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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落到这样?”
他半天没回答出。不是难以出口,他是思索呢。生命是没有什么条理的,老朋友见面不是常常相对无言么?“从哪里说起呢?”他好像是和生命中那些小岔路商议呢。“你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我也不短挨打?”
“记得,都是你那点怪脾气。”
“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怎样犯病?”我开始怀疑莫非他有点精神病。
“并不是害眼什么的那种肉体上的病,是种没法治的毛病。有时候忽然来了,我能看见些——我叫不出名儿来。”“幻像?”我想帮他的忙。
“不是幻像,我并没看见什么绿脸红舌头的。是些形象。也还不是形像;是一股神气。举个例说,你就明白了,你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位老师?很好的一个人,是不是?可是我一犯病,他就非常的可恶,我所以跟他横着来了。过了一会儿,我的病犯过去,他还是他,我白挨一顿打。只是一股神气,可恶的神气。”
我没等他说完就问:“你有时候你也看见我有那股神气吧?”
他微笑了一下:“大概是,我记不甚清了。反正咱俩吵过架,总有一回是因为我看你可恶。万幸,我们一入中学就不在一处了。不然……你知道,我的病越来越深。小的时候,我还没觉出这个来,看见那股神气只闹一阵气就完了;后来,我管不住自己了,一旦看出谁可恶来,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和他交往,连一句话也不肯过。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幼年的一切是甜蜜的,因为那时病还不深。过了二十,凡是可恶的都记在心里!我的记忆是一堆丑恶像片!”他愣起来了。“人人都可恶?”我问。
“在我犯病的时节,没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恶。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才难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见一个打一个,办不到。慢慢的,我成了个无家无小没有一个朋友的人。干吗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恶!”
我插了一句:“你所谓的可恶或者应当改为软弱,人人有个弱点,不见得就可恶。”
“不是弱点。弱点足以使人生厌,可也能使人怜悯。譬如对一个爱喝醉了的人,我看见的不是这个。其实不用我这对眼也能看出点来,你不信这么试试,你也能看出一些,不过不如我的眼那么强就是了。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干我的事,诚然;可是,为什么可恶的人单要一张体面的脸呢?这是人生的羞耻与错处。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着叫化子乱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时节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个体面的雄狗了。”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病来了,无论怎样吧,我不至于无聊。你看,说打就打,多少有点意思。最有趣的是打完了人,人们还不敢当面说我什么,只在背后低声的说,这是个疯子。我没遇上一个可恶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虚伪的软蛋。有一回我指着个军人的脸说他可恶,他急了,把枪掏出来,我很喜欢。我问他:你干什么?哼,他把枪收回去了,走出老远才敢回头看我一眼;可恶而没骨头的东西!”他又愣了一会儿。“当初,我是怕犯病。一犯病就吵架,事情怎会作得长远?久而久之,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作,闲着是难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恶。一来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长期的抵抗呢?还是敷衍一下?不能决定。病犯了不由的便惹是非,可是也有一月两月不犯的时候。我能专等着犯病,什么也不干?不能!刚要干点什么,病又来了。生命仿佛是拉锯玩呢。有一回,半年多没犯病。好了,我心里说,再找回人生的旧辙吧;既然不愿放火,烟还是由烟筒出去好。我回了家,老老实实去作孝子贤孙。脸也常刮一刮,表示出诚意的敷衍。既然看不见人中的狗脸,我假装看见狗中的人脸,对小猫小狗都很和气,闲着也给小猫梳梳毛,带着狗去溜个圈。我与世界复和了。人家世界本是热热闹闹的混,咱干吗非硬拐硬碰不可呢。这时候,我的文章作多了。第一,我想组织家庭,把油盐柴米的责任加在身上也许会治好了病。况且,我对妇人的印像比较的好。在我的病眼中经过的多数是男人。虽然这也许是机会不平的关系,可是我硬认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作文章吗?人们大概都很会替生命作文章。我想,自要找到个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马马虎虎的混几十年。文章还不尽于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经验断定人人可恶吗,现在改了。我这么想了:人人可恶是个推论,我并没亲眼看见人人可恶呀。也许人人可恶,而我不永远是犯着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许世上确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面,我也看不出他可恶来。我并不晓得哪时犯病;看见面前的人变了样,我才晓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没有我已犯病而看不出人家可恶的时候呢?假如那是个根本不可恶的人。这么一作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决定不再硬了,结婚,组织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的过日子,我干吗放着熟葡萄不吃,单检酸的吃呢?文章作得不错。”
他休息了一会儿,我没敢催促他。给他满上了酒。“还记得我的表妹?”他突然的问:“咱们小时候和她一块儿玩耍过。”
“小名叫招弟儿?”我想起来,那时候她耳上戴着俩小绿玉艾叶儿。
“就是。她比我小两岁,还没出嫁;等着我呢,好像是。想作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着我呢。我对她说了一切,她愿意跟我。我俩定了婚。”他又半天没言语,连喝了两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拿着个粗碗,正在路中走。来了辆汽车。听见喇叭响,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来了。车到了跟前,她蹲下了。车幸而猛的收住。在这个工夫,我看见车夫的脸,非常的可恶。在事实上他停住了车;心里很愿意把那个小女孩轧死,轧,来回的轧,轧碎了。作文章才无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个丑恶的,我不能把她也拉进来。我又跑了出来;给她一封极简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过希望以后,我硬不起来了。我忽然的觉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恶呢,不更可恶呢?这一疑虑,把硬气都跑了。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我再没有勇气去打人了,只能消极的看谁可恶就躲开他。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更周到?你看,我是刚从狱里出来。是这么回事,我和土匪们一块混来着。我既是也可恶,跟谁在一块不可以呢。我们的首领总算可恶得到家,接了赎款还把票儿撕了。绑来票砌在炕洞里。我没打他,我把他卖了,前几天他被枪毙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恶都抖出来。他呢,一句也没扳我,反倒替我解脱。所以我只住了几天狱,没定罪。顶可恶的人原来也有点好心:撕票儿的恶魔不卖朋友!我以前没想到过这个。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可是他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饭就好。”我也立起来。
“不吃!”他很坚决。
“你走不了,仁禄!”我有点急了。“这儿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来,一定来!”他过去拿那几本书。“一定得走?连饭也不吃?”我紧跟着问。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没有友谊。我既不认识自己,又好管教别人。我不能享受有秩序的一个家庭,像你这个样。只有瞎走乱撞还舒服一些。”
我知道,无须再留他了。愣了一会儿,我掏出点钱来。
“我不要!”他笑了笑:“饿不死。饿死也不坏。”“送你件衣裳横是行了吧?”我真没法儿了。
他愣了会儿。“好吧,谁叫咱们是幼时同学呢。你准是以为我很奇怪,其实我已经不硬了。对别人不硬了。对自己是没法不硬的,你看那个最可恶的土匪也还有点骨气。好吧,给我件你自己身上穿着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热气便不完全像礼物了。我太好作文章!”
我把毛衣脱给他。他穿在棉袍外边,没顾得扣上钮子。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