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雪 降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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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孝全在1862年1月20日离开南京,到停泊在长江边的一艘英国船寻求庇护。他给报纸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称干王洪仁玕大大委屈了他,而洪秀全则是“狂人,完全不适合统治,且政府全无组织可言”<small>1</small>。《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2月初报道了罗孝全安全抵达上海,但字里行间对这位牧师并无同情之意,反而戏称他为“浦东大主教阁下”、“冒牌的狄奥根尼(Diogenes),日后将成传教士里的柏拉图”<small>2</small>。在报纸的编辑眼里,罗孝全误道公众,错看太平天国多年,他的出逃只不过还了公众一个如诗的公道而已。“这人最先点了火,引发这场大规模的渎神和屠杀,最后也逃离自己所唤醒的恶魔——一如浮士德逃离魔鬼梅菲斯特。”<small>3</small>
罗孝全离开天京时,李秀成正在上海城外重新集结太平军,决心压倒洋人以扳回在安庆的惨重损失。太平军逼近上海,有两个洋人见识了太平军的力量和战备。这两个人都打过仗,一个喝醉了,一个则是清醒的。喝醉的那人名叫高华斯顿(Charles Goverston),是停泊在上海的英舰“大英帝国”号上的水手。他事后对英国副领事解释,1862年1月初,他获准有48小时“自由”去查探上海,但“因酒醉”而误了出发时间。他在没有“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带上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前往察看被说得天花乱坠的太平军,结果很快就看到了。他在距城防工事仅五六公里处,突然被一小群太平军围了起来,高华斯顿吓着了,“这一惊真把他吓醒了”。有个太平军军官让他喝了很多“差点把他撑坏的甜露酒”,他又醉得不省人事了。之后他便不感害怕,也没酒可喝,太平军把他关起来,并透过他的中国翻译盘问了四天,诘问上海有无法军英军,驻在何处,人数多少,有无重炮等等。问完之后,太平军要高华斯顿带一封信回去给洋人:太平军决心占领这座城市,要求英法军队尽速撤离。太平军保证不破坏、不抢劫欧洲人的财产。
高华斯顿没醉,也不害怕,他估计光在他被监禁的地方附近,就约有太平军一万五千人:“附近村庄都是他们的人,每个房间都挤满了。”很多太平军配有外国滑膛枪,有些枪上带有“测距仪”,有些是日耳曼造的。太平军里有几个欧洲人,其中一个讲英文的“阿拉伯人”还是太平军将领的“仆役”。这阿拉伯人告诉高华斯顿,有些太平军还配备了欧洲最先进的恩菲来复枪(Enfield Rifle)。高华斯顿注意到,太平军似乎供应装备很精良,“将士伙食充足”,“气色很好”。但太平军对召来的苦力却很残忍,竟杀掉那些不堪重负的人;他们也不付钱给来帮忙的洋人,只许诺占领上海之后,他们会“得到很多东西”。<small>4</small>
1862年1月20日,英国人兰伯特(Joseph Lambert)向英国官员提供有关太平军计划和军力更详细的情报。兰伯特跟一个欧洲“同事”在一支船队里当督办,这支船队由中国商人出资,拥有四十二条船,挂法国国旗在内地采买丝绸。这两个洋人被太平军捉到,关了三天,由一个讲英语的广东人审问。太平军以死相胁,这两人的雇主付了两千美元,死刑也就免了。太平军要兰伯特回上海,替太平军买滑膛枪和弹药,并把四封信分送英、法、美、荷兰四国领事。如果他不照办的话,那么太平军一到上海,一定找得到他,把他的脑袋砍下。兰伯特所送的信,措词很凶:
<blockquote>法英若是企图抵抗,一旦攻占上海,就会把洋人的脑袋全砍掉,且停止茶丝贸易;英法若是不干涉,白人皆可经商,且遍行无阻。</blockquote>
兰伯特估计,在他被俘虏的那一带约有近四千名太平军。这些人装备不足——可能十个人只有一把滑膛枪——但是他们已经建了“一座正规的钢铁铸造厂”,正在浇铸大炮炮筒<small>5</small>。
上海的外国人本已如惊弓之鸟,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于是加强了上海城防,沿外国租界部署四千兵力、防御工事和炮阵,八艘英国战船也起锚联防上海。炮阵有三点五米高,先以二十厘米见方的新加坡硬木搭成,若是时间允许,再用石块代替——联军的旋转山炮可发射三十二磅炮弹。为了预防意外爆炸,备用军火都放在一条停在河中的旧船上。为了修筑这些防御工事,洋人自掏腰包,筹募了八万六千两白银。<small>6</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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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上海租界租地人会议”在英国领事馆集会,有三四十名富商与会。