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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我们很难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工薪阶层这一少数群体的支持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至少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工薪阶层承担了通货膨胀造成的大部分危害。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由此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就绝对的贫困水平而言，许多低收入的工人和失业者和他们同样或更加严重。
上海主要的工薪阶层包括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军官以及政府职员。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困苦不堪了，因为通胀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12%。下降的平均水平因职业和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不同的部门提供给员工的住房、大米、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不是统一的。到1945年，工薪阶层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受压迫阶层”，并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一直如此。[100]
政府至少可以向工人发放补助，以补偿生活成本的上涨，但政府发现，很难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同样的补偿。这些雇员包括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与普通公务员薪金水平大致相当。[101]1946年5月，《大公报》的一名记者调查了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无论工人的不满有多么强烈，他们的薪资仍高于教师和政府雇员。当时，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别较大，例如，针织业女工的月工资是5万法币，木匠为18万，机械工达到了20万，总之，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10万法币。[102]但到1946年2月底，上海高校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大约只有5.2万至7.8万法币。[103]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理发师、裁缝和银行职员。1946年上半年，即便是政府银行办公室的勤杂工每月都能挣到11万法币。上海的三轮车夫每天可赚到2万法币。[104]
1946年12月，昆明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发布了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小学教师的月工资当时为8万法币，这样的收入据说无法维持城市里两到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05]上海大学教授协会用自怜的语气宣称：“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场里清除粪便的苦力、电车售票员或者政府银行的雇工。”他们或许并没有夸大事实。[106]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政府雇员的工资平均三个月上调一次。但这样的调整从来没有赶上过生活成本实际的上涨速度，教师和公务员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实际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107]1947年4月，天津一个低层政府职员的月收入是20万法币，这笔钱仅能支付他的伙食费和其他生活杂费，但不包括房租。[108]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名教授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公立学校教师和公务员已经无法保持哪怕是最低生活标准了，他们的家庭每天都在饥寒中度日。教授们警告，过低和不公正的工资待遇产生了三大危害：效率降低、腐败蔓延、敷衍塞责。[109]
根据1948年初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942个公务员家庭中，大约69%的家庭要么存在债务问题，要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110]1948年3月，一个公务员写信给《大公报》，讲述了自己的困难情况。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低级职员”，他每月的薪水是310万法币。这笔钱无法买到他和他的父母每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他们居住的小屋每月3斗米的房租。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家三口人全部食物仅有大米、蔬菜以及每星期一磅猪肉。然而，在1月底，政府将他这个级别职员的大米配给由每月8斗减少到每月3斗。他在信中写道，人们现在甚至买不起能够维持一个月基本生活的玉米面了。“在过去10天里，我们能吃到的东西只有稀粥。每天8小时坐在办公桌边，我时常饿得头昏眼花。”[111]
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经济困境导致的苦难，工薪阶层对社会主义至少已经毫不恐惧了。通货膨胀“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薪水和储蓄，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事实上，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怀有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地说明）。
但是，知识界的贫困的确为学生反内战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经济窘迫也使得教授们广泛支持学生的反内战运动。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教授们本身显然是赞成1947年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当时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例如削减军费、增加教育支出——包括提高他们的工资。政府通过滥印钞票维持战争，使许多民众陷于贫困，这种做法受到反战人士的严厉批评，并由此失去了知识界的支持。但与工人运动不同的是，工人运动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混乱直接引发的，知识分子不支持政府的内战政策则是出于对政府更复杂的评估——知识界认为，放弃国民党政府是为保存整个国家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知识分子自身在最近遭受的贫困只是他们评估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
在这一时期，政府公务员并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政府的抗议活动。除了写信给报社讲述他们的困境，或订阅《观察》杂志（假使他们买得起），公务员没有采取任何政治上有影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112]公务员和知识界一样，直到战场上的惨败最终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抛弃国民党政府。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贫困除了导致腐败增加和工作效率降低，还对国民党政府造成其他什么不利的影响。但这些弊端造成的伤害或许已足够破坏政府在其他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了。但就公务员自身而言，他们对国民党和内战的态度与知识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嘉璈对当时局势的总结似乎是最精当的，他认为，公务员和教师的窘迫境况“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左翼知识分子的倾向”。[113]这段话的含义是，内战时期严酷的经济现实加剧了这一阶层原本就危险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如果这一观点属实，通货膨胀对政府造成的最主要政治伤害或许并不是政府由此失去了城市中靠薪水生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如果要下一个最后的结论，政府为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印发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诸多错误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政府来说，这一决定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是，决策者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印发钞票以及持续地依赖外国援助，[114]的确帮助政府度过了抗战时期，但这些措施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在抗战时期，通胀就已经开始了，要想遏制这一趋势，政府必须彻底和全面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于缺乏进行这样的改变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必需的经验，政府在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中采取了同样的经济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加速其经济状况恶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更具体地说，“二战”之后，中国工人突然摆脱了日本人八年以及此前十年国民党的约束，通货膨胀正好为他们反抗政府控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政府无法像战前那样重新控制工人。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六个月里，政府充分认识了工人的破坏力量——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工人们常常无视官方的法规和程序，并最终免于惩罚。政府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根据生活成本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的要求。
