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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第一次是在内希贝姑妈说“我们晚上等你来！”后第十一天，也就是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我和芙颂，还有内希贝姑妈最后一次在楚库尔主麻吃晚饭是在1984年8月26日，星期天。这样算来其间一共是2864天。我将向大家讲述在这409个星期里发生的故事，根据我的笔记来看，我一共去了他们家1593次。这意味着我一星期平均去他们家四次，但也别认为我每星期都一定会去四次。

有些时候，我会每天见到他们，有些时候我会因为生气或者以为能够忘记芙颂而去得很少。然而没有芙颂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没有见到芙颂）从来没超过十天，因为十天后，我的痛苦就会达到1975年秋天时那种无法忍受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是有规律地去芙颂他们家的（我想用他们的姓凯斯金来称呼他们）。他们也会有规律地等我去吃晚饭，我要去的那些晚上他们也都会准确地估计到。短时间里，他们对我在晚饭时间的拜访，我也对他们对我的等待好歹习惯了。

凯斯金他们不会喊我去吃晚饭，因为餐桌上总留着我的位子。而这总会让我每天晚上在去不去见他们的问题上苦思冥想一番。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会过多地打扰他们，但如果不去，除了那天晚上要忍受见不到芙颂的痛苦，我还会因为自己的“失礼”，或是他们错误地理解我的缺席而烦恼。

我对他们家的头几次造访，就是带着这些烦恼，在熟悉他们家，和芙颂的对视，适应他们家的氛围中度过的。我想用眼神告诉芙颂，“你看，我来了，我在这里”。这就是我第一次造访时的主要情感。头几分钟里，我会为自己最终战胜了脑子里的不安和害羞而祝贺了自己。如果在芙颂身边可以让我如此幸福，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烦恼呢？你看，芙颂不也像一切正常，对我的造访很满意那样在甜甜地笑吗？

很可惜，在头几次的造访里，我们很少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但我依然每次都能找到一个机会对她轻声说“我太想你了！”一类的话，芙颂则会用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很喜欢我说的这些话。环境不允许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亲密。

读者一定对我在八年时间里对芙颂他们的（我就是不习惯说凯斯金他们）造访感到惊奇，对我能够轻松地谈论这么一大段时间、近三千个日子感到惊讶。对于这样的读者，我很想能够稍微说一下时间是多么具有欺骗性的一样东西，很想能够展示一下时间的双重性，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另一个是我们和所有人分享的“官方”时间。这不仅对于我赢得那些读者的尊重，他们可能会因为我连续八年走进芙颂他们家而把我看做是一个怪异、痴迷、令人恐惧的人，对于了解芙颂他们家的生活也是重要的。

让我从他们家里那面德国制造，装在一个优雅木盒子里，带钟摆，有玻璃镜面，会发出当当声响的挂钟说起。挂在芙颂他们家大门边上的这面挂钟不是用来衡量时间的，而是用来让家里所有人感觉家和人生的延续性，提醒大家外面的那个“官方”世界的。最近几年里，因为电视和广播能够以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完成显示时间的任务，因此这面挂钟，就像城里其他十几万的挂钟那样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比这更华丽、更笨重的挂钟，在19世纪末，首先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西化的帕夏和有钱的非穆斯林宅邸里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初，共和国建立之初，这种时尚很快在那些效仿西化的中层家庭里流行起来。儿时，在我们家和其他我去过的很多人家里，类似或者更加笨重，带木雕的一个挂钟，会被挂在大门面对的门厅或是走廊的墙壁上，但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人会去看它们了，它们正在被遗忘。因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人”，即便是孩子都会有一块手表，而所有家里都会有一个从早到晚开着的收音机。直到电视屏幕改变了家里的声音和人们的作息习惯，也就是到了故事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没什么人再会去看它们，但这些挂钟因为习惯仍然在继续嘀嗒地走着。在我们家里，因为在卧室和客厅听不到挂钟的嘀嗒声以及每隔半小时、一小时的当当声，所以它从未打扰过任何人。因此这么多年谁也没想到要让它停下来，总会有人站上椅子给它上发条！因为思念芙颂，喝了很多酒的一些夜晚，当我半夜醒来为了抽烟去客厅经过走廊时，我会因为听到挂钟发出的整点钟声而感到幸福。

还在第一个月里，我就发现芙颂他们家的那面挂钟是时走时停的，我立刻习惯了这种情况。夜晚，当我们在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土耳其电影，或是一个咿呀唱着老歌的娇媚女歌手时，抑或是因为糟糕的翻译和配音，也因为我们说笑着从中间开始看，因此不太明白的一部带角斗士和狮子的罗马历史电影时，一时间屏幕上也会出现一阵神奇的静默，而就在此时，挂在大门边上的钟会开始出人意外地敲起来。我们中的一个，多数时候是内希贝姑妈，有时是芙颂，会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扭头看一眼挂钟，而塔勒克先生则会说“又是谁上的发条？”。

