意大利人专门买下半身。我们买了两千五百日元的大马哈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鱼铺都大同小异：一个穿长胶靴的似乎有些古怪的老伯和一个健康得不得了的老婆婆两人在鼓捣。剖了腹的鳗鱼仍然吱溜溜地跑了，老婆婆随后追去。“喂快来呀，小姐，好鲷鱼来了！”——这种欢快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相邻的鱼铺买了七条沙丁鱼、五条鱿鱼。沙丁鱼非常便宜，鱿鱼略贵，一共一千四百日元。
接下去买青菜。萝卜三根加芜青。蘑菇两公斤。西红柿、黄瓜、马铃薯、比埃达（类似京水菜的菜）、菠菜、扁豆、罗勒等等。两人双手满满抱着东西，站着喝罢咖啡，又坐公共汽车回家。如此购物累是很累，但满载而归，又都新鲜，心里十分快意。较之在米科诺斯生活那两个月的食物种类之单调，意大利——尽管是隆冬时节——简直无所不有，堪称乐园、天堂！总之蔬菜全都生机盎然。此时的赫尔辛基，人们吃的是什么呢？
回到家，当即动手准备。
我揪下蘑菇脑袋煮。老婆用尖头菜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剖开大马哈鱼，肥度适中的绝好部位出来了，马上蘸酱油和芥末站在厨房里吃了起来。大口小口吃这东西的时间里，不由得想吃米饭，正好有昨天剩的冷饭，便就着这生鱼片和梅干一扫而光。那么尝尝鱿鱼如何，于是鱿鱼也切片吃了。这鱿鱼滑润润的，十分可口。刚煮好的扁豆也当咸菜“咯嘣咯嘣”吞了下去，速食大酱汤也做了……如此这般，站在厨房里就简单解决了午饭。这么吃相当够味儿。
顺便交待一下，这天的午饭菜单是：大马哈鱼和沙丁鱼寿司、梅干寿司、青芜速腌泡菜、扁豆拌梅干、烧沙丁鱼。不过这天属于例外，平日大多吃通心粉。
总之罗马市场的食物全都神气活现，尤其西红柿、菠菜和扁豆，放进嘴里简直一声脆响，“这才叫鲜菜”的芳香飒然扩展开来。这三样回到东京后一段时间里难吃得无法下咽——东京的意大利菜虽说近来好吃多了，但青菜的生鲜程度还是一言难尽。
<h2>隆冬时节</h2>
从新年即将来临的12月17日开始写长篇小说《舞！舞！舞！》。写长篇小说时模式大体相同——“想写啊”那样朦朦胧胧的心情在自己体内一点点高涨，某一天猛一咬牙：“好，今天开写！”就我来说，较之具体结构和情节，更注重把握这个临界点。
和《挪威的森林》不同，《舞！舞！舞！》动笔之前就已确定书名。这个书名有人推测取自“沙滩男孩”的歌曲，其实（虽然怎么都无所谓）来自一支叫德尔兹（The Dells）的黑人乐队的老歌。从日本动身前，归拢家里的老唱片自制老歌磁带，其中正巧有这首歌曲。很像是老风格的“节奏布鲁斯”（rhythm-and-blues），悠然、粗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黑人味儿。在罗马每天半听不听地听它的时间里，倏然来了灵感，就以它为书名写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沙滩男孩”也有同一名称的曲目（上高中时常听），但直接起因是这首德尔兹的歌曲。
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写得十分顺畅。《挪威的森林》是作为我也从未写过的那一类型的作品，边写边想别人将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这个那个想个没完。而关于《舞！舞！舞！》根本没想那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从根到梢是自家风格，出场人物也和《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一脉相承，就好像回到久违的自家院落，非常开心，或者莫如说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比快乐，这在我也是极少有的事。
不过，这期间罗马的冬天迅速加深。这年的罗马冬天，冷的日子好像多些，屋子里也冷飕飕的。已有的暖气设备不够暖，买了个煤油炉回来，但暖的只是炉的正面，整个房间始终冷气逼人，而且是潮乎乎的令人讨厌的冷。洗的衣物两天都一点没干。这还不算，为了买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音乐会的门票，整整在寒风中排了四个小时队，结果两人身体都彻底垮了，一直冷彻骨髓。罗马的音乐会售票方式实在复杂离奇且蛮不讲理。波利尼或伯恩斯坦（Bernstein）等超一流演奏家的音乐会发行购票序号券，甚至发行购序号券的序号券，而这必须一一排队才能到手。一来二去，连主办方都晕头转向起来。序号券发行到257号，然而门票只有101张，此种事屡见不鲜。既无连贯性，又无温情可言，何况总有人插队，企图蒙混过关，有门路的早从后门把票搞走了。
而且遗憾的是，这天波利尼的演奏很难说精彩得使我们的殊死努力没有白费。前半场好像焦点还没对上就完了。心想这就是波利尼？好在最后的李斯特奏鸣曲到底云消雾散一般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不过，就波利尼的实力来说，本应提供更为石破天惊的音乐。听起来就一再觉得“不到位、还不到位”，却又无法把这种感觉聚敛成形，因而有种无可言喻的意犹未尽的不满留在心底。哪一年的事我忘了，总之过去在东京听过一次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演奏，当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步了，听的时间里万分感动，音乐会结束时劳累早已不翼而飞，身体如刚出炉一样精神百倍。在这里追求那个就算是苛求，但毕竟挨冷受冻排长队买来的票，想不到竟是这个样子，虽说不是波利尼先生叫我排的队……
由于太冷了，我穿上大衣，对着桌子“啪嗒啪嗒”连续敲击电子打字机的键盘，和在西西里写《挪威的森林》时正相反。那时暖和得不能再暖和，坐在桌前昏头昏脑，这次则冷得差点儿把键盘敲坏。
不用说，冷比暖更适合脑力劳动，问题是这房子里的罗马冬天未免冷过头了。夜里为温暖身体而一小口一小口啜白兰地，白天为冲淡寒冷而每天都跟老婆大谈温泉和夏威夷。老婆宣布：回日本要好好去温泉，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里面，然后去夏威夷一个月。妙！一想都胸口直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首先要写完小说才行。一旦开写，横竖要彻底写完才能回日本。一旦回日本，必定又要手忙脚乱。无论如何要守在这里把工作处理妥当。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得不行，所以拼命想像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如此写夏威夷场面的时间里，似乎多少暖和起来，心情就像歪在热带太阳底下喝凤梨园[6]似的。文章也有这种具体效用！尽管转瞬即逝。
据日记记载，这一时期美元跌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日元,而我们的现金差不多全是美元，说实话，打击不小。
接下去发生了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2月间两人同时得了重感冒,咳嗽和鼻水一连几个星期都止不住，脑袋昏昏沉沉，低烧迟迟不退。但奇怪的是，惟独写作进展顺利。对我们来说，那的确是个严寒的冷季，从头冷到尾，即使在我们长达三年的旅欧生活当中也是最难熬的时期。这年冬天发生的唯一好事，就是小说完成了。因此，每当我想起《舞！舞！舞！》这部小说，就想起罗马马洛内先生那座寒冷的房子。是的是的，我是穿着大衣在那座房子里写小说的。并想起叫琴的猫、叫玛多的狗、米尔维奥桥的市场和波利尼音乐会。
<h2>伦敦</h2>
关于去伦敦，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因为在那期间一直独自写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谓不可思议的一个月。在那一个月时间里，我差不多绝对没和任何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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