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要谦虚，才能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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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姆西来自一个富裕的印度家庭，很早就大学毕业。尽管他父亲打算以后送他去欧洲发展，但却先是在利雅得买了一个小店面，这样可以让他在低成本低风险的情况下积累经商的经验。父亲把这个店面全权交给了沙姆西，而沙姆西讨厌待在这里。在印度，他有跟自己年龄经历相仿的朋友圈，而在沙特阿拉伯，他就是一个囚犯。每天在店里坐十个小时，除了做买卖之外，没有人对他感兴趣。

如果说和沙姆西的谈话就像是在看电影，那么和艾哈迈德的谈话就像在演电影。艾哈迈德已经结婚，并且刚刚添了个女儿。他显然更成熟，也更精于世故。

和艾哈迈德聊天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的生活内容——婚姻、扮演父亲的角色、工作以及世界观。但是在所有话题当中，我们对宗教的讨论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的讨论使我这次的军事派遣成为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宗教研究。

我们最难忘的一个议题是关于死后审判的问题。“天使，一个在天平的左边，一个在天平的右边，”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道，“他们坐在那里，看着记录你生平事迹的书页，然后做出审判。如果天平指向天堂，那么就去天堂，如果指向另一边，那么来自地狱的巨蛇就会把你领去地狱。”

“你真的相信这个吗？”我问道。

他笑了笑，汲了一口茶，然后默而不语，脸上的表情却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相信他们的宗教观。接着他又问道：“你相信基督是童贞女之子，相信基督曾经死而复生。那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说法呢？”

我追问他对于死后的看法。我笑着说道：“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突然紧张地笑了起来。“那我会怎么样？”我接着问。他停住不笑了，拼命地摇头，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同时抿了几口茶。

“哎呀，就告诉我吧。”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道。我俩都知道他会如何作答。然后他严肃地看着我，说道：“很遗憾，我的朋友，那你就得下地狱了。”

“好吧，”我说，“也许到时候我们俩在那儿遇到彼此，然后都大吃一惊。”这时他又笑了，我也很庆幸能回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来。

在沙特阿拉伯，我没有获得“重生”，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突然之间开始怀疑我信仰中的一切，更没有一个人投身到挖掘信仰的苦旅之中。我只是意识到，之前我对自己的信仰甚至是生活都多么的无知。我对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一无所知，也没有形成任何坚不可摧的精神哲学。

这种认识不仅仅对我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军官，我意识到，对宗教与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对我的职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开始观看犹太学者、基督教学者以及伊斯兰教学者之间展开的牛津式辩论，研读一位前天主教修女凯伦·阿姆斯特朗所写的《上帝的历史》。让我感到震惊的是，12年正规的天主教教育都没能让我见识过如此激烈，如此有启发性的讨论。我这才知道，我那12年只不过是入门阶段而已。

我认识到，一次开放、高尚的宗教大讨论不管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不会是劝诫人们接受某一种方式作为通往死后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伊斯兰教徒（以及其他宗教教徒）并不是像我之前被告知的那样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其他宗教信徒中的激进分子就像基督教徒中的激进分子一样，已经无法代表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精神了。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徒都热爱和平与友谊，并且与我周围的基督徒们一样真诚而又有些盲目地追求永生。事实上，其他宗教的信徒们已经或正在经历因对教义的不同解读而产生的内讧。这种斗争是无止境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物理空间在缩小，而信息和贸易却扩散开来，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不再因为空间和距离的保护而相安无事了。除非会有人类灭绝或种族灭绝这种情况发生，而就算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还是坚信我们需要找到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方式。

理解其他宗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原因，并不需要我必须赞同他们的宗教习俗。一定要记住的一点是，与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交流不应该肤浅地停留在“谁入天堂，谁下地狱”的争执之上，而应该深入地挖掘我们共同信奉的美德。

让我特别骄傲的是，在我离开沙特阿拉伯的时候，我和艾哈迈德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同时，我也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两个能够在彼此信仰的问题上进行如此愉快的交流，其他人不都可以吗？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在“上帝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的结论。我有疑问，也会提出疑问，但却总是小心翼翼地。很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讨论既定界限之外的话题，要么是害怕面对这些关于上帝关于宗教的难题，要么就是根本不感兴趣。

