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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对母亲说“我去巴黎不是为了生意”。因为如果她问我为什么要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去。去机场时，我相信这次旅行，是一种和我忽略了芙颂的耳坠以及我的赎罪有关的执迷。
但一上飞机，我明白自己既是为了遗忘，也是为了幻想上路的。因为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和让我想起她的标记融合在一起。当飞机还在空中时，我就发现，离开伊斯坦布尔，我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想芙颂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布尔时，我会在自己的痴迷里看见她，而在飞机上时，我则旁观我的痴迷和芙颂。
当我在博物馆里漫不经心地转悠时，我也感到了同样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说的不是像卢浮宫和波堡那样拥挤和宏伟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时常出现在我面前、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博物馆。比如，一个歌迷建造的、预约后我才能进入的依蒂斯·皮耶夫博物馆（我看见了各种梳子和玩具狗），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馆，或是绘画和物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挨着摆放在一起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我看见了空椅子、吊灯和令人恐惧的空空的场所）。当我去那些地方，独自一人在展厅里转悠时，我会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好。在最里面的一个展厅里，我会摆脱那些跟着我的博物馆门卫的目光，当外面传来大城市的喧嚣，马路和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时，我会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边，但却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我会明白，因为这种新世界的奇异和时间之外的氛围，我的痛苦减轻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时带着这种安慰，我会觉得，我也能够把自己的收藏集中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来讲述。我会幸福地想到，我能够用芙颂的遗物和我的故事，把包括母亲和哥哥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我虚度的人生，展示在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可以引为鉴戒的博物馆里来讲述。
因为知道他是一个伊斯坦布尔的黎凡特人，我去了卡蒙多·尼西博物馆，博物馆提醒我，自己也能够骄傲地展出凯斯金他们家的盘子、刀叉，或是我在这七年时间里收藏的盐瓶，这将让我获得解脱。在邮政博物馆时，我觉得我可以展示芙颂写给我和我写给芙颂的信件。在小失物博物馆时，我又觉得，其实我可以展示自己积攒的和能够让我想起芙颂的所有东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药盒、各种发票。在我坐了一小时出租车去的巴黎城外的莫里斯·拉威尔博物馆里，我看见了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小摆设、洋娃娃、玩具、瞬间让我想起柠檬的铁鸟笼和里面的一只会唱歌的铁鹦鹉。看见它们差点让我潸然泪下。当我在巴黎参观这些博物馆时，我不会因为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些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从一个对自己积攒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者变成了一个自豪的收藏家。
我不会带着这些概念去思考灵魂里的这些变化，只是，当我走进博物馆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会幻想自己也能够通过物件来讲述我的故事。一天晚上，当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里，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看着周围的外国人时，就像每个出国（受过一点教育、有一点钱的）的土耳其人那样，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欧洲人是怎么，能够怎么看我、看我们的。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如何能够把对芙颂的情感告诉一个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尼相塔什和楚库尔主麻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遥远国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仿佛我在新西兰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在观察他们劳作、休息、娱乐（和看电视时的谈话）的习惯和风俗时，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的观察和我经历的爱情交织在了一起。
现在，就像一个人类学家那样，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件，锅碗瓢盆、装饰摆设、衣服、图画，我才能给自己度过的岁月赋予一种意义。
普鲁斯特喜欢并谈到过这个画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后几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我去那里既是为了芙颂的那些画，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无法喜欢莫罗的那些古典风格、矫揉造作的历史画，但我喜欢他的博物馆。画家莫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他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家，变成了一个死后将展出上千幅绘画的博物馆。他把自己两层楼的画室和旁边的家变成了博物馆。当家成为博物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家，一个“感性”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个物件都会因为富有含义而熠熠生辉。当我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走在空无一人、所有门卫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馆的展厅里时，我沉浸在一种几乎能够被我称之为宗教的情感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又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样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立刻去找了内希贝姑妈。我简短地跟她讲了去巴黎和参观博物馆的事情。坐下吃晚饭后不久，我立刻跟她说了脑子里的想法。
