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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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厢房，它的周围长满了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厢房的房顶已经生锈，烟囱一半已经坍塌，门廊的阶梯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则是田野，中间由一道埋有钉子的医院的灰墙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以及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令人沮丧的、天地难容的景象。在我们这里只有医院和牢房才是这样。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着，就请您沿着通向厢房的那条狭窄的小道走过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推开第一扇门，我们便来到前堂。在这里，墙边、炉子旁边丢着大堆大堆的医院里的破烂：褥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带蓝条子的衬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这些破烂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脏又乱，正在腐烂，散发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气。

看守人尼基塔是一个年老的退伍军人，还戴着褪成了红褐色的军章，他躺在那堆破烂上，牙齿间老是衔着一只烟头。他有一张严肃、枯瘦的脸，眉毛耷拉下来，给这张脸平添了一种草原牧羊犬的神态；他红鼻子，小个子，虽然外表干瘦，青筋嶙嶙，却是器宇轩昂，两只拳头粗壮有力。他属于那种心眼不多、颇受赏识、勤勉可靠、脑子迟钝的人。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安分守己，因此他坚信，有些人是该打的。他打他们的脸、胸口、背脊，碰到哪儿打哪儿。他坚信，不打，这里就要乱了。

往前，您走进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前堂的话，这个房间就是整个厢房。墙壁上涂了一层混浊的浅蓝色的颜料。天花板被烟熏得很黑，就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这里冬天炉子经常冒烟，并且有煤气。窗子从里面钉了一块铁格栅，很难看；地板是灰色的，也没有刨平。酸白菜、灯芯、臭虫、阿摩尼亚，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您一进屋就觉得好像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在地板上。床上坐着或躺着一些人，他们穿着蓝色的病人服，戴着老式的尖顶帽子。这是一些疯子。

这里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是贵族身份，其余都是小市民。靠门的第一个是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红黄色的唇髭闪着亮光，眼睛带着泪痕，用手托着脑袋坐着，老是盯着一个地方。他白天黑夜都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跟人说话，人家问他，他也总是不回答。给他吃东西，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停的咳嗽、他的消瘦和双颊的红晕判断，他正开始害肺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灵活、非常好动的小老头，留着一把尖削的胡子和一头像黑人那样卷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房里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来回踱步，或者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自己床上，并且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口哨，小声地唱歌，嘿嘿地笑。他这种孩子般的欢乐和活泼性格同时也表现在晚上。他起来祈祷上帝，那就是用双拳捶打自己的胸口，用手指抓门。这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一个傻子，他是在二十年前由于自己的制帽作坊被大火烧毁而发疯的。

在六号病房的所有病人中，唯有他一人被允许可以走出病房，甚至可以离开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这种特权他已经享受了很久，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一个老病号，而且是一个安静的、于人无害的傻子，城里给人逗笑的小丑。他在街上被小孩和狗包围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病人服，戴着可笑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赤着脚，甚至没有穿长裤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在院门口或小铺子门口站着乞讨小钱。有的人给他喝点克瓦斯，有的给他一点面包，有的给他个把戈比。这样，他回到病房时，水足饭饱，钱袋满满的。而他带回来的所有东西，马上统统都被尼基塔搜去归自己了。这个兵干得很粗暴，怒冲冲地查翻犹太人的口袋，而且要让上帝做证，他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再让这个犹太人上街，说什么这种不安分的事对他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替别人效劳。他给同伴端水；他们睡着了，就给他们盖被子。他答应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时要给每人一个戈比，并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汤匙喂他左边的一个邻居吃东西，因为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种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在模仿他右边邻居格罗莫夫的做法，是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贵族家庭出身，过去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患被害狂。他要么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要么就从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好像在做保健散步。他很少坐着。他总是处于焦躁、激动、紧张的精神状态，好像在等待某种令人不安的、不明确的东西。哪怕是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院子里有人喊一声，他也会抬起头，立即仔细地倾听：这是不是来抓他的？是不是在找他？这时候，他的脸上便现出极其不安和嫌恶的表情。

我喜欢他那张宽大的高颧骨的脸。他的脸总是那么苍白和不幸，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一个被抗争和长期的恐惧所折磨的灵魂。他的这种苦脸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深刻真实的苦难刻印在他脸上的细纹，却显出了理智和文化修养，眼睛里放射出温暖和健康的光辉。我也喜欢他本人，他谦恭、乐于助人；他对所有人，尼基塔除外，都异常客气。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一把匙子，他都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替人拾起来。每天早晨他都向自己的同伴们道早安；睡觉的时候，则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外，他的疯狂病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每到傍晚，他有时会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上去，他好像在发高烧。他突然站住、瞅着同伴的样子，显然像是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但看来他又想到人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是听不懂他的话，便急躁地摇摇头，继续走来走去。很快，说话的欲望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而占了上风，他便不由自主地说起来，热烈而又激越。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然而不论在他的话里还是声音里都可以听到一种非常好听的东西。他一说话，您就会听出来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他说到人的卑鄙，说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说到将来会在地球上实现的美好的生活，说到每时每刻都使他想起暴虐者的麻木不仁和残忍的铁窗栅。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古老的但又还没有唱完的歌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不连贯的什锦曲了。

二

十二至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就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他是一个有名望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是四年级的大学生，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这一死，就成了突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一连串灾难的开端。谢尔盖安葬后一个星期，老父亲便因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法庭审判，不久便在监狱医院里因害伤寒病死了。房子和全部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母亲，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

