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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套常规处理方法形成了，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起着作用，只要他们坚持得足够长。一场战斗后的几个小时都是紧迫而混乱的，许多人命悬一线。在这里，医生就是勇士，他们知道仅仅为伤口止血就能拯救一条生命，快速的外科手术就能保住一条腿。但在传染病发作时，所有招数都失效了。
接下来是在病菌领域漫长又持续的观察与战斗——没有适合这片领地的武器，仅仅是场消耗战，小事情做了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但必须去做，一遍一遍又一遍，与无形的病魔敌人搏斗，怀着微弱的希望，期待那些病体可以支撑得足够长久，超过它的攻击者。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与疾病进行对抗，就是要把一道阴影推开，黑暗如黑夜一般无情地蔓延开来。我已经战斗了九天，死了四十六个人。
尽管如此，每天黎明，我都按时起床，往我模糊的眼睛里泼点水，然后再次来到战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带着一桶酒精。
也有些许的胜利，但即便是这些胜利，也在我的口中留下了苦涩的滋味。我发现了感染的可能根源——一起用餐的伙伴之一，一个叫霍华德的人。最开始他在甲板上做炮手，六个星期前被调到了厨房值勤，这是一次意外带来的结果，因为一个收缩炮架压碎了他的几根手指。
霍华德曾在军械室干活，是这一疾病的第一个已知病例——从死去的船医亨特先生不完整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是把那里搞得脏乱不堪的水手之一。接下来的四起病例，全部来自军械室，然后蔓延开来，感染到的人四处走动，在船头留下了致命的污染，感染到其他人，并传染给了全体船员。
霍华德承认他曾在其他干过活的船上见过这样的病，完全能应付得来。然而，当其他人都在甲板上，厨房人手不够时，厨师一口回绝了宝贵的援助之手，理由只是因为“该死的娘儿们都是蠢货”。
埃利亚斯无法说服他，我不得不把船长本人喊过来，他误解了骚乱的性质，带着几个配有武器的士兵来到这里。厨房里的场面异常不愉快，而霍华德被带去了禁闭室——唯一能进行某种程度隔离的地方。他在困惑之中抗议着，要求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太阳正西沉入海，金色的辉光铺满西边的海面，如同天堂的街道。我驻足片刻，仅仅片刻，凝神注视。
我曾多次目睹这美丽景色，但它始终给我惊喜。总是被巨大压力包围着，蹚过齐腰深的烦恼和忧愁之渊，作为医生，我会看看窗外，打开门，看向外面，而它会在那里，意料之外又明显无误，这是安宁的片刻。
光从天空蔓延到船上，巨大的地平线不再是一片苍白空虚，而成了欢乐的居所。有那么一瞬间，我住进阳光的中央，温暖又洁净，疾病的恶臭和景象消失了，痛苦从我心中消散。
我从来没有寻找过它，没有给它起过名字。但当安宁之礼物到来时，我总是知道是它。在它持续的时候，我仍然静静地站在那里，想着它是奇怪的又是不奇怪的，因为恩典也应该在这里找到我。
然后光线一点点地移动，这一时刻过去了，像往常一样伴随着它持久的回响离我而去。确认了反射的光，我在身上画了个十字，走下甲板，我晦暗的盔甲依稀闪着光。
四天后，埃利亚斯·庞德死于伤寒。这是致命的感染，他来到医务室，发着烧，昏昏沉沉，被光线刺得不敢睁眼。六个小时后他神志不清，无法起立。第二天黎明，他把他那圆圆的脑袋紧贴在我怀里，喊了声“夫人”，死在我的臂弯里。
我忙完了这一天必须做的事情，在日落时站到了朗读葬礼悼词的伦纳德船长的旁边。见习船员庞德的尸体被裹在他的吊床里，托付给了大海。
我谢绝了船长的晚饭邀请，去了后甲板上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了下来，旁边有一尊大炮，在那里我可以看着外面的水面，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脸。太阳在金碧辉煌的光芒中落下，取而代之的是如天鹅绒般布满星星的夜空，但没有恩典的时刻，每个景象里都没有属于我的安宁。
当黑暗笼罩着整条船，它所有的动作开始缓慢下来。我把头靠在大炮上，脸颊下打磨光滑的金属冰凉入肤。一个水手快步从我身边经过，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全身疼得要命，头阵阵作痛，背部僵硬，双脚肿胀，但这些并没有任何意义，相比起来，我心中的痛苦更剧烈。