我轻松地对她说，就像一个久病的人笑对已经能够摆脱的老毛病那样带着微笑：“内希贝姑妈，你们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从这个家里拿走东西。现在我要拿走这个家，整栋楼。”
“怎么拿？”
“请您把整个这个家、这栋楼带着所有家具卖给我。”
“那我怎么办？”
我们半玩笑、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了一些动听的话，类似“为了纪念芙颂，我要在这个家里做一些事情”。我也谈到了内希贝姑妈独自一人在这个家里不会幸福的话题。我还说如果愿意，内希贝姑妈可以永远不离开这个家。内希贝姑妈听到“独自一人”后哭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们原来住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单元房。
“在哪栋楼里？”她问。
一个月后，我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们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点（就在那个曾经对芙颂动手动脚的卑鄙·大叔杂货铺的正对面），为内希贝姑妈买下了一套大房子。内希贝姑妈则把楚库尔主麻的房子，连同一层和房子里面的所有家具给了我。那个为芙颂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去为家具做一个公证，我照办了。
内希贝姑妈一点也不着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资助下，她像一个慢慢准备嫁妆的年轻姑娘那样为新家买家具，装电灯，但每次见我她都会笑着说，她永远无法离开楚库尔主麻的家。
她总是说：“凯末尔，我的儿子，我放不下这个家、我的回忆，我们怎么办？”
我就对她说：“那么，内希贝姑妈，我们就把这个家变成一个展示我们回忆的地方。”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我也更少见到她了。我不断去旅行，是因为我还不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个家、家具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东西。
我对巴黎的第一次拜访，为我以后的旅行提供了经验。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先去一个早在伊斯坦布尔订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适的酒店住下，随后我会根据事先从书籍、旅游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个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那样，不慌不忙、一个不落地去逛遍城市里的每一个重要博物馆。我去跳蚤市场、卖各种小玩意和摆设的小店、古玩店转悠，买下和我在凯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盐瓶、烟缸、开瓶器，或是一样我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在汉堡、巴库、东京，或是里斯本，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偏远的街区、后街走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够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就像在芙颂他们家那样，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孩子、父亲、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爱上这家女孩的远房富亲戚。
早上，我会踏踏实实地在酒店里吃早饭，然后在那些小博物馆开门之前，在街上、咖啡馆里打发时间，给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各寄一张明信片，从当地的报纸上搞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一到11点，我就会拿着笔记本，带着乐观的情绪开始参观博物馆。
在一个阴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我发现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屉里看见的旧药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泽勒小镇，参观了一个由一家旧的帽子工厂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当我走在散发着霉味的博物馆里时（里面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我看见了一些和母亲、父亲的那些一模一样的帽子。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博物馆，当我看见里面的纸牌、戒指、项链、国际象棋、油画时，我带着灵感想到，凯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对芙颂的爱情也值得这样炫耀地展示。在法国南部，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馆里回忆着芙颂的气味度过了一整天。在慕尼黑的旧比纳克老绘画馆里，我看见了伦勃朗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这幅画让我想起，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不求任何回报地献出一样我们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还想起很多年前我给芙颂讲这个故事时的情景。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馆里，我盯着乔治·桑的打火机、珠宝、耳坠和钉在一张纸上的一缕头发看了很久，我会不寒而栗。在讲述哥德堡城故事的历史博物馆里，我耐心地坐在了东印度公司运去的瓷器和盘子前面。1987年3月，在奥斯陆土耳其使馆工作的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去了布列维克城市博物馆，可博物馆那天不开门，为了能够看见里面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邮局、摄影棚和老药店，我回奥斯陆过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监狱的海洋博物馆，在许多其他博物馆之前，提醒我也可以把一个汇聚了芙颂的许多回忆的海峡轮船模型（比如，卡兰黛尔）和我收集的其他东西一起展出。为了去洪都拉斯，我为签证的事忙了很久。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昆虫博物馆，当我走在那些穿着短裤的游客中间时，我想到，可以像一个真的蝴蝶收藏那样展示多年来我送给芙颂的那些首饰，甚至我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展示凯斯金家里的蚊子、苍蝇、马蝇和别的昆虫。在中国杭州的中医博物馆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那些药盒。在巴黎新开放的烟草博物馆里，我骄傲地发现，那里的馆藏远远赶不上我八年来的收藏。我记得，在艾克斯普罗旺斯的一个美好春日的上午，我在明亮的保罗·塞尚的画室博物馆里，带着一种无限的幸福和仰慕，参观了里面的画架、锅碗瓢盆、家具和一切。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整洁的罗克斯之家博物馆，我再次明白，过去像灵魂那样附着在了物件的里面，在那些安静的小博物馆里，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维系在一起的一种美好、一种安慰。