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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至11月
9月8日，在入院五周之后，我终于可以出院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被硬生生地推出了鸟巢。
我才刚刚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没几天，体重只有130磅（原来是165磅），勉强可以下地走路。体内的“布尔哈”仍然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积水区，腹部的刀口“布福德”仍然有1/4英寸长，而且不停地有消化液从中流出来。
天哪，我还是没有击退癌症。
到家之后，每到一处，我的眼睛都要湿润一次。家里的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但是我却不再是从前那个我了。这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太强烈了。
我看到那片半英亩的大花园，这可是我花了三年的时间，用了大力气才弄好的，就在我确诊之前的两个月才完工。可如今我已经虚弱到连朵玫瑰都修剪不了了。
去浴室洗澡的时候，我经过了卧室。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妻子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亲密了。
我去洗澡，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思想准备。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从小小的化妆镜里看到的只有我的脸而已。而在浴室里，我们的大镜子足以让我清晰地看到腰部以上的身体。脱下衣服之后，我转身去拿毛巾，结果无意间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那个画面顿时让我震惊了。
我可以看见胸部的每一根肋骨，肩膀上的骨头高高耸起，胳膊和腿就像木棍一样，臀部也看不见了，后背与腿部几乎就是直线连接起来的。镜子中弯腰驼背的男人就像一个90岁的老头儿。
我究竟对我自己做了什么？
我坐在马桶上，情不自禁地开始抽泣。镜子中的画面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之前的那几周，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强壮、健康的军人，而且一直在想为什么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现在我明白了，我的肚子和之前的一样大，只不过是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都皱缩下去了。
吃什么样的食物也变成了奥运会项目一样的事情：抱有极大希望会成功，但是接踵而来的失败却让人痛苦不堪。
每次排便都会危及生命。
我的身体似乎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温度。如果裹上被子，醒来的时候肯定是大汗淋漓，而如果什么都不裹，又会被冻醒。伤口处不停地流出消化液，不到一个小时就得换一次绷带。
夜里，我经常夜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常常会喊叫着从噩梦中惊醒，但是却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样的噩梦。
所有这些都让我睡不着觉，虽然极度困乏，却从来无法持续睡两个小时以上。我得睡在卧室里摆放的那张大充气床上——这张充气床，我在伊拉克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年。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通过消化情况、体重变化以及排便情况来判断抗争成功与否——同样还要看我的情绪变化，此时的我已经不像刚从镜子中看见那个骨瘦如柴的军人时那样沮丧了。
几周之后，在不停地进行静心祷告之后，我决定努努力，看一下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我从止痛药开始下手。我的很多症状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的整个身体机能都处于半休眠状态，可我还是能感到疼痛。与医生进行了简短的咨询之后，我不听他们的劝阻，直接完全停用了止痛药。之后便是整夜整夜疼得大汗淋漓，下肢不安综合征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持续不断的恶心反胃，这些都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毒品带来的“反弹效应”。刚开始的四天里，我特别想抓起几粒止痛药就吞下去，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从他人的经验中，我能看到希望。
再忍一天，我每天晚上都这样告诉自己，我会好起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排便更顺畅了，这就改善了我体内的新陈代谢以及消化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康复过程。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能做些家务活儿了，不过我还是善意地提醒家人说，找小时工一定不能找我这样的。
我仍然会感到疼痛，但是并没有比吃止痛药时厉害。停止服用止痛药之后，我的头脑更清醒了，忍受些疼痛也值了。这就是妥协。
每当我想要发牢骚的时候，我就会想想之前那种神志不清、排便不畅并且头昏脑涨的感觉。这样就坚定了我不吃止痛药的决心。
然而，2010年11月，一次CT扫描结果显示，我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迅速扩散，到了无法通过手术清除的地步。治疗方法也基本上不存在了。“我想，你最多也只能撑到明年三四月份了。”肿瘤科医生告诉我们，我就只剩下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之前是被确诊为“慢性增长”的胰腺癌。过去的这三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扩散得这么快呢？
我们从梅奥医院转院到了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弗吉尼亚派珀癌症研究所，这样可以离家近一点儿，在这里等着死神的降临。
我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我给我小时候的牧师写信，计划并写下一系列葬礼需要准备的事项，列出我最后的愿望，甚至还计划好了葬礼之后的宴会。我本来还想给你们兄弟三人和克莉丝汀写信，可我已经留下了22年的日记随笔，还要再说些什么呢？