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失去病人。死亡就是敌人，把自己治疗的人输给黑暗天使的魔手，就是被击败，就会感到背叛和无能激起的愤怒，甚至是因失去而产生的人类的痛楚和对死亡结局的恐惧。在这一天的黎明和日落之间，我失去了二十三个病人，埃利亚斯是第一个。
有几个在我擦拭他们的身体或拿起他们的手时死去；还有一些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吊床里痛苦而死，而我只来得及触碰他们一下。我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现实，但我又知道——就在我抓住一个十八岁船员抽搐的身体时，他的肠子正溶解在血和水里——青霉素就可以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是我没有，难堪像一种溃疡，吞噬着我的灵魂。
装有注射器和药剂的盒子被留在了“阿尔忒弥斯”号，在我备用裙子的口袋里。但即便我将它带在身边，我也不可能会使用它。即便使用，我能拯救的也仅仅是一两个人而已。虽然知道现实是这样，但当我在病人之间穿行，所有武器只是煮羊奶和饼干，以及空空的双手时，怒火因为这一切的徒劳而涌起，我咬紧牙齿，直到我的下巴疼痛难忍。
我的思绪跟我脚步走过的轨迹一样茫然昏乱，看着这些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或是死亡后慢慢松弛平缓下来的面孔，而他们都望着我。望着我。我举起无用的手，狠狠地砸在栏杆上，我砸了一次又一次，在一阵强烈的愤怒和悲伤之中，几乎感觉不到撞击的刺痛。
“停下来！”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腕，阻止我再次砸向栏杆。
“放开我！”我拼命挣扎，但他抓得太用力了。
“停下来。”他又坚定地开口。他的另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腰，把我从栏杆处拉回去。“你不能那样做，”他说，“你会伤到自己的。”
“该死的，我不在乎！”我扭动着，想要挣脱他的控制，但随后就放弃了，认输了。那又能怎么样呢？
然后他放开了我，我转过身，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他不是一个水手，虽然他的衣服因为长时间的穿戴而皱巴巴的，还带有味道，但它们原本很精美，鸽灰色的外套和背心是定制的，极好地显示着他修长的身段，颈部已不挺括的花边是来自布鲁塞尔的高级货。
“你到底是谁？”我惊讶不已。我抹了一把自己湿漉漉的脸颊，闻了闻，并凭直觉努力抚平了我的头发。我很希望阴影能藏住我的脸。
他微微一笑，递给我一块手帕，虽然皱巴巴的，但很干净。“我的名字是格雷，”他说着，温文尔雅地轻轻鞠了一躬，“我猜你一定是著名的马尔科姆夫人，伦纳德船长已经强烈赞美过你的英雄事迹。”听到这个，我皱了皱眉头，他停了下来。
“很抱歉，”他说，“我说错什么话了？我道歉，夫人，我无意冒犯您。”他看上去因为这种想法而着急，我摇了摇头。
“眼睁睁地看着人死去可不是英雄所为。”我回答。我的声音含混不清，于是我停下来擤了擤鼻子。“我只是在这里站会儿，仅此而已。谢谢你的手帕。”我有些犹豫，既不想把用过的手帕还给他，但也不想简单地揣进口袋。他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解决了我的困扰。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一杯水？或者是一些白兰地？”他在外套里摸索着，取出一个刻有盾形纹章的袖珍小银瓶，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感激地点了点头，深深地吞下了一大口，被呛得连连咳嗽。酒灼烧着我的喉咙，但我又抿了一口，这一次我谨慎了些，觉得酒温暖了我，让我放松下来，有了力气。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喝了一口。它很有用。
“谢谢你。”我把瓶子递回去，声音有点嘶哑。感到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唐突，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忘了白兰地酒很好喝，我一直用它在医务室给人擦洗。”这句解释把我带回到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破碎片段里，我瘫坐回刚才一直坐着的火药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