即使上海有可能失守,他们的防御计划打的算盘也很精,从中还可图利。譬如护城河也能当排水渠,所以华人地主也乐于支付这笔费用。把租界变成中国富人的“避难城”,不仅房租大为提高,也鼓励了“上层华人”“自由入股,认捐碉堡的花费”。把碉堡当成长期投资,价值可观,因为“若有动乱,便可对付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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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西勒(J. C. Sillar)的人在会中提议,英国“与太平军首领好言相谈”,把上海拱手让出,由“这些印发《圣经》的人”来接管这座“崇拜偶像的本地城市”,以“平和易手这座城市”。这么一来,英国人不但能洗清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能使租界上的中国难民免于灾难——西勒先生夸大其词,估计难民人数会有七十万——否则的话,这些难民将“成千上万地冲到马路上来,淹死在河里……同时街上会堵满被践踏的尸体”。但没有一个人同意西勒的建议,一教士宣称,现在是“对太平军采取迅速而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这个相反的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small>8</small>
没人料到天时有变。1862年1月26日下起大雪,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雪停了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逐渐下降。到1月30日,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十二度。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达二十多天之久,《北华捷报》称此酷寒气候“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small>9</small>
这场大雪对太平军乃是一大灾难,他们没有足够的冬衣御寒,既不能突破郊区防线,也不能打碎堵塞河道的冰块。“我们动弹不得”,李秀成一语道之。<small>10</small>
1862年初这几个月至为关键,太平军的攻势被天气所阻,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既没占领非租界区,也未能打败洋人。1862年暮春,曾国藩的弟弟率官军从安庆出发向下游挺进,趁太平军兵力空虚之际,攻占了雨花台脚下的战略要地,扼长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门之间。李秀成放弃夺取上海的打算,1862年秋回师攻击官军在天京周边筑起的防御工事和围栅。他用尽办法来破坏官军工事,却是劳而无功。<small>11</small>
太平军的处境固然严峻,但他们所受的苦远远比不上这一带的百姓,战事无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对付八路来回征伐的人马,包括太平军的野战部队,与太平军松散结盟的秘密社团和其他非正规军,独立的水陆帮匪,地方团练和农民自卫武装,由像曾国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队官军,归江苏省官员统率的朝廷正规军,由清廷雇佣、由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指挥的洋枪队,以及由英国人指挥,以海军上将何伯(Hope)和陆军准将士迪佛立(Staveley)为首的西洋各国海陆联军。
在这一年多来,从上海经苏州到长江边,甚至直至南京城下的洋人和中国人,不管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皆可见到荒凉景象,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了:在这片长宽各约八十公里的地区,每间房舍几乎都被破坏,或是烧掉一角,或是拆了门板屋梁。这些木料或是充作军队的薪材,或是用来搭建浮桥,或是充作防御工事,绕村而立。在这些用作短期营地的村庄里,男丁被各方人马强行征用,妇女则被掳走,徒余“炮弹壳与白森森的尸骨间杂相伴”,三五老人收拾断垣残壁<small>12</small>。这些村落的“房舍尽毁;满地污秽;尸骨或弃之于野,或于沟壑,听任腐烂”。江边的屋舍都遭洗劫,有时连绵数十里而不绝,百姓顶多只能睡在简陋的草房或芦苇棚下。<small>13</small>