然而，为了能够接受和喜欢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够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难道我需要去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去看这个著名医生的旧物收藏吗？在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伦敦我都要去参观伦敦城市博物馆里的老理发店，难道是因为对在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巴斯里和杰瓦特的思念吗？为了看到著名护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一幅画、一个物件，我去了建在伦敦一家医院里面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在那里我没看见任何一件让我想起伊斯坦布尔的东西，却看到了一个芙颂也有的发夹。在法国的贝藏松市，在位于一个老皇宫里的时间博物馆里，我在钟表之间，倾听着博物馆里的静谧，想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和时间的事情。在荷兰哈莱姆市里的特勒尔博物馆，当我边走边看那些放在木框大橱窗里的矿石、化石、奖牌、钱币、旧工具时，在博物馆的寂静中，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能够一下说出那种给我的人生赋予意义并给予我一种深切安慰的东西了，但就像爱情一样，一开始我无法表达把我和这些场所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在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博物馆，那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第一个城堡，当我在一种闷热和极其潮湿的空气中，徜徉在信件、油画、钱币和日常生活用品中间时，我也感到了同样的幸福。在维罗纳的卡斯特罗古堡博物馆，当我徜徉其中，看到建筑师卡洛·斯卡帕在那些雕塑上留下的丝绸般的光泽时，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博物馆给予我的幸福不仅来自于馆内的收藏，还可能来自于绘画作品、物件摆放上的平衡。但在柏林的马丁·格鲁皮乌斯大楼里的东西博物馆，那些曾经被重视，随后又流离失所的东西让我知道，与之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也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可以用智慧和幽默来收集任何东西，我们应该收集我们喜欢的所有东西以及和我们所爱之人有关的所有东西，即使我们没有一座博物馆，但藏品上的诗意就将是这些物件的家。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博物馆，我看见了卡拉瓦乔的《被献牲的伊斯玛义》，这幅画首先让我潸然泪下，因为我没能和芙颂一起看到这幅画，随后它让我明白，能够从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故事里得到的启示，就是可以用另外一样东西来代替我们所爱的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多年收藏的芙颂的物件如此依恋的原因。每次去伦敦，我都会对约翰·索恩爵士之家博物馆里的杂乱和拥挤感到惊讶，对其中的绘画展示方式感到钦佩。我会独自一人坐上好几个小时倾听着城市的喧嚣，我会因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这样展示芙颂的物件，那时我亲爱的情人将在天使层上向我微笑而幸福。但还是巴塞罗那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这个顶层上展示了发夹、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项链、坤包、手镯的感人博物馆，教会了我如何去处理芙颂的那些遗物。在我那流连了五个多月，参观了273家博物馆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在曼哈顿的手套博物馆里，我又想起了那个充满情感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在洛杉矶的侏罗纪时期博物馆，我想起了在一些特殊博物馆里感到的那种不寒而栗的情感，那就是当整个人类生活在另外一段时光里时，我却滞留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北卡罗来纳州史密斯菲尔德城里的艾娃·加德纳博物馆里，我偷了一张著名影星为一套瓷餐具作广告的展览海报。当我在博物馆里看见小艾娃学生时代的照片，她的晚礼服、手套和靴子时，我是那么悲痛地思念芙颂，以至于我想立刻结束旅行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什维尔附近，为了能够看见那些天刚开放，但随后又关闭了的饮料盒和广告博物馆里的汽水和啤酒罐，我花费了两天时间，随后我又动起了回家的念头，但我还是继续走下去了。五个星期后，在后来关闭的另外一个博物馆，佛罗里达州圣奥斯汀的美国历史上的悲剧博物馆，当我看见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简·曼斯菲尔德因为车祸丧生其中的1966款别克车，看到车上的镀镍仪表盘和开始生锈的车骸时，最终我能够决定回伊斯坦布尔了。我明白，一个真正收藏家的家应该是他自己的博物馆。
我没在伊斯坦布尔待很久。在去马斯拉克路的后面，在切廷的引导下，我找到了雪佛兰修理商谢夫凯特师傅的修理厂。当我在修理厂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看到我们的1956式雪佛兰时，瞬间因为百感交集我感到了一阵晕眩。后备厢的盖子是开着的，几只从旁边鸡笼里跑出来的母鸡正在生锈的车骸里转悠，四周有很多孩子在玩耍。据谢夫凯特师傅说，车上的一些部件还保留在原处，但没在车祸中受损的几个部件，比如油箱盖、变速箱和后座车窗的摇柄被拆下来，装到别的雪佛兰出租车上了。我把头伸进驾驶舱，在指针、按钮和方向盘曾经牢牢待着的地方，我闻到了被阳光微微晒热的座椅套上的味道，瞬间我被击垮了。带着一种本能，我抚摸了一下和我的童年一样陈旧的方向盘。被压缩在物件里面的浓重回忆让我眩晕和疲惫。
“凯末尔先生，您怎么了，要不您在这里稍微坐一会儿。”切廷善解人意地说，“孩子们，能拿一杯水过来吗？”
芙颂去后，我差点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落泪。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一个浑身上下像煤炭工那样漆黑、满身油污，但两只手干干净净的小帮工，用一个上面写着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托盘（这是我因为习惯写的，参观者在纯真博物馆里别去找）为我们端来了热茶。我们喝着茶，稍微讨了一点价，我重新买回了父亲的车。
切廷问道：“凯末尔先生，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去啊？”
我说：“我要永远和这辆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但切廷明白了我这个愿望的真诚，他没像别人那样说“但是，凯末尔先生，人不能和死去的人一起死。”如果他这么说，我就会告诉他，纯真博物馆就是为了和一个逝者一起生活而建造的。我准备好的这个回答留在了心里，因此我骄傲地说了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话。
“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还有很多东西，我要把它们集中到同一个屋檐下，和它们一起生活。”
有很多我的博物馆英雄，就像古斯塔夫·莫罗那样，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他们把和里面的收藏一起生活的家，变成了死后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我喜欢他们建的那些博物馆。为了去参观我喜欢的上百个以及我从未参观过、对它们充满好奇的上千个博物馆，我继续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