在我看来，所有的讨论都是过早地躲在“信仰之神秘”的幌子下不了了之，而之所以会这样做，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惧。

有些人没有提出过任何疑问，也没有经历过深入的、客观的讨论，却声称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我开始对这种人提出质疑。但我之所以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挑战自我，更多的是为了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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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跳出宗教教义与宗教美德的圈子，我在一个最不可能给人启发的人身上，看到了大智慧的谦逊包容和真力量的高贵亲和。1997年，我在亚拉巴马州麦克莱伦堡见到了军事指挥官吉姆·巴雷特。在当时所有一起执行任务的军官当中，他是级别最高、最有威望的军官，而我是级别最低、威望最小的军官。

吉姆在坎坷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家人酗酒、毒品、犯罪以及家庭动荡。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在他12岁的时候，他41岁的父亲因为过度饮酒而死。随后他母亲改嫁，但在他刚满16岁的时候又再次离婚。吉姆高中辍学，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混混。要不是保拉——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他会跑去抢劫，然后像他的朋友们一样被抓起来了。

在辍学一年的时候，仍然不知道生活该何去何从的吉姆遇到了一位军队招募官。但是军队不收辍学学生。于是吉姆带着一种新的生活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抛弃了之前那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他学习非常努力，后来竟然赶上了之前落下的一年的功课，按时毕业。

吉姆以前或许是个新泽西的小混混，但是他却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军人。光是这种前后对比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又不是强迫别人认可的那种决定。他总是说，展现你的能力，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只有那些懒惰、可疑、无能的人才会反感这种做法。吉姆是第一个教会我这一点的人。

对于那些想要对吉姆的做事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人来说，日子可不好过。而我呢，就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跟着大师一样跟着他。而吉姆则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我因为爬窗户闯进克雷默一家而被通报批评，如果当时吉姆也在的话，他肯定是我最坚定的维护者。

“我觉得，面对一种恶化的局势，你没有袖手旁观，这是值得称赞的。你发现了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不过，下次可别爬窗户进去，因为很可能里面有人会拿球棒打你脑袋。”

我们俩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吉米和杰弗里，观看世界摔跤联盟的角力赛。除此之外，他教导我如何带兵。那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教育儿子，以及带兵的过程中，都是柔中带刚，既有威严又不失亲近，而这丝毫没有削弱他作为父亲或者领导的地位。

他还帮助我认清自己的职责。“我不相信‘军士’那一套。”他常常会说，意指只能由中士来负责的那些工作，“有些事情需要军士来负责，有些事情需要军官来负责，这是任何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军官必须负责一项通常要由军士来完成的工作，那么就是我的失职，我不能责备那位军官。”

后来吉姆离开了亚拉巴马州去了德国，我们整整有四年都没有见面。这四年里我们通过发邮件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他也在这四年里晋升至宪兵陆战队的最高级别（团军士指挥官），最后我们又一起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

尽管如今他位高权重，但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我们俩常常晚上在后院聊带兵，聊他在新泽西州多彩的成长经历，往往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

我发现，虽然他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从不惧怕承认错误，也常常会自嘲。当时，上网都是通过拨号上网连接的。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帮忙把网络连接上。

“你的话筒接口呢？”我问。

“为什么还要用话筒接口？”他故意用生气的语气说道。

然后我们都笑了，我告诉他说：“不然呢，你以为网络信号就直接从墙里跳出来，飞进你的电脑里？”他当时就自嘲了一通，现在也会如此。

吉姆也会主动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在我们得知我要被调到华盛顿之前，吉姆来问我如何卖掉他们的房子，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没有找中介就把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房子卖掉了。

他在十年前花130000美元买下了那栋房子，最近的7年一直都租出去了，而且是同一家住户。吉姆觉得可以给这家住户一个人情，直接把房子连同他在这栋房子上110000美元的贷款都转给这家人，同时也省去了中介费以及讨价还价的麻烦。

我反对他这种做法。“你这样想，”我对他说，“假设这栋房子现在还只值130000美元——而很可能已经不止这些了——你是倒贴给这家人20000美元，让人家买你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也弄明白了那栋房子的实际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慷慨”。

这件事情让我更对吉姆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他小时候，他的单亲母亲为了养活他和他的哥哥，要同时打三份工。他和他的妻子保拉当时也并没有赚到很多钱。我回家之后把吉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了克莉丝汀。这件事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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