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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大隆机器厂中共党支部》，载于《工人日报》，1951年6月27日。（收入刘长生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第77页）
[30]《大革命以来……》，第25页。
[31]1948年，一位上海工厂厂长表示，政府对他厂里的工会没什么影响力。一位报纸编辑更笼统地称，没有人能真正控制上海工会（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页）。一则关于劳工的特别报道也持同样的观点，该报道刊于《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2—16页。
[32]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28日；上海《新民晚报》，1947年2月27日、2月28日。
[33]南京《新民报》，1947年5月14日；天津《益世报》，1947年5月13日。
[34]天津《工商日报》，1947年5月12日。
[35]天津《大公报》，1947年8月30日。
[36]想了解同年代的人对这些危险的分析，见上海《正言报》，1946年4月15日。
[37]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26日。
[38]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8日。同样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失业率达到很高的水平，在1946年上半年下降后，又开始抬头。见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0日。
[39]南京《新民报》，1947年5月1日。
[40]广州《华南日报》，1947年2月12日。1946年11月的数据来自广州市警察局。
[41]广州《前锋日报》，1946年11月16日；广州《和平日报》，1947年3月11日；广州《西南日报》，1947年7月10日。
[42]必须强调的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数字，他们只能被看作是大致值。他们出现在：上海《大公报》，1946年11月8日；《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页。
[43]上海《立报》，1948年1月7日。
[44]关于1947年改革，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72—73、350—352页。关于抢米风潮的一些报道，见《中国新闻评论》（上海，1947年4月和5月）。
[45]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194—196页。
[46]南京《大公报》，1947年8月30日。同一个资料来源给出了1947年1月到6月间7个城市工潮的官方数据，它们是：上海788起，重庆53起，天津39起，汉口31起，青岛27起，南京19起，广州8起。
[47]没有确切数字说明有多大一部分劳工的工资得到了自动调整。《中国周报》1947年1月报道“大量”的工厂没有根据上升的生活成本给予他们的员工相应的工资。这些企业和作坊大多是老式的，经营食品、药品、金属、羊毛和毛毡等业务。他们除了给工人提供食宿外，几乎就不再给什么工钱了。在其他小企业，经常根据家庭或私人关系来发放工资，工资不统一。还有，在一些行业比如建筑业，承包商和工头经常支付给他们的工人最少的工资——虽然在合同谈判的时说好的工资基准比官方生活成本指数高得多。见《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5页。
[48]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354页。张嘉璈是银行家、经济学家，亦是张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创始人）的弟弟、“政学系”成员。张嘉璈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很多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是铁道部长，在战时是交通部长，1945年到1947年早期是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在1947年3月1日被指派为中国中央银行总裁。他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差不多一年，并在1949年5月离开中国。
[49]《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2页。
[50]葛娴：《中共上海国棉十二厂支部的光荣斗争史》，《解放日报》，1951年6月28日。
[51]陈尚：《记中共上海海关支部十五年英勇斗争的几个片段》，《解放日报》，1951年7月2日。
[52]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大隆机器厂中共党支部》，第74—80页。
[53]《1950：人民年鉴》戊第9页；《大革命以来……》，第36页。
[54]上海《和平日报》，1948年2月3日。
[55]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很多工人受伤，超过250名工人被捕——很多很快被释放。公众意见似乎偏向工人一边，工厂最终同意向他的职员分发米和煤。（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第33—40页）
[56]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9月24日。
[57]上海《大公报》，1947年9月26日。
[58]缪雨：《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记中共法商水电公司支部的斗争史迹》，《解放日报》，1951年6月27日。
[5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1948年10月24日陕北新华电台电讯。
[60]见前引钟洛文章，第24—40页；柯蓝、赵自：《不死的王孝和》。
[61]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10日。购买国货运动得到中国产业主和商人的支持，但是在消费者中却流行不起来。在上海，出售国货的最大一个商行据说日销售额在1000万法币，而出售外国货的永安公司，日销售额是它的4倍；广州《西南日报》，1946年12月28日。
[62]上海《和平日报》，1947年2月10日。
[63]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三个人被指控对该事件负责：永安第一纺织厂员工毛德康，纺织厂人事科科长魏荣来，国棉十四厂工人关云康。见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20日。
[64]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1日。
[65]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1日。
[66]庄晴勋：《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中共永安公司支部解放前的斗争》，《解放日报》，1951年7月1日。
[67]上海《申报》，1948年6月15日。共产党地下组织除了在学生和劳工运动中发挥作用，据说他们还购买了紧俏商品比如汽油和煤油，运输到解放区。借助秘密的无线电发射机，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可以联系到解放区。这一信息来自1969年和1973年的访问。同样见：上海《新闻报》，1947年10月30日；上海《解放日报》，1947年11月3日；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1948年1月14日。
[68]天津《大公报》，1948年2月18日。
[69]季崇威：《上海工业危机透视》，上海《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26日、27日。
[70]张嘉璈：《通货膨胀恶性循环》，第353页。
[71]大米贷款丑闻被上海新闻界广泛披露。比如：《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6月14日；《大公报》，6月19日；《文汇报》，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