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鸿章一生的最后一次议和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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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成了和谈的最大牺牲品

慈禧的行动十分迅速。9月7日，她正式发布“剿拳”谕旨，说明战争是义和团引起（“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命令各地“痛剿”义和团，务必斩草除根，不可放过一个，首先是在跟洋人和谈的京津地区——“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代理直隶总督）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

京津间的团民早在城破时就消失了，各地开始严厉排查，“雨后归农”的很多团民又被翻出来了，有的被杀头，有的被逮捕坐牢，有的被讹诈一笔钱财。于是“查团”又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吏的发财手段，很多团民干脆纷纷入教，以“教民”身份自保。在梨园屯，教民和官吏一起威胁和讹诈“老团民”，他们找到了高元祥（十八魁之一）的母亲，要求她交出高元祥，高母交不出，教民就“用绳子穿着她的鼻子游街”，然后逼迫高母凑钱给他们（《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地方官吏要发财，“查团”的风声越来越紧，一直潜伏的赵三多也无法再潜伏下去了，隐姓埋名到1902年，他终于和梅花拳的另一位传人景延宾（直隶广宗县人）在直东边境再次举起反抗的大旗，不过这次是连大清朝廷一起反了，他们的口号是——“扫清灭洋”！从当初的“顺清”“扶清”，到如今的“扫清”，只过去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而袁世凯派出部将段祺瑞率新军围捕，景延宾被杀害，赵三多被捕，他拒绝招供，在牢房里绝食自杀。“义和团”因赵三多而起，也因赵三多而灭，它被“彻底铲除”了。

而对于慈禧来说，只推出义和团作为替罪羊还是不够的，毕竟开战的决定由她亲自下达。李鸿章已经摸清，八国中除了德国，其他国家从利益考量都不主张把慈禧作为“祸首”，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而李鸿章联名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不失时机地给慈禧上密折：太后您可以把罪过推到“主战派”身上嘛——“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所谓的“王大臣”，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最核心成员——载漪、载澜、载勋、刚毅、崇绮、徐桐、启秀，等等。

禁旅八旗已经灰飞烟灭，朝廷上下没有一个人会同情端王集团，大臣们都在怨恨端王集团给大清带来了“滔天巨祸”，巴不得早日求和。端王等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跌入了万丈深渊，他们再也翻不了身了，此密折正合慈禧心意，她准备动手了。

9月15日，有了端王集团已经成了死老虎这个保障之后，李鸿章在俄国军舰的护卫下从上海启程北上“议和”，而在逃亡途中的慈禧把辛苦跟在身边的载漪、刚毅等人叫到面前，当众破口大骂（“面斥端王”），大势已去的端王集团众将吓得哑口无言（“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64岁的刚毅本来就在逃亡途中风餐露宿，身体吃不消，见到墙倒众人推，竟然一病不起，他没有跟着逃亡队伍再往前逃，而是留在了当地，三天后一命呜呼，估计是被吓的。

李鸿章趁势再给满党集团震慑，他电奏慈禧：要求将刚毅戮尸。

根据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合议，八国联军提出了“战犯”名单，慈禧先后颁布谕旨：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徐桐之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左都御史（原步军营左翼总兵）英年赐自尽；刚毅、李秉衡、徐桐判斩立决，因已身亡，死后戴罪，追夺原官。

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两兄弟均定斩监候罪名，朝廷“加恩”免其一死，永远流放新疆，终生不得回北京。

山西巡抚毓贤，他是在慈禧开战后，唯一执行了朝廷“杀尽洋鬼子”号召的地方督抚，这个人继承了他的“屠户”本色，用点天灯、挖心、火烧等各种残忍的方式，几乎杀光了山西境内的洋人（大约为150～200人），另外还屠杀了近2000名“亲洋”的教民。而就是当毓贤在山西大肆屠杀洋人和教民时，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保障“互保”，屠杀了近4000名左右的“反洋”的团民！这真是神奇的一幕，这边的官府在堂堂正正地屠杀教民，那边的官府却在屠杀团民，这是两党党争最为激烈的后果，而承担这个后果的，只是百姓。

现在轮到毓贤当替罪羊了，他被判斩立决，死前他留下一篇遗书：“皇上所命，臣下理当遵行，予前杀人，今予被杀，夫复何言？”