政府的妥协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上升，而且破坏了政府与工商业的长期联盟，而这一联盟此前一直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为了平息劳工骚乱，政府屡次妥协，这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退让致使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高工资只是诸多问题之一。政府不能赢得内战是因为它要为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不仅是因为通胀本身，也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降低通胀对人民的损害。这些问题包括：购买力普遍降低导致的需求减少，不合理的商业税和生产税，最后是1948年8月灾难性的改革。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终于无法忍受，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一时期，工商业和普通民众开始用更具体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商业界和金融界拒绝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公众不敢把钱存进银行，四处寻找其他的投资方式——这种做法是很容易理解的。私人借贷机构毫不理会政府的规定，它们的利率超过了中央银行批准的最高利率。在实施紧急经济改革的1947年和1948年，商人们拒绝向城市供应商品，因为城里的市场价格受到了政府的限制。企业家热衷于囤积居奇，因为这么做比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和生产经营更有利可图。结果是生产下降、企业破产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总之，政府在经济上的糟糕表现导致了以下后果：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并且不再受政府控制；1947年的经济衰退——失业上升的恶性循环；政府与工商界关系恶化；公务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对；由于政府没能有效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害，国民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一质疑反过来又加大了政府控制通胀的难度。因此，政府的命令和改革措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哪怕人们知道对于反抗共产党而言，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充分合作以及最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渡过难关时，它的权威恰恰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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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20—21、29—30、33、64、162、299页。根据一项估计，军事开支占到1941—194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6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155页）。想了解1945年前的国防开支情况，见杨格著《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6页以及周舜莘的《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70页。
[2]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6页。用周舜莘的话来说，“经济负担的分配不公导致公务员队伍中普遍的贪污受贿和腐败，这无疑是国民党政府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258页）。阿瑟·杨说得婉转些，“通货膨胀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让他们转投共产主义”（《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323页）。
[3]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
[4]关于1927年的事件，见伊罗生（Harold R.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第14章。
[5]方福安对该法律进行了翻译，见他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条件与劳工运动的经济统计调查》，第161—170页。
[6]上海，劳动出版社：《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争取统一团结而斗争中的某些情况》（以下称《大革命以来……》），第15—18页。破坏罢工是杜月笙讨好国民党领袖的效劳方式之一。作为黑社会秘密组织青帮的头目，他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控制了上海的局势。杜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多年的关系，他开始成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拥有了新地位后，杜月笙竭力树立正面形象。因此，他创办了恒社，他的手下都作为他的学生加入。见汪一驹（Y. C. Wang）：《杜月笙政治生涯初稿》，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3期，1967年5月，第440页。
[7]拉铁摩尔（Eleanor H. Lattimore）：《远东的工会》，第16页；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海伦·斯诺（Helem Foster）的笔名〕：《中国劳工运动》，第178页。
[8]尼姆·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第67页。
[9]在城市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成员和农村的游击队员之间建立联系后，彼此之间开始有来有往。上海工人与新四军和苏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类似的，据说香港和北平的工人加入了附近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见下一节关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内容。又见《大革命以来……》第31—32页和尼姆·威尔斯《中国劳工运动》第86—89页。
[10]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26日；上海《中美日报》和上海《申报》，1946年1月27日。
[11]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69页。
[12]《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第13页；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26日。上海的工人是最不服管束的，它的独立程度似乎直接随着它的规模变化而变化。1948年4月，国家经济调查委员会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上海有7738家工厂，占中国总数的55%。天津有1211家工厂（8.6%），台湾985家（7%），南京888家（6.3%）。该调查显示上海有367433名产业工人，全国总数为682399名（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4月27日）。
[13]钟洛：《在斗争里壮大：记二十五年来的中共上海电力公司支部》，《解放日报》，1951年6月30日（收入刘长胜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30—34页）；上海《文汇报》，1946年2月5日和6日。
[14]上海《侨声报》，1946年5月31日；上海《申报》，1946年6月1日。
[15]重庆中央通讯社，1946年8月7日。
[16]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8日。
[17]上海《东南日报》，1947年3月17日。之前只在县市一级设立工会。
[18]上海《立报》，1947年9月27日。
[19]上海《时代日报》，1946年8月10日。
[20]上海《新民晚报》，1946年9月5日。
[21]“二战”期间，一些美国协会因为这些理由拒绝通过美国联合援华会给中国总工会提供捐赠（拉铁摩尔：《远东的工会》，第20页）。
[2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中国劳工状况》，第97—99页。
[23]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见第五章。
[24]《中国工人联合会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工人运动的紧急呼吁和最低要求》，见爱泼斯坦：《中国劳工状况》，第104—106页。
[25]朱原来的师傅——杜月笙在同样的时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到了1946年末，杜的权势有所衰减，也许部分是因为他无法控制上海工人。但是，虽然有人猜测两人命运都走下坡路，这中间有直接的关系，却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想法。杜马上又回到了上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2月28日，第3页；汪一驹：《杜月笙政治生涯初稿》，第449—450页。
[26]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18日、3月19日；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792—1793页。
[27]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6日。
[28]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5日。总人数中男女比率是3:2。同见《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7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