原先父亲在世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收到六十至七十卢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穷。可现在他的生活却一下子改变了。他必须从早到晚去做家教，做抄写工作。就这样还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给母亲做生活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泄气了，身体也吃不消，便丢下大学学业，回家去了。在这里，在城里他托人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了一个教员的职位，可是他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也不喜欢他，很快又丢弃了这个职位。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直到他因病被辞退，他一直在干这个差使。

他甚至在年轻的大学生时代就从来没有给人以健康的印象。他老是生病，瘦弱，经常伤风感冒。他吃得很少，睡眠很坏，喝上一小杯葡萄酒头就晕，他有歇斯底里病。他总想跟人们接近，可是由于他易激动和性格多疑，他跟谁也难亲近，没有朋友。对城里人他总是批评，瞧不起，说他们的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兽性生活既卑鄙又讨厌。他说话是男高音，响亮、激越，不是愤懑、愤怒，就是高兴、惊讶，但永远是真诚的。不管您跟他说什么，他都把您引到一个话题上：在这个城市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他们过的是晦暗的无意义的生活，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需要兴建学校，办方向正确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讲座，团结知识界的力量；需要让社会认识自己，感到震惊。他评判人们的时候，都要涂上浓重的色彩，只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认有任何其他色度。在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卑鄙的人，中间的人是没有的。谈及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充满热情而十分兴奋，可是他却从没有恋爱过一回。

在城里，尽管他的批评意见尖刻和神经质，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称他为万尼亚。他那天生的客气态度、乐于助人的精神、正派的作风、道德上的纯洁，他那穿旧了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和家庭的不幸，都使人产生出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和忧郁的感情。况且，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博学多才，按照城里人的说法，他通晓一切。在城里他就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老待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捋着自己的胡子，翻阅各种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书籍，几乎来不及咀嚼就吞下去了。应该认为，读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东西，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都同样贪婪地吞下去。在家里，他总是躺着看书。

三

有一次，一个秋天的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领子，走在泥泞路上，穿过胡同和后院，到一个小市民家去兑取执行票。像平常早晨一样，他心情不好。在一条胡同里，他碰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他们被四个带枪的护送兵押着。过去伊万·德米特里奇也常遇见过犯人，每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难堪的感情。可是今天，这种相遇却给他留下一种特殊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镣铐，同样地走过泥泞，被送进监狱。他到那个小市民家去过以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在邮局附近，遇见了一个他认识的警官。警官跟他打招呼，并顺着大街跟他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可疑。在家里，他一整天都无法把那个犯人和持枪押送兵从脑子里赶走。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恐慌使他不能看书和集中精神。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整夜睡不着觉，老是想到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他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法，而且可以担保将来也永远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做贼；不过，偶然地、无意中地犯罪，不也是容易的吗？难道不可能受诬陷吗？最后，审判方面的错误难道不可能吗？无怪乎自古以来的民间经验教导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在当今的诉讼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可能有的，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些跟别人的忧患有职务上和事务上联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久而久之，由于习惯的势力，往往会使您僵化得即使想做好，也不能不对他们的当事人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这方面，他们同后院屠宰牛羊看不见血的农夫没有任何区别。在用形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态度对待人的情况下，要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权利，判他服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官们因此可以拿到薪水的手续就行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找到什么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把一切暴力都当作合理的、适当的必要手段来对待，既然认为一切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判决，会引起一系列不满和报复情绪的迸发，那么，还去想什么公正性呢，岂不是很可笑吗？

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从床上起来，非常害怕，额上冒着冷汗，已经完全相信自己随时都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沉重的思想那么久都没有离开他，那就是说，其中自有一分道理。那些思想实在不会无缘无故地钻到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他窗前走过去，这是不无原因的。瞧，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停下了，并且默不作声。他们为什么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胆，凡是经过窗口或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着是间谍和密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都坐着双马马车在大街上经过，他是从自己近郊的庄园回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次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从而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显而易见，局长急着要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犯人。只要门铃一响，或者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哆嗦。每逢女房东家里来了新人，他就焦急不安。他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吹口哨，为的是要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连几夜都没有睡觉，等着被捕，可又装着像熟睡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吁气，为的是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就说明他一定由于良心责备而不安，而这就是最好的罪证。事实和健康的逻辑都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诞无稽的，都是心理作用。如果把事情看得宽一些，不管是被捕还是坐牢，其实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上坦然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智有逻辑地推论，他内心的不安就变得越厉害、越痛苦。这倒和一个隐士的故事很相像：那隐士想在处女林里开辟一小块空地，可是他越是努力地用斧子砍，树林就长得越稠密、越茂盛。伊万·德米特里奇终于认识到这样做的徒劳无益，就索性不再去考虑了，完全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

他开始不与人来往，躲避人们。他对他的职务早先就厌恶，如今则简直无法忍受了。他很怕他什么时候会上当受骗，怕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往他的口袋里塞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是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点差错，类似伪造行为，或者丢了别人的钱等。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灵活和机敏，他每天都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认真地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可是，这样一来，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大大减弱了，他的记忆力也大大地不如从前了。

春天，雪融化了。在墓地附近的一条山谷里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带有因暴力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一直在谈论着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想到他杀了人，就在街上来回走动，脸带笑容。见到熟人的时候，则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并开始表白说，再没有比杀害弱者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更卑劣的罪行了。但是