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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兰帕特说:“这不是真的。特蕾莎·诺兰在心理上受到折磨,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她已经疯狂到了要自杀的程度。就算你们拿到了这封所谓的信——我想你们应该没有拿到手——在她死之前写的任何声明也都不能算是可靠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拿到了这封信,肯定就会在我面前直接把它甩出来了。你们现在掌握的是第三手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这种证据在法庭上有多大价值,事实上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多大价值。”
达格利什说:“你是要告诉我这个女孩讲的事情不是真的吗?”
“让我们宽容一点,说她‘误会了’。她很孤独,充满罪恶感,特别是在性方面,充满沮丧,与现实脱节。她的医疗档案里有一份心理医生的报告,抛开一切术语不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是在故意撒谎,她或者博洛尼在撒谎。这两个人都算不上是可靠的证人。而刚巧两个人也都死了。如果这是为了给我添加一个作案动机,简直荒谬。这也几乎是对我的诽谤,我非常清楚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达格利什说:“就像你知道怎么处理对你的诽谤一样,一个正在进行谋杀案调查的警察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被毁掉的。”
“在资产以外的方面或许确实如此。法庭一向对警方出奇地仁慈。”
不久前,那个之前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接待他们的护士说“兰帕特先生刚刚结束一场手术,请你们到这边来”,领他们进了手术室旁的一间房间。兰帕特几乎是立即就走了进来,摘下了绿色的手术帽和橡胶手套。这个房间又小又简陋,充满了来自隔壁的流水声和脚步声,还有在病人失去知觉的身体上方传来的自信的讲话声。这是一个临时休息所,是为了快速交换手术意见,而不是交流秘密建立的。达格利什想,这是否是有意为之的策略,借此巧妙地展示兰帕特职业身份所具备的能力,也提醒警方这世上不止一种权威身份。达格利什不觉得兰帕特会害怕此次会面,尽管他觉得最好还是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恐惧。毕竟,他享受某种权力太久,已经有了自然产生的独断专行。既然已经具备一个成功的产科大夫才会有的自信,他自然也有足够的自信对抗一位大都会警察厅的刑警。
现在他说:“我没有杀害博洛尼。就算我有能力实施一场格外残忍和血腥的谋杀,我也不会把博洛尼的妻子带在身边,让她等在车里,自己去割断她丈夫的喉咙。至于另外一番胡言乱语,就算我真的把性别上不符合母亲们心意的胚胎打掉了,你想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手术就是在这里做的,病理报告都在医疗档案里。这座大楼里的任何文件都没有违法,就算有,在费上大工夫获得许可前,你无权查看。我强烈地认为医疗档案神圣不可侵犯。那你们还能做什么?对病人一个个地进行问话,指望能通过威逼利诱让其中一位说出不该说的话?没有我的合作,你又怎么才能找到这些病人?你的指控实在是太可笑了,总警司。”
达格利什说:“但是保罗·博洛尼相信这件事。特蕾莎·诺兰死后,他把自己对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投资撤了出来。我想他跟你谈过。我不知道他对你说了什么,但是可以猜得到。当时你相信他会保持沉默,但是当他在教堂里有了某种体验之后,他发生了转变。不管是什么样的转变,那个时候你还能继续相信他会保持沉默吗?”
他在想自己这么快就亮出底牌是不是有些不明智。但是这样的疑问转瞬即逝。必须拿新证据与兰帕特对质,不管这证据有多么不堪一击。他必须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且如果这件事与谋杀案真的不相关,越快将其彻底排除越好。
兰帕特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假设他真的相信这套说辞,那他就更是处于一种招人嫉妒的位置上,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让人反感。他想要一个儿子,绝不想再要一个女儿。正巧芭芭拉也是这么想的。芭芭拉可能会愿意给他生一个继承人,哪怕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这当作是交易的一部分。但是若要忍受九个月的不适,最后却生出另一个女儿,让他嫌恶、鄙视甚至是无视,对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不喜欢、甚至是害怕生孩子的女人来说是很过分的。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你可以说博洛尼会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上,至少从道义上来说是如此。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手段,但是我怀疑他对于这种手段的结果不会感到不快。这从来就不是特别有尊严的道德立场,至少在我这里不是。他们结婚八个月之后,芭芭拉流过一次产,一个女孩。你觉得他会因此而悲痛吗?难怪这个可怜的家伙心如乱麻。难怪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总警司,你的发现如果是真的,也只是多了一条他自杀的理由,而不是谋杀的动机。”
兰帕特从挂钩上取下夹克,为达格利什和凯特打开门。他笑得很谦和,几乎像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然后他领着他们走到自己私人的会客室里,关上门,示意他们坐在壁炉边的安乐椅上。他坐在他们对面,探身向前,两腿分开,几乎把脸凑到了达格利什面前。达格利什可以看到那张英俊的脸庞被放大,皮肤上的毛孔因为出汗而闪闪发亮,就好像他还在手术室热火朝天地进行手术,脖子周围的肌肉都紧绷起来,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表明了深深的疲惫,虹膜周围有一圈血丝,前额的发丝根部沾满了头皮屑。这张面孔还算年轻,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他突然发现自己能看得出兰帕特再过三十年之后的样子:皮肤苍白、长斑、那种自信满满的男子气概变成老年人尖酸刻薄的愤世嫉俗。但是现在他的声音依然坚定而有些刺耳,那种侵略性涌向达格利什,就像某种武力一样强烈。
