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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毕业之前的最后几周，所有人都在讨论优秀毕业生的事情。优秀的战士们先竞选本排的优秀毕业生，然后选出来的战士再接着竞选全连的优秀毕业生。我本以为自己至少是个候选人，结果我的文化课没有达到标准。
在我落选的几天之后，我被叫去了连部办公室。刚一进门，坐在外面一张小桌子前面的操练官帕拉迪斯就对我说：“韦伯，由你来代表咱们排去竞选优秀毕业生，有信心吗？”
“有，长官！”
当我回到部队之后，才得知这次意外的荣誉是为何降临到我身上的。我们排的候选人之一，训练专员米勒前天晚上在打扫屋子的时候被逮到偷吃别人的曲奇饼干：偷吃指挥官的曲奇饼干。
我后期才参加竞选，这本身就让我处于劣势。其他候选人都已经准备很多天了。而我只有一个晚上。当我站在评审团面前的时候，我尽力注意细节，比如回答问题时需要注意的那些琐碎的细节。我想，基本上所有的候选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容易在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上犯错误。
与我们通常在电视上看见的紧张场面不同，军队里的公告一直都是简单明了。军士长从上到下迅速地公布了获胜者名单：“C连队优秀毕业生，马克·韦伯。”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不仅实现了我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还是后来者居上，大获全胜。后来我才知道，我只比第二名多一分，而这一分就是赢在了细节之处：我是唯一一个在互相敬礼时，等上级长官放下右手之后才把手放下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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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基础训练之后，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空降伞兵，立过战功的学兵，部队军士基础课程的优秀毕业生。接着我通过了部队军官的培训，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称号。我以数一数二的优异成绩从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并从6000名士兵中脱颖而出，成为250名获得乔治·C. 马歇尔领导奖项的士兵之一。
然而，舒适地躺在这些不可思议的荣誉之上只是一种让人麻痹的失败行为，就像一个实习教官初到岗位时的经历会对自己之前的成绩和信心造成巨大的挫伤。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会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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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克热汀-德拉姆读高中的时候表现平平，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还是以试录取的形式接收了我。经过不断的努力，四年之后，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在那9个月之后，我又成为宪兵军官基本课程的优秀毕业学员，成绩在40人的班级里名列第二名。我还获得了去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接受培训的资格，这是一个大家都梦寐以求的难得机会。但是一周之后，我就被游骑兵学校淘汰出局了。虽然被淘汰的原因是由于左膝盖半月板撕裂，但是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点儿，因为我向大家隐瞒了事实：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受伤了。这次的失败让我很失望，但是失败的原因更是让我痛苦：我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次个人以及职业上的难堪经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却让骄傲蒙蔽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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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游骑兵学校的惨败经历与几周之后我要经历的失败相比，简直不值一提。1994年11月，我开始担任555宪兵连第4排32名战士的指挥官，上任伊始，我的心情就像圣诞节早上醒来奔向礼物时一样充满期待，8年的培训经历如今终于要派上用场了，然而我打开长筒袜时，发现我收到的礼物只是一堆煤屑。
如果你们期待看到的是一名新排长上任之后，扭转乾坤，将原来一盘散沙重新打造成精英部队的故事，那么就跳过这一段吧，因为这个故事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555连队也被称为“三重镍”。这支连队刚刚结束在海地为期35天艰巨的军事任务。当地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不过眼下政变正逐渐瓦解。在执行任务期间，连队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后勤支援，因为美军后勤部队在突发情况下来不及提供后勤保障。战士们洗澡基本上都是在雨天或者水沟里，吃的食物都是包装好的方便食品，每天还得把排泄物烧毁。但是战士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都受过相关的训练。
而真正让555连队接受不了的是，他们被提前从海地召回。他们的任务看起来并没有完成，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被提前召回的原因。对连队领导层的置疑更是加剧了随即引发的各种传言。
因此，连队战士们从这次任务中得到的是羞辱，而不是成功完成军事任务的荣誉感。他们都憋着一肚子气，所有人都一副消极不满的样子。
555连队被召回之后的第二周，第4排迎来了一位毫无经验又满怀热情的少尉：马克·M. 韦伯。战士们对他也早有耳闻：曾经被赶出游骑兵学校的前国民警卫队入伍士兵。
如果说我是过于热情的话——我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刚接手的这个排可以说是麻木的。中士往往是整个排的主心骨，是排长的左膀右臂，但是在我上任的头一周里，我的中士根本就没有出现，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这种待遇让我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我的前任安慰我说：“他特别优秀，闭着眼睛都能管理好这个排。”
丹尼斯·布莱恩中士是个瘦削、健壮、入伍二十年的老兵，但是他灰白的头发和沧桑的面容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一直有种趾高气扬、胸有成竹的神态。我没有过多计较他缺勤一周的事情，而是马上着手了解整个排的战士们。
我拿着纸笔，和每一个战士坐下来谈话，认真听他们说，结果自己被一次一次地震惊了。这些战士们毫无斗志，情绪沮丧，心怀怨气——对所有事情都是这种态度。
他们的行为符合纪律涣散的普遍表现。战士们列队时迟到；体能训练出勤率很低；执勤期间，战士和将领们来去自由。经过海地任务一事之后，高级将领们要么变得冷漠，要么变得居功自傲。我明白，在执行任务归来之后，战士们需要一段相对宽松的自由时间，但是目前他们的状态太混乱了。不过，我不想刚上任，就给大家留下自以为是的印象。
我上任大概30天之后就到了12月中旬，我满怀激情，非常兴奋地通知整个排的战士说，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与家人们享受一段假期，然后在来年1月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更艰苦的训练当中。然而，我的热情换回的却是一片空洞的眼神和一屋子的沉默。
几个月之后，我才得知，自己当时的那番话让战士们非常反感。他们心里都很痛苦，而我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知的兴奋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