挂钟有时会被上发条，有时则会被遗忘。即便在上了发条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有时钟声也会沉寂几个月，有时只在半点敲一下，有时则会跟着屋里的沉默连着几个星期不出声。那时，我会感到家里没人时一切竟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会因此不寒而栗。不管是只发出嘀嗒声，还是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反正谁也不会为了知道几点钟去看它一眼，然而它是否被上了发条，是否被碰过钟摆，常常会成为争论的话题。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对妻子说“就让它嘀嗒走着吧，又不妨碍任何人，它提醒我们这里是一个家。”我以为，自己、芙颂、费利敦，甚至是偶尔来的客人们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面挂钟，不是为了用来记住时间，也就是不时思考一下事物都在改变的，恰恰相反，是为了用来感觉并相信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

在头几个月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切都没改变，不将改变，我会坐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看电视，聊天度过八个年头。在头几次的造访里，芙颂的每句话，她脸上出现的每个表情，她在家里的走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和不同的，无论挂钟走还是不走，我都不会去在意的。重要的是，和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看见她，当我的幽灵亲吻她时，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感受幸福。

总是发出同样嘀嗒声的挂钟，即使我们没有每时每刻发现它的声响，依然会让我们感到家、家具、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我们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给予我们安宁。挂钟这个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功能，以及提醒当下和我们与别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功能，八年里，也成为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之间时常爆发的一场冷战的话题。内希贝姑妈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发现挂钟重新工作时会说：“又是谁为了半夜不让我们睡觉给它上了发条！”塔勒克先生在1979年12月，一个刮风的夜晚说：“如果它不走，会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他补充道：“它在以前那个家里也一直敲的。”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先生，你还没习惯楚库尔主麻的这个家吗？”她说这话时，会带着一种更加慈祥的微笑。（有时她会叫丈夫“塔勒克先生”。）

夫妻之间持续多年的这种温和的讽刺、拌嘴、见机反驳，会因为我们在出乎意料的一个时刻发现挂钟的嘀嗒声，或是听到重新敲响的钟声而变得激烈起来。内希贝姑妈会说：“塔勒克先生，你成心想让我也失眠才又给它上了发条吧。芙颂，亲爱的，去让它停下来。”不管上了多少发条，只要用手挡一下钟摆，挂钟就会停下来，但芙颂会先笑着看看父亲，塔勒克先生有时会使出一个“好吧，你去让它停下来！”的眼神，有时则会固执地说：“我没碰过它。是它自己走起来的，别管它，让它自己停下来。”当看见有些邻居或是不常来的孩子们对这些神秘的对话感到诧异时，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就会用双关语开始争论。内希贝姑妈说：“魔鬼们又让我们的钟走起来了。”塔勒克先生会皱起眉头，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千万别去碰它，会撞到鬼的。里面有魔鬼。”“我们对魔鬼的嘀嗒声无所谓，只希望它别像喝醉了的敲钟人敲出的钟声那样让人头痛。”塔勒克先生会说：“不会的，不会的，反正你忘了时间倒可以更安逸。”在这里，“时间”指的是“现代世界”，“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时间”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东西，而我们听着挂钟不断发出的嘀嗒声，却在试图远离这个变化。

凯斯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知道时间求助的基本工具，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里的收音机那样，是那台一直开着的电视机。那些年在广播节目的中间，音乐、辩论、数学课，不管是什么节目，想知道时间的人们，都会在整点和半点听到轻轻的一声“噔”。而这样的一个标记在我们晚上看的电视上就没必要了，因为多数时候，人们为了知道电视上在放什么节目才会去好奇是几点钟。

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的一块手表。在八年时间里，我看见塔勒克先生用过很多块怀表。芙颂和塔勒克先生为了调整时间，或是再一次确认表是否准时，每天都会看一次他们的表。每晚七点，惟一的电视频道TRT播放新闻的前一分钟，屏幕上都会出现大大的一个钟表，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钟表来对时间的。芙颂总是坐在餐桌上，看着屏幕上的大钟，皱起眉头，用舌头舔着嘴角，孩子般认真地模仿着她父亲对表。而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芙颂在我头几次的造访里就发现了我的这个兴致。她知道自己对表时，我会用痴情的目光看着她，所以对好表她就会冲我笑一笑。那时我就会问她：“你调准了吗？”她则会带着更甜美的微笑对我说：“是的，调准了！”

