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要谦虚，才能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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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 J. 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
就像每一段婚姻都不想以离婚收场一样，对一个人口需求多样化但又需要做出决策的国家来说，永久的战斗或陷入瘫痪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 * *
2005年3月，有小道消息称，当时的陆军中将彼得雷乌斯将军正在为联合参谋部物色一位陆军少校。伊拉克政府已经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国防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军队将领。这个人就是巴巴可·扎巴里将军，彼得雷乌斯将军想要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此人的军事助理，以便顺利交接。
军队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主动将自己的简历递交了上去，以期得到这个职位。接着我们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履历被送到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伊拉克的总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上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看彼得雷乌斯将军给他写的一封邮件：
……（马克）的优势很突出，这是一次非常规性任务，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事件，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请让他抵达伊拉克之后来见我。
尽管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我还是很想知道此次任职将会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地点是哪里？
我最终在伊拉克见到了彼得雷乌斯将军，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之前所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见面不到五分钟，他就坦言说，自己并不确定我具体要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之前并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只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但是与巴巴可将军建立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还要靠我自己。
我的职责包括让巴巴可将军了解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如何组织运行的，与联军（以及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24小时的沟通，协助安排出行（因为大部分出行都是联军方面提供），同时担任巴巴可将军的私人助理。
作为联军一方，我起初觉得很奇怪的是，巴巴可将军竟然会需要如此贴身的协助。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进出联军检查站、着陆场以及简便机场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我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经过这些地方时充当“润滑剂”，确保一切顺利。
我的工作职责就意味着我每天90%的时间都生活并工作在他和他的下属们之间，我能听到、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解释以及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失败的概率很大，而且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失败。双方的文化不同，组织机构的工作原则不同，语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训练经历也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几乎不相同，而且我工作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任何美国军人。
之前从军生涯中的各种经历对我这次的工作都毫无借鉴意义——包括我在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那次也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在实际工作中获取必要的技能，然后顺势而行。我自身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我熟知世界历史和世界军事史，同时还有好奇心。
我和伊拉克同事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也是有利有弊的。有时候，我试图帮助美国同事们更好地理解联军的行动，但是反而会招来诘难：“可别被他们同化了，老兄。别让他们给你洗了脑。”在他们看来，我应该说服伊拉克方面接受联军的方法和计划，而不是反过来。
伊拉克方面也同样沮丧：“你就不能跟联军方面说明白，我们不能这么做吗？”
当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及武装冲突造成的伤亡时，伊拉克方面就常常把气撒在离他们最近的美国人（也就是我）身上——作为顾问的职责之一就是倾听。
当然，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来自巴巴可将军本人的。我们俩一起与美国国会议员开会，与来自其他多个国家的国防参谋长会谈，去探望他的亲人，与各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巴格达安全规划问题以及他对美军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的诸多看法，甚至只是在他的卧室里一边看《欧普拉访谈》，一边喝茶探讨人生。我们俩之间交流的话题似乎没有界限。
在那一年里，我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行为，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认识与领悟。这段经历既可以被称为“我的伊拉克战斗任务”，也可以被称为“与巴巴可将军的神奇之旅”。
我当时的日记和信件比我现在写下的文字更能生动地描述我的经历。下面就是我在见到巴巴可将军那天写下的日记：
今天，我在国防部办公室里见到了巴巴可将军。我们坐了下来，相互介绍了一下。巴巴可将军是个身材瘦小的库尔德人。跟很多伊拉克人一样，巴巴可将军将他的姓氏与职位连用，因此他被称为“巴巴可将军”。
我们坐在沙发上，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随意的，但是交谈过程中有些不自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需要翻译人员。巴巴可将军的儿子，20岁的阿尔金，就坐在我正对面的一把办公椅上，全程像看着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盯着我看。我并不介意，也许我也是用同样的目光盯着他和他的父亲。
我特别想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一开始就很礼貌地闲聊各种话题，就像在相亲一样。巴巴可将军的参谋长为了给我们找话题，就提起我在五角大楼为美国国防参谋长（迈尔斯将军）工作的经历。这个话题让人感觉更加不自在，而且还有些夸张的成分。我提议我们将话题转向大家更为熟悉的话题——家庭。
“我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对儿是双胞胎。”我说着从钱包里拿出克莉丝汀和孩子们的照片。接着我又补充说：“我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我能看出来他很惊讶。“这是上帝对你们的恩赐啊。”他说。
他告诉我说他有9个孩子，而且库尔德人喜欢大家族。我很兴奋地回答说，我母亲有14个兄弟姐妹，这更是让他感到惊讶。
我注意到巴巴可将军很瘦，然后就跟他说，我祖父知道为什么子女多的男人一般都很健康。
“为什么？”巴巴可将军一边点头一点说道。
“您见过有肥胖的公鸡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帮助我们打破拘谨，沟通文化差异的竟然不是工作，而是交配的公鸡。
巴巴可将军说很多人在他面前称赞我，很高兴能得到我的帮助。他的前任助理离职一个多月了，巴巴可将军已经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感觉是时候结束谈话了，就请求回去工作。“别走了，”他说，“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很礼貌地拒绝了，但他态度很坚持，而且立即叫来了司机。
在去巴巴可将军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翻译人员不在身边。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里，我特别想用一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和几个月的工资去交换语言方面的培训。阿尔金不太愿意说英语，但是我跟他说，他英语讲得特别好（确实很好），之后他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我和巴巴可将军聊了聊各自的从军生涯。他很欣赏我是战士出身，然后成为一名军官。他说，作为军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亲自去看看战士们，实地与他们交流，跟他们握手或亲吻他们。我一开始不理解“亲吻他们”的真正含意，后来才意识到其重要性。在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亲吻脸颊是一种友情和亲情的表示。
在巴巴可将军家里，他坚持说我不用脱靴，但是我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靴子脱了下来。（就像在咱们家一样。）巴巴可将军离开客厅几分钟，回来的时候换上了一身传统库尔德自由斗士服装，看起来就像是比较正式的睡衣。
吃饭的时候，巴巴可将军吃得很快，在我才刚刚吃了一点儿的时候，他就把面前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你吃得很慢。”他说。
“我的外祖父，也就是养了15个孩子的那位，说我吃饭就像是小鸟啄食。”我回答说，这又引得他哈哈大笑。
上任伊始，我首先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就是巴巴可将军的个人安全保障体系。这其中共包括70名战士。于是我就认识了阿里·尤塞夫，巴巴可将军保镖队的队长。阿里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几乎收集了全套的007电影，而观看这些电影似乎是他接受过的全部职业培训。
阿里说话嗓门大，为人慷慨，看起来就像是缩小版的如来佛祖。他教会了我在伊拉克学到的第一句库尔德语：Az berseema（意思是“我饿了”）。而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英语就是“没问题”。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地回答说：“不，阿里，问题很大。”
尽管当时这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也知道，在发生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只会说“没问题”和“我饿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笑容和只言片语，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沟通方式。
在见到巴巴可将军的第一周里，我决定学习库尔德语。阿拉伯语也可以，但是库尔德语是巴巴可将军的母语，而且他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随时教我。
三个月之后，他们说我基本上可以用库尔德语和他们来对话了，但我仍然像当初阿尔金不敢说英语一样，有点不敢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