只要能拿来烧的东西,不管是木材、干草、棉花梗、芦苇,价格都翻了一两翻。村民以“老人为主,脸上满是痛苦绝望”<small>14</small>,站在河边,拿出小篮,里头有一点鸡蛋、橙子或小块猪肉等。在路上遇到的村民,脸上刺着“太平天国”四个字,表明他们是从战场逃出,又被太平军军官抓到,以此方式警告他们不要再开溜。有些人脸颊下陷,上有疤痕,是因想用刀刮掉脸上的字。<small>15</small>
旅人遇到的难民,有些是三五成群,有些则多达三百五十人左右,男女老少皆有,还有些残疾人,有的扛着家当,有的扛着旗子和长矛,有的空手而行。西方传教士循陆路走过废弃的村庄,只见尸骨四处散落,动物在残垣间觅食。而走水路的传教士发现,他们有时要从浮在河上的腐尸之间慢慢开出路来。<small>16</small>一个在苏州附近旅行的传教士看着眼前的尸体“直想吐”,有一幅景象长驻心头,萦绕不去,“一个小孩活活饿死,干尸撑坐在中国人给还不会走路的小孩用的那种似椅似床的东西上”<small>17</small>。
就连那些英国退伍军官也深有同感。他们见多识广,早对战争引起的苦痛习以为常了,起先讥讽传教士多愁善感,过于夸大苦难,到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所有我们有机会去过的地方”,英国远征军军需官渥西雷(Garnet Wolseley)写道:“人民的痛苦和惨状无法以笔墨形容。一大家子挤在用芦苇搭成的矮棚里,刺骨的北风从破敝处呼啸而入,这些人衣衫褴褛,蜷缩在一起以取暖。老人沮丧不乐,太过虚弱,无法工作,而孩子的脸上饿到露出渴望的神情,凡是见过这场面的,便会永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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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现实,而日子也还在这么继续下去。有个洋人在大雪停了之后,随巡逻队到乡下去侦察了一两天。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名中国男子的尸体,一把长矛刺穿了他的脑壳。接着他们发现自己走在一条满是脚印的小路上,小路积雪很深,在尽头有一伙村民聚在一起,躲在仍在冒烟的断垣残壁间喝茶守岁,等候大年初一的来临<small>19</small>。
很多中国难民涌向上海,太平军和其他军队动向的流言决定了他们的步伐快慢:有时他们“匆忙沿街路狂奔,有如一群受伤的鹿”,有时则“带着日渐减少的食物和衣服蹒跚而行,脸上布满惊恐之情”<small>20</small>。太平军攻下杭州等城镇时,乔装改扮混在难民里进城,官府为了防止旧事重演,干脆下令关闭城门,拒绝难民入内。外国租界的滨江大道和码头上挤满了人,饥荒和疾病蔓延,外国人采取隔离控制。运河上的印度兵奉命升起吊桥,外国警察实行宵禁,严禁中国人在晚上八点以后上街<small>21</small>。如果遇上巡逻队,外国人必须报上口令,而有居住权的当地中国人则须出示“通行证”。若是中国人没有通行证,一律逮捕,逐出外国控制区。<small>22</small>
英国司令官士迪佛立将军对无常的局势不抱任何幻想,派皇家工兵队的戈登(Charles Gordon)上尉去査看上海防务。他布设了防卫炮兵阵地、堡垒和壕沟,这样英国人既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外面太平军的攻击,又可以防范城内的中国居民和难民——“从一些居民的不满情绪来看,恐有偶发事端。”<small>23</small>英国侦察兵能看到焚村的火焰、太平军驻地的旗子和军队,看到雪停之后,一队太平军满载掠夺物品而归,扛着米、豌豆、大麦、锅、床和衣服,用矛赶着猪和羊,对世俗需求的规模之大,令英军颇感惊讶<small>24</small>。
甚至到了1862年夏天,情势仍无好转。英国领事报告:“我们这儿又挤满了难民,这次的人数比以往还多。他们居然在房子前面的江岸、石桥边的路上扎营。无数的妇女、老人、孩童风餐露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令人触目惊心。”<small>25</small>战事无休无止,导致缺衣少食,那些为了寻求庇护而住在上海的村民境况悲惨。1862年夏天,李秀成最后一次进攻不成之后,一名自称“慈善家”的西方人写下了他闯进中国难民麕集处之所见:难民挤在汉伯利路(Hanbury's Road)旁以竹子搭成的陋屋里,有些人“外表又瘦又可怜”;一些人“因饥饿和疾病而处于死亡边缘”,他们躺在烂泥地里,每次江水涨潮都会淹在水里;活人中间夹着“腐烂程度不等的”死尸,有时活人就和死去的亲人在一起。一个还活着的母亲躺在地上,虚弱到无法搬动她那两个已死去、光着身子的孩子,他们“身上盖着融雪和烂泥”,躺在她的身旁。这些骨瘦如柴的活人仅靠一种时有时无的捐献“米票”制维持生活,为了买更多的粮食,那位“慈善家”呼吁上海居民捐款五百美元,他保证自己会提供其中的三分之一<small>26</small>。1862年年底,气候寒冷,所有在中国剧院里看戏的洋人都被请求捐献与门票相等的钱,“为饥饿、可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small>27</small>。