1月很快就到来了，但是整个排的士气仍然非常消沉。布莱恩的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更加重了这种消极的气氛。我们谈过几次，我总是措辞谨慎，生怕激怒了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中士，犯下新官上任的大忌讳。
我离失败越来越近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没有借口。
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开展一次团队训练，一起克服某种困难。眼下最近的机会便是3月中旬——但在我看来还是不够及时。不过我也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于是便全力着手去准备。
终于到了3月，我又变得像去年11月刚上任时那样满心期待了。然而在训练开始之前，连队指挥官突然宣布要征用我们排参加连队的培训。
我恳求指挥官收回成命，跟他说我上任五个月以来，还没有和整个排的战士一起训练过。我恳请指挥官给我点儿时间与战士们磨合，帮助我的下级将领们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但指挥官最后还是没有同意，对此我一直心存怨愤。
也就在同一天，布莱恩通知我，他无法参加我们已经被打乱的训练计划了。他说他要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一次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培训大会，他的这个决定就跟连队指挥官的决定一样突然。更过分的是，他没有向我，他的直接上级请示，而是越过了我，去请示了连队指挥官。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如今这些行为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之前乐观的态度和激励性的话语我都试过了，现在也应该是发威的时候了。我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说着我就关上了办公室的门。我面对他坐下来，身体前倾，开始连珠炮似地质问他，中间还夹杂着几句咒骂，清楚明了地向他表明，我已经受够了。“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了，兄弟？你还是坦白地说清楚吧。我觉得我搞不清楚目前的状况。我知道我不是白痴，可你们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个白痴！”
他的脸涨得通红，坐在椅子上显得局促不安，而我还是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旧账搬了出来——持续缺勤；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去参加大学课程和志愿者活动；更严重的是，他并没有承担起整顿部队秩序和纪律的责任。
布莱恩一开始辩驳了几句，但是并没有底气。突然他话锋一转，坦然承认说：“长官，其实是这样的。你确实是个很好的中尉，有能力又有热情。我也应该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应该像你这样投入到工作中去，但因为你一直都非常急切地要做好每件事情，我想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提升我自己。”他还解释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之后，他已经没有太大的热情了。听了这些，我默默地坐在那里，完全被惊呆了。
布莱恩的坦白虽然让我大为震惊，但是相比过去五个月里我感受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挫败感，我更喜欢接受事实。在我担任排长的前六个月里并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布莱恩依然我行我素，但是他的坦诚让我更加有信心，继续以高傲而不妥协的热情去发挥我的领导能力，尽管接下来等待我的依然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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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布莱恩和第4排那里遭遇到的失败对我个人及我的职业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危害，而且只涉及战士本身。然而几年之后，在我担任宪兵营特遣队指挥官的时候，我竟然惹上了涉及战士家人的大麻烦。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对我个人和我的职业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参谋军士本·克雷默是个非常出色的行政军士——温顺、谦逊、有能力。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却是个少有的悍妇。
尽管没有哪条法律是针对工作不专注的，但是克雷默的家庭琐事明显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工作状态。他家里的各种账单都没有按时付清。当克雷默太太决定给他们租住的房子喷刷墙壁的时候，房东更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在军队当中，这种情况需要指挥官介入，这也就意味着尽管没人愿意，但是我们必须得介入克雷默的家事。最终，克雷默一家还是被房东赶了出来，他们只能搬进部队的住房，这也就需要我们对他们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这出闹剧整整持续了10个月，至少每隔一周都会有新的戏剧性事件出现。
一天下午，我接到一通克雷默太太打来的电话——这是她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那头语无伦次地大骂了一通，好像已经完全不顾及她的丈夫，他们的房子，以及她三岁的儿子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把电话挂了。我打了回去，他们三岁的儿子接起了电话，把玩了几分钟之后，他也把电话给挂了。我又打了过去，这次没人接听了。我找不到克雷默军士，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我也不想给其他宪兵打电话，所以我立即跳上车，开去了他们家。
不管我敲门还是按门铃，都没有人回应。我从每一扇窗户朝里面张望，基本上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单层小屋的全貌。我看到卧室里点着一根蜡烛，还有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儿在后屋，但是看不到克雷默太太。接下来的15分钟，我又不停地敲门，按门铃，还是没人回应，这时我断定她已经离家出走了——或者情况更糟糕。
我找到一扇没有关紧的窗户，喊了几声克雷默太太，但是没有回应。这时一个邻居出现了，跟我说这家人真的有问题。于是我决定爬过这扇齐腰的窗户，进去探个究竟。进去之后，我走过去抱起孩子，突然之间，克雷默太太出现在我面前，她怒目圆睁，再一次语无伦次地咆哮起来。
“你到我们家干什么？”她喊道，“怎么……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马上解释说我是担心孩子才进来的，随后便立即离开了。
后来想想，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爬窗户进去，因为当时情况特殊，我也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当时只是担心屋子里的孩子，仅此而已。我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前途，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做出我认为正确的举动。我相信，自己当时对屋内情况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在法律上也肯定能说得通。
但是我的上级领导并不这么认为，她对我进行了书面的通报批评，她认为我的判断是严重错误的。虽然最后这并没有对我的职业发展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在当时我还是非常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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