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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呀孩子，吸呀，”妍子说。
廖若仍然一动不动。
我和廖萦卫去了另一间屋子。这个房间稍微宽敞一点儿，还铺了一块肉红色的地毯。除了一张床一个柜子，就是两个触目的大书架。有几本植物学方面的书，更多是文学和音乐。他见我翻弄书架，就说：“我和妍子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我学中文，她学历史。可是我喜欢歌剧，她那时还喜欢写一点——诗。”廖萦卫笑得有些尴尬，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们和肖潇一起时谈得最多，你知道在这儿，我们三个人是最谈得来的。”
我发现廖萦卫的脸有点红。四十多岁的人还这么怕羞，这在今天是极为罕见的……他说下去：“如果这儿没有肖潇，我们会寂寞得要死。她顶多两天不来，我们就得去找她……”
以前我来这里出差时，我和他们更多的是在学校和园艺场招待所见面，几乎没怎么来这里。如果从公寓外部看上去，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干净洁雅的居室。它不大，可是收拾装饰得十分舒适。这是一套两间半的居室，廖若一间，再就是这个大间了；那个半间在门厅旁边——它原来是个厨房，不过已经被改造成了琴室，刷了地板漆，也同样铺了地毯，摆了一架钢琴。小屋子一尘不染。五线谱、简谱，还有一些钢琴入门书籍。那间屋子完全是另一种气氛。这会儿妍子进来了。
廖萦卫见我在端量那架琴，就说：“弹不好。”
我想也许这个屋子正需要像以往那样的琴声和笑语呢，这大概对孩子更好一些。我问：“他的同学常来吧？”妍子点头，“唐小岷前一天还来过。”我马上记起了一对美丽的鹿眼。肖潇说过，廖若和唐小岷、怡刚，是骆明最好的几个朋友。妍子说以前他们几个天天在一块儿，课余时间常到海边河边去玩。“唐小岷的琴弹得最好。”妍子说。
<h5>4</h5>
我们不得不谈论起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发现在这个平原上，除了肖潇，他们真的找不到其他人来商量如此重要的事情了。“我们想，”廖萦卫的头越沉越低，“是否把孩子送到……林泉？”
我愣了一下。
“我是说，林泉精神病院……”
我当然知道，只是默不做声。我有些担心，那样就等于对孩子和孩子周围的人宣布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事可得好好想一想。我建议先请医生来看一下，也许他目前的样子并没有想象那么严重，不需要住院，可能仅仅需要镇定一下，打打针吃吃药……
妍子已经忍了好久，这时还是流出了眼泪：“我们已经请过了很多医生。你知道，到市里去请医生要花很多钱。廖若不愿去医院，我们每次都雇车把医生接回家，可医生开一点儿药就走了。他们都认为不能拖了，最好尽快送到林泉去，说别耽搁了。我们一听‘林泉’两个字心就凉透了。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送到林泉，他这一辈子……”
我斟酌着，最后说：“到林泉去是为了治病，病好了就回来。如果的确需要……反正医生会根据病情从长计议的……”
廖萦卫听了我的话却不停地摇头：“他的病不是林泉能治好的！”
妍子看一眼男人，又看看我。
廖萦卫目光凝在地板上，仍然摇头：“不是那么简单。孩子的病不是那么简单。我晚上睡不着，差不多一直陪着他失眠，这恐怕不是单纯靠药物……”
我注意到廖萦卫眼圈发青，双眼有些浮肿。
“我睡不着，想了很多。孩子的病根很深……他不是一般的孩子，我是说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是怎样的孩子，跟别人说这些他们不会明白的……廖若从小容易激动，思维一直是跳跃式的……”
妍子有些激动：“‘跳跃式’，那应该不是问题——这与他的病没有关系。我们的孩子是最正常、最聪明的孩子！”
廖萦卫转向我：“这孩子真的特别聪明，他非常敏感。我很早就知道，对这样的孩子可不能伤害。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什么——你知道，有人就是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天性，你不能伤害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往往也特别脆弱……”
妍子说：“是的，他几乎不能受一点点伤害。记得他刚入学的那一天逮了一只彩色的鸟，爸爸专门为它买了一个鸟笼。可他一转眼就打开窗户把它放掉了。我告诉萦卫说孩子把鸟放掉了，萦卫开始还不信，这么好看的一只鸟怎么舍得呢？他当时沉着脸：它自己飞到你屋里来，这多么巧啊——你怎么马上就把它放了呢？他只说了这样几句，可是一整天廖若的神色都不对，到了晚上还跟我们解释说：彩色的鸟本来就该在林子里，它需要自由自在——它有妈妈爸爸，有奶奶和爷爷，它们会急死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放掉，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高兴就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他这样说着也倒罢了，谁知竟然大哭起来。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他当时哭得多么厉害。他大概在想那只鸟儿走失以后，鸟儿的一家人会多么难过着急吧，所以他对爸爸特别生气，也很失望……”