就像在这八年里我慢慢明白的那样，每天晚上我去凯斯金他们家，不仅是为了看见芙颂，还为了在她生活、呼吸的那个世界里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时间之外”的世界。当塔勒克先生对妻子说“你把时间忘了吧”，指的就是这个。我希望好奇的博物馆参观者，看着凯斯金他们家里的所有旧家具，坏掉了、生锈的、多少年来一直停在那里的闹钟，还有手表时，能够发现这“时间之外”的怪异，或者这些东西在它们之间组成的特殊时间。这特殊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年我在芙颂他们家呼吸到的灵魂。

在这特殊灵魂的外面，有一个我们从广播、电视、祈祷的召唤里知道的外面的“时间”。我会觉得，打听时间，就意味着安排我们和外面那个世界的关系。

在我看来，芙颂之所以要去对表，不是因为她在过一种需要分秒不差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必须赶着去上班或是赴约，就像她退休的父亲那样，只是仿佛出于她对从安卡拉，国家专门为她传来的一种信号表示的尊重。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钟表的眼神，和我们在电视节目结束时看着屏幕上伴随着《独立进行曲》<small>28</small>出现的国旗的眼神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角落，在开始吃晚饭时，或在关掉电视、结束一天的生活时，感到正在和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上百万个家庭的存在，感到称之为大众的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渺小。当看到这些国家的时钟（广播里不时会报时）、国旗以及和阿塔图尔克有关的节目时，我们也会感到，家里那杂乱无章的生活是在国家官方形式之外的。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对那些被他叫做“现在”的一个个的时刻和时间作了区分。一个接一个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原子一样是一些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时间，则是将这些不可分割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直线。即便有塔勒克先生“忘了吧”的忠告，也不管我们有多努力，除了那些傻瓜和失意的人，谁都不能完全忘记时间，那将许许多多的现在连在一起的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做的那样，人们只能努力去争取幸福，努力去忘记时间。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在他们家度过的八年时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看到了这些。对我的这些观察报以冷笑的读者，请你们不要把忘记时间和忘记钟点、日期混为一谈。钟点和日期，不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被遗忘的时间，而是为了安排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安排整个社会而被设立的，也是这么被使用的。每天晚上，新闻前，当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白色钟表时，我们想起的不是时间，而是其他的家庭、其他的人、我们和他们的约会以及安排这件事情的钟点。看着电视上的钟表，芙颂的脸上会露出幸福的微笑，这微笑不是因为她想起了时间，而是因为她的手表分秒不差，或是因为她“准确”地调好了时间，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在痴情地看着她。

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个的时刻连在一起的直线，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像那条把时刻，或是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那样，把那些携带着时刻的物件连在一起的直线，会让我们伤心，因为我们会想起直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死亡，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痛苦地认识到那条直线的本身——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然而被我们称之为“现在”的那些时刻，就像在我开始去楚库尔主麻吃晚饭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因为芙颂的一个微笑，有时能够给予足够我们享用一个世纪的幸福。还在一开始，我就明白，自己是为了得到足够我享用余生的幸福才去凯斯金他们家的，为了珍藏这些幸福的时刻，我从他们家拿走了芙颂触摸过的大大小小的物件。

在我去他们家的第二年里，有天晚上我们坐到了很晚，电视节目结束后，我听塔勒克先生讲了他在卡尔斯高中任教时的回忆。有限的工资、孤独的生活、和许多恶势力打斗的不愉快的经历，在塔勒克先生的眼里却变成了甜蜜的回忆，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便是不愉快的回忆也会变得美好，而是他只喜欢去记住并讲述那些美好的时刻。注意到这个双重性后，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并给我看了一块从卡尔斯买来的双面怀表，那块一面写着阿拉伯字母，另一面写着拉丁字母的东——西怀表。

我也用自己来举一个例子：一看见这块芙颂从1982年4月开始戴的布伦牌手表，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她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把表送给她时的情景。从盒子里拿出手表后，芙颂在她父母看不到的一个间隙（她的丈夫费利敦不在家），在敞开的厨房门后亲吻了我的脸颊，在餐桌上，她满心欢喜地向父母展示了她的手表，她那早就把我当成家庭奇怪一分子的父母则向我表示了感谢。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重温像这样的一个难忘时刻。如果我们学会把我们的人生看成这样的一个个时刻，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的时间那样的一条直线，那么在我们情人的餐桌上等待八年，在我们看来，就不会像是可能被嘲笑的一种怪异、一种痴迷，而会像是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度过的1593个幸福的夜晚，就像现在，多年后我想到的这样。今天我把在楚库尔主麻度过的每一个夜晚——即便是最艰难、最绝望、最难堪的——都当做一种莫大的幸福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