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开始失踪。最早不见的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small>28</small>。第二条是“梯撒”(Teazer),一条浅棕色的长腿牛头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small>29</small>。接着一条名叫“烟灰”(Smut)的黑褐相间的牛头便从皇家海军战舰“紧迫”(Urgent)号上失踪了。之后是两条在一起的母狗——一条是黑白两色的小“日本”,另一条是长着白长毛黑耳朵的“北京”种狗,叫青青,快要生小狗了<small>30</small>。士迪佛立将军的狗在8月8日丢失,是一条“棕白色短毛猎犬”,挂在脖子的项圈上刻有它的中文名<small>31</small>。戴着黄铜项圈的“哥克”,一条白底黑点的大狗在8月15日杳无踪影,这天恰是那位“慈善家”闯进死亡和垂死的难民中间的日子。此后不久,第一条刚剪过毛名叫“水手”的纽芬兰狗被人从伦敦传教会的野犬收容所带走<small>32</small>。1862年岁末,丢失的狗已不计其数了,其中有纽芬兰狗、长毛猎狗、牛头犬、短毛猎狗、獚,苏格兰:“牛”、“骰子”、“弹簧”、“领带”、“木偶”、“漂泊者”、“毕奇”、“托比”、“穆斯”、“格林劳”、“桃热”、“那鲁”、“比尔”……<small>33</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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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太平军进逼上海,促使外国人以武力自保,训练中国兵士,组成“常胜军”(Ever-Victorious Army)。常胜军按西洋兵法操练,装备齐全,皆着制服,先后由美国军官华尔(Frederick Ward)、英国军官贺兰(John Holland)、戈登(Charles Gordon)指挥。法国人亦成立类似的组织,名之为常捷军(Ever-Triumphant Army)。这些军队的表现虽然有时荒腔走板,不过在建立上海周边防卫上仍扮演要角,后来又有助于清军在华东压制太平军。中国军队最早的照片是摄于额尔金在1860年攻打直隶时,这两张照片可能摄于1863、1864年之后,所示即在上海由华洋共组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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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惨状从宠物的大量丢失一事上可见一斑。沿着长江一带,战事频仍,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已成了沦为征收、捐献或没收稻谷之事。在长江三角洲东部一些肥沃的地区,太平军依然被不满的农民看成拯救者,他们乐意看到地主逃跑,也乐于拿出收成向太平军交租纳税<small>34</small>。但在很多地方,1861年后农民便自行组织自卫团体驱逐太平军,祈求自己的神灵保佑他们的战士来抗拒“长毛”<small>35</small>。在作战时,太平军因往来必经的桥梁被当地农民悄悄拆除而损失惨重,官军逼近时只能背水一战。一群群愤怒的当地村民手持棍棒包围太平军,威胁其生命。当地村民还靠着人多势众,拦截太平军护送粮草和军饷的队伍,将太平军在激战中急需的重要补给抢劫一空。<small>36</small>
对洋商洋兵来说,这暴雪虽让人难过,但却是“上天佑助”:暴雪重创太平军,在河中巡逻的洋船也受阻于冰雪,却仍是神恩。对于那些到过太平天国地盘的洋人来说,很多以往显得多姿多彩或令人振奋的东西都不复昔日光彩。太平天国的服饰显得既不精彩、也没有创意,倒像是“庸俗的丑角服”,一种“滑稽戏装”<small>37</small>。太平天国新封诸王穿着他们那种“江湖郎中般的黄色外衣,戴着闪闪发光的王冠”,竟犹如“懒洋洋的浪荡公子”<small>38</small>。南京的街道上挤满“很多容貌姣好的年轻妇女”,穿着华丽的丝绸,但她们都是从苏州捉来的,而俘虏也经常想逃跑。恢宏的宫殿拔地而起,“在一片残迹之中显得格外突兀”,每一块清空的地,四周挤着被赶出来的人家<small>39</small>。太平天国那些顽皮的小男孩在洋人眼中曾是那么可爱迷人,而现在却显得凶巴巴的,或是营养不良。南京的那种寂静曾被视为太平的先兆,现在却显出末日逼近的恐慌<small>40</small>。那些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战士,近看之下,“肮脏且病态恹恹”,华丽的丝绸和丁当作响的手镯掩不住身上的疤痕和正在溃烂的伤口<small>41</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