除了这些核心人物，还有另外两批“战犯”是来自地方的官吏，总计142人，分别被判处斩立决、斩监候、终身流放、革职永不叙用等处罚。这些人也都是要在正式签订和约之前一一“处理”完的，他们也都是名义上的“主战派”。然而，大清从来没有主动对外发起过战争，从端王一直到他的小兵小虾，其实根本不配叫“主战派”，甚至连真正的“抵抗派”也算不上，他们和之前被杀的“庚子五大臣”等“主和派”一样，既是党争的主角，又是党争的牺牲品。

八国联军的“战犯”名单上还有一个人——军机汉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原来并不是端王集团的成员，只是由于他进军机处是仰仗了刚毅大人，所以一度跟端王集团走得比较近。当初拳民大军逼近北京时，赵舒翘就是慈禧派出去的“来到拳民中间”的大臣之一（另一位就是刚毅）。后来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根据他的查访，“拳民可用”，而赵舒翘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按照李鸿章等人在密折中的意思，既然要把责任推到当初“唆使太后”的刚毅等人的身上，那么作为另外一位当事者的赵舒翘自然也难逃干系。所以，不论在八国联军那边还是朝廷这边，赵舒翘都必须上名单。

但问题是慈禧是不愿意过重惩罚赵舒翘的，赵舒翘平时为官还算正直，官声比较好，更让慈禧铭心刻骨的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慈禧最后一次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总共只来了三个人，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最让慈禧喜出望外的赵舒翘。赵舒翘是西安府人，这是慈禧最想逃亡的目的地。现在，赵舒翘一路护送慈禧来到了西安，慈禧又怎能杀他？赵舒翘也相信，凭着他的这份忠心，自己是一定不会死的。

慈禧给赵舒翘的第一个惩罚是比较轻的：革职留任。希望能够在八国联军那里蒙混过关。

然而，这是过不了关的，八国联军似乎对大清的官场还比较了解，用八国联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一个朝廷的官员来说，革职之后不久又复出，甚至又高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于是他们施压，继续向朝廷施压。

慈禧将判决改为：交部议处。八国联军不同意，再改为斩监候，八国联军仍然没有同意。好吧，慈禧对赵舒翘的最后一道谕旨是——斩立决。

消息传出后，慈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西安城内的老百姓联合为赵舒翘请命，他们愿以全城人保赵舒翘免死。在鼓楼，上万西安府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声称：慈禧太后如若杀赵舒翘，那么请回北京去，此地不欢迎你！而一些激进分子已经做好了劫法场的准备。

慈禧是逃亡逃到这里的，却要在西安的地盘上杀一个籍贯是西安的高官，也难怪群情激愤，但是不杀又是不行的，不杀，八国联军很可能就会杀她！

慈禧同志就只好丢车保帅了，她谕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到赵舒翘家中赐死，并要岑春煊亲眼看到赵舒翘死亡才能回来复命。

岑春煊带着谕旨来到赵舒翘的家中，跪在地上的赵舒翘默默听完岑春煊宣读的谕旨，他问：“太后难道没有别的旨意了吗？”

“没有了。”岑春煊回答。

赵舒翘的夫人默默地拿出了毒药，先自己吞下，然后递给了赵舒翘吞下，夫人很快气绝，而一个时辰过去了，赵舒翘并没有气绝。

赵舒翘不死，岑春煊大人自然就没法交差，于是他又让赵舒翘吞下鸦片。神奇的是又过了一个多时辰，赵舒翘仍然顽强地活着，对于死，他似乎是很不甘心！

岑春煊只好又让赵舒翘喝下砒霜，砒霜入肚，赵舒翘疼得满地打滚，不住哀号，最后只剩下了微弱呻吟。但他仍然不肯死，他的心志十分坚定，他相信慈禧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赦免”他，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大门，等待“太后别的旨意”。

一直折腾了五个时辰了，岑春煊满头大汗，再不回去复命，他自己也很难交代了，他只能自己动手，给赵舒翘“助死”。于是，岑春煊叫人拿来用酒浸湿过的厚纸，分别盖住赵舒翘的嘴、鼻、耳。在换了几次纸之后，赵舒翘终于气绝，死时他仍然圆睁双目，盯着那空空的大门。

最后，真正难以处理的是荣禄。荣禄是武卫军总统，是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的直接领导，更何况荣禄还亲率武卫军中军“围攻”过使馆区，造成了洋人的死伤，总之，与洋人开战是慈禧下的命令，但最大的执行者就是荣禄。在慈禧要找替罪羊的情况下，很不幸，在八国联军的名单上，荣禄大人就是最有可能取代慈禧的“祸首”！

问题是，即使是对大清官场比较了解的八国联军，他们也不清楚荣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虽然他是武卫军总统，手下的聂士成等将领英勇抗敌，但荣禄大人别说上前线督战、鼓舞士气，就连在朝堂上也没有说过要抗洋的话。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政治观点，而他亲自率领一万多武卫军中军“围攻”使馆区近2个月，发射了那么多的大炮枪弹，却没有造成一个公使伤亡，这点也是令八国联军大惑不解的，以至于入城后他们还要相互打听：“荣禄是谁？”

慈禧逃出北京之前，她本来是留下荣禄替她“坐镇京城”的，不过荣禄很害怕八国联军会找他算账，于是就自己一个人逃了，先逃到了保定。在慈禧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西安府时，朝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清实际宰相“荣相”，正在保定生死未卜、惶恐难安，他还特意通过张之洞去探询洋人的意思，会不会拿他开刀，让他也上名单。

“解救”荣禄的人出现了，他是李鸿章。同一阵营里的人自然要相互照应，更何况在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已经在慈禧那里犯了杀头大罪的袁世凯和李鸿章的世侄徐致靖，都是荣禄利用当时慈禧对他的特别倚重而力保下来的。李鸿章东山再起出任两广总督，也是荣禄在幕后一手操办的。现在，李鸿章又成了慈禧不得不特别倚重的人，正是对荣禄大人报恩之际。

当时慈禧还在担心八国联军会不会找她算账，李鸿章上奏慈禧：这件事情我可能一个人搞不定，还请您召回在保定的荣禄到您身边主持大局，我和荣禄大人内外联手，这事儿在八国联军那里就会好办得多。

此时的慈禧对于李鸿章简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诏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1900年10月6日上谕），李鸿章就是要通过此举让八国联军意识到：在朝廷内部，荣禄大人仍然是能够影响慈禧的最重要的人物，你们议和提出的条件，只有我李鸿章“榰柱于外”，没有荣禄大人“斡旋于内”是不行的，八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过于责难。

而在北京，突然冒出了许多“高官日记”“高官书信”“纪事”等之类的文件，它们大多是八国联军的士兵从高官的宅子里搜出，私密性很强的日记无比“巧合”地落到八国联军手里，反正渠道来源是“可信”的。而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朝廷“内部人士”之口，不厌其烦、无比详尽地讲述荣禄与端王集团之间的斗争、暗地里反对开战、阻截废立以及尽力周旋保护使馆的过程。比如著名的《景善日记》，前礼部右侍郎景善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自杀，后来八国联军在进入他家检查中偶然发现了这部日记。大家对这样的日记自然就深信不疑，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景善的记录，将荣禄在“反战、反端王集团”的表现描述得有如现场直播。不过很可惜，虽然《景善日记》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因为荣禄与端王集团的斗争也是史实），但它已经被后世证实是一部伪造的“高官日记”，而且很可能就是荣禄或者李鸿章“在京的党羽”为荣禄开脱而在景宅中布局（“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瓜尔佳・金梁：《四朝佚闻》）。

好吧，这一招果然最奏效，要知道洋人最相信的往往是“渠道可靠”的什么“内部材料”“解密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才最真实也是最公正的，再加上公使们讲述了“使馆之围”的真相，八国联军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那万恶的端王集团周围，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忍辱负重、对我们洋人“友好”的宰相级别的高官！我们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噢，不，不能，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人，各国对荣禄大人充满敬意！

就这样，一个公认的最应该上八国联军“战犯”名单的人，却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之后，令人大跌眼镜地安然无恙。不仅八国联军没有把他列在名单之中，慈禧也因为要依靠荣禄与李鸿章“联手”为她开脱而不得不更加“恩宠”荣禄。事实上自从荣禄赶赴慈禧身边后，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自己的一切，仍然是跟慈禧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等人也是，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必须先保太后！每当与李鸿章商谈“议和”的问题，荣禄在坚持这一条原则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如此为自己卖力，慈禧自然更加重用，反正她的帮手也不多了，军职出身的荣禄很快将会成为文华殿大学士（朝廷大臣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慈禧身边最红的红人，“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而他的女儿甚至被慈禧赐婚给皇族，被慈禧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计划之中。荣禄就这样从此成为荣耀无人可匹的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