“让我跟你开诚布公地讲,总警司,坦白地说,假设你说的是真的,如果我确实替她们打掉了那些不想要的孩子,你所谓的‘我的良心’也不会有任何的刺痛。两百年前,生孩子的时候打麻醉剂还被当作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到一百年前,避孕基本上还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一个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不是要生孩子。恰好我觉得她也有权利选择生哪个性别的孩子。一个不在预期之中的孩子对自己、这个社会和其父母而言都是一种麻烦。两个月大的胚胎也算不上是个人类,只不过是一团结构复杂的细胞组织。你个人也许不会相信孩子在出生之前、出生之时或者出生之后会有灵魂存在。不管是不是诗人,你都不是那种会在教堂礼拜堂里看到幻象或者出现幻听的人。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也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心理问题,但绝不是这一种。但这些声称具有信仰的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似乎觉得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背后找出某种科学事实。那个最初的神话传说,伊甸园,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知识,就算得到了,也没有权利运用那些知识。在我的教科书里,只要能让人类的生活更舒适、更安全,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我们有权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的声音令人不快,灰色的双眸中闪动着近似于狂热的令人不安的光芒。达格利什想,他就像是17世纪虔诚的雇佣兵,正拔出剑来陈述自己的信条。
达格利什淡淡地说:“想必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这种行为也并没有违背法律。”
“前提是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是的,我能接受这一点。打掉一个没人想要的婴儿没有伤害任何人。要么就是永远都不予以堕胎合法的地位,要么就是证明母亲出于某种重要的原因可以这么做。错误的性别和其他的理由一样充足。我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堕胎的人怀有的敬意要比那些妥协者多得多,他们只想让生活符合自己的预期,同时又能满足自己的良心。至少前者还能保持自我的一致。”
达格利什说:“法律就很一致。无差别堕胎就是违法的。”
“哦,但这一点本身就非常具有歧视意味。好吧,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是否和性有关,个人道德品质完全和法律沾不上关系。”
达格利什说:“那么法律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他站起身来,兰帕特送他们出门,恭敬而自信地微笑着。除了敷衍的客套话之外,他们再没对彼此多说一个字。
回到车里,凯特说:“这基本上就算是认罪了,总警司。他甚至都没费心去否认这个事实。”
“确实没有,但是他不会提供任何书面供词,也不会让我们找到能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而且这是对于医疗事故的认罪,而不是对谋杀的认罪。当然了,他是正确的。要证明他的罪比登天还难。”
“但是这也给了他双重的作案动机。他与博洛尼夫人的婚外情,外加博洛尼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揭发他。在那种自大与虚张声势之下,他肯定知道自己和别的医生一样在丑闻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只是流言蜚语也会对他不利。博洛尼这样有身份的人说出来的话会被人们更加认真地对待。”
达格利什说:“哦,是的,兰帕特具备一切要素——手段、动机、机会、知识,以及那种认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傲慢。但我认为他说得对。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不可能带着芭芭拉·博洛尼去小礼拜堂,我也无法想象她会答应独自留在帕丁顿某个条件不怎么有益健康的停车场里。而且我们总要绕回到时间的问题上。夜班门房看到了他们一起离开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希金斯看到他们一起到了黑天鹅餐厅。除非他们当中有一方,或者两人都在撒谎。不然兰帕特一定是清白的。”
然后他想:除非我们被下水管道里涌出来的水这条线索误导了。除非我们把死亡时间彻底弄错了。如果博洛尼是在基纳斯顿博士估计的时间段中最早的时间点,也就是19点死的,兰帕特的不在场证明还有用吗?他声称一直和自己的情人待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但肯定有不止一条离开疗养院又偷偷回来而不被人发现的路线。肯定有人20点时出现在教堂的厨房里,当然了,除非是有人故意一直开着水龙头。但是谁会这样做呢?一个更早一些时候——比如19点——开着路虎车到这里的人?如果博洛尼是19点死的,那除了兰帕特之外还有别的嫌疑人。但是让水龙头一直开着又会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当然了,可能性总是有的,比如当时凶手因为疏忽,忘了关水龙头。但如果是那种情况,最后水龙头又是什么时候被谁关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