廖萦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妍子说下去：“你看，我们一直很谨慎地对待他。他多么善良，为一只鸟哭成那样——这个脾性像谁呀？我觉得他爸和我都是粗粗拉拉的人。我们却生出了这样一个孩子。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太大的刺激，所以骆明的事情就让他受不了。他和骆明成天在一起，交换书籍看、去影院，一块儿到林子里玩。还有唐小岷——他们三个真是太好了……”
廖萦卫说：“他们三个在一块儿谈论看过的影片，谈音乐、莫扎特，”他说着瞥了妍子一眼，“当然是受我们影响……”
我却在想：在这样的一片平原上，从小谈论莫扎特的孩子太少太少了，这在当地大概一个都不会有吧。还有钢琴，这屋子里的摆设和气氛，都与当地人差距甚大。这其实只是一种概念——一种来自西方的“概念化的生活”，是他们两个人读书时形成的，这会儿正一点点营造和追求，并努力使之落到实处。这在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但他们不愿放弃。我的目光不由得转到了那架钢琴上——那时廖若和几个同学就围在旁边，它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把三个孩子越引越远，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风中飞升，只等有一天回到泥土上生根……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又有些自责。不过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平原呢？
<h5>5</h5>
去不去林泉必须权衡——林泉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这对廖若也许没有坏处。我知道从精神病学的范畴来讲，连平常的紧张失眠也都属于这类疾患。最后我总算提出了一个建议：按廖若目前的状况看，他应该去林泉诊断一下。
妍子还在固执地反对：“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就去过林泉，结果更糟。你知道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应该采取环境和心理疗法。你不知道，再正常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也受不了。那些人在一块儿，真是奇形怪状，有的……太吓人了……”她的脸红了，但还是把话说完：“有的病人还要接受电击——多可怕呀，通电时全身痉挛……我不能让廖若到林泉去。”
我一时无语。当然，如果是轻微的精神疾患，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亲人的抚慰，让他的神经在一种环境中慢慢松弛下来；而那些很重的病人就必须到林泉去，因为别无选择……我这会儿也没了主意。
廖萦卫叹了一口气，一直注视着墙壁。钢琴上方有一幅贝多芬的画像，再旁边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时间能使一切淡化下来——但愿这个过程能快一些，”他自言自语，“事情离得太近了，他一时还不能解脱。活生生的小伙伴一眨眼没了，他绝对没法接受……骆明是多好的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有时想，大概就因为这个世界太脏了，老天爷才不忍心把他留在这里。”
廖萦卫的声音里透出了激愤。妍子看着丈夫。
“我们俩都不善于料理孩子。他一点点长起来，真不容易。家里突然添了一个小家伙让人一下子没有准备。什么身上起痱子了，头上发炎了、起脓疱了，这得一点一点学着照顾……我们一夜一夜吓得不能睡觉，老觉得孩子不会呼吸了——他躺在那儿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开灯看看，见孩子挺好地在那儿睡着，这才躺下；可睡着了又担心翻身的时候把孩子压伤。半夜孩子哭了、撒尿了，这本来都很正常，可我们还是担心，因为不懂，总觉得孩子要给憋坏什么的。最怕的是孩子得病，抱着他去排队、去挤医院给孩子打针……你知道，小孩子验血要从脖子那儿抽血，多么吓人！针扎进孩子身体的那一刻就像扎进了自己的心脏。妍子扭着头不敢看。那么小的一个嫩芽，怎么能把一根金属长针扎进里面去？直到现在我还怕回想那一针。我们知道把一个孩子养大有多难。骆明……他是死在廖若的怀里呀。你想一想，一个死在另一个的怀里，一个看着另一个挣扎了好几个小时……”
我听着，十分难过。我在想，如果有哪个科学家发明了分段抹除记忆的方法，一定会被人永远地感激——任何人都可以把某一段可怕的记忆抹掉，如果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该是多好。而现在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时光——可时光是万能的吗？时间能够帮助一个人筛选记忆吗？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它还是不会把真正沉重的记忆变得无足轻重，而顶多只是将它们沉淀到心的底层。
眼前这一对夫妇因为绝望和孤独，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身边的朋友。他们好像在当地并没有很多的朋友，只对我和肖潇寄托了莫大的希望，希望我们更多地陪伴他们并能够出一些主意。
这其间我一直没有见到老骆一家。那儿永远是大锁把门。后来招待所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出了这件大事，他们大概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来了。我问：“为什么？”“因为难过啊，他们不是去了亲戚家，就是去了别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