在派珀癌症研究所，新的医疗团队为我研究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他们认真听我描述病情的前后反复。相比之下，梅奥医院的医生只是无奈且无助地盯着我。我并不是去派珀癌症研究所寻求第二诊断的，但是他们却真的对我做出了第二诊断。
梅奥医院的医生略去了几项检查，因为他们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几项检查都不会对胰腺癌的治疗方法产生任何影响。当然，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前提是我确实是患有胰腺癌。
三周之后，在感恩节的那天，派珀癌症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发现了之前两家医院两个医疗团队都没有发现的事实：我并没有得胰腺癌，而且我的病跟胰腺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得的是胃肠间质肿瘤。虽然目前这种病也没有治愈的方法，但是通过化疗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 * *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品尝失败的巨大痛苦与成功的万分喜悦。我父亲喜欢赛车。在我14岁以前的每个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我们都非常兴奋地为即将在明尼苏达沙科皮赛道公园举行的比赛做准备。
那时候每个夏天，我都看着“疯狂丹尼”驾着他那辆1957年黑色金边的雪佛兰（Chevy），在1/4英里的沥青赛道上急速前进，当时那种心情的跌宕起伏是后来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车子的发动机盖和前护盖上喷绘的是烈火图案，车门和车顶上刷着红白切边的数字“26”，微微倾斜的前轮胎有助于在弯道斜坡处控制车速。
那个350立方英寸的小发动机没有消声器，每次启动就发出低沉的怒吼声，这声音让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知道每周都会有比赛，但是每次父亲启动发动机，把车放在拖车上做赛前准备时，我们兄弟几个都感到极其兴奋。那时我们对明尼苏达州以外的赛车比赛毫无了解，因此对我们来说，父亲的比赛就像纳斯卡比赛一样。
到了比赛场地，我们兄弟几个就跑到看台的后面，找到那边两棵相距20码的大树。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确定好谁是26号之后，我们就绕着这两棵大树开始一场20圈的模拟赛。相互碰撞是可以的，但是情节恶劣者就会得到一面“黑旗”，意思是“被罚下场”——这个规则不需要裁判来执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绅士。
有那么两件事情我们一直很想做，却一直得不到允许：一是和父亲一起开车参加比赛，二是在比赛过程中待在维修区内。比赛结束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去维修区。但是因为不知道比赛过程中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维修区对我们来说一直充满了神秘感。如今，只要想起当年等着那些大木门被打开的时刻，我仍然能体会到那种强烈的期待感。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父亲停放卡车和拖车的车位，那里场面一片混乱，气氛极其紧张。是有人打架吗？不是。是有人受了重伤吗？比这还糟糕。是父亲的车被“买走”了。根据当时一项很神秘又很少见的规矩，如果你赢了这场比赛，那么另一个车手就可以以150美元的价格“买走”你的车，而买主的车就归你所有了。当然，你得到的这辆车往往是一堆破铜烂铁。
人类的情感是多么持久啊，即使是3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时，我的眼泪仍然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们兄弟几个眼含泪水，默默地看着那个大魔头基因·克鲁格开走了我们心爱的26号。用“憎恨”这个词也许太过了，但是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们换回了什么呢？一辆粉红色的破车，仅仅在车门上刷了一个“X2”。我们都被震惊了，我们不仅要忍受车被夺走的愤怒，而且还要忍受换回的一个丑八怪。
父亲面无表情。那天晚上，他和他的队友们翻遍了维修区，把每一罐他们能找到的黑色喷漆都用上了。到了夜里11点，其他人都疲倦地回家去了，只有父亲还留在那里，直到要把那辆车改装到自己满意为止。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在和他的队友们扑在车库里七个晚上之后，父亲开着这辆改装过的车参加了比赛，不仅打败了基因·克鲁格，而且还赢得了整场比赛。我们并没有对着克鲁格吹嘘或嘲笑他。胜利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这段经历所隐含的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赛车固然重要，但是真正要赢得比赛，靠的是车手的技术、态度、决心，以及整个团队的合作。父亲再也没有要回他的26号赛车，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不想要了。
* * *
很少有事情能像打架这种经历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打架的过程中，每一根神经牵动的都是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求生本能。我第一次跟别人打架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宫殿广场上。那一年，我12岁。比利·比恩就是故事书中典型的小霸王——留着长长的带着油光的头发，衣冠不整，还言语粗野。大家看见比利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开他。
如果说比利是典型的小霸王的话，那我就是典型的胆小鬼。我会在言语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但如果真的要动手，我就会赶快躲开，恰恰是我的这种行为使我最终成为了比利的目标。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了比利一眼，他就要跟我单挑，而我的反应自然就和以前一样。我马上就从秋千上下来，径直朝家走去。但是比利跟上了我，在通向我家的那条100码长的柏油路上，比利一直在身后奚落我。我很想跑，但是我记得父亲跟我说过，不要从速度比你快的食肉兽身边逃开。
我低着头弯着腰快速地向前走。尽管比利在身后一个劲儿地挑衅，要我停下来跟他单挑，但我就是不回头。我特别害怕，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上了。我特别想哭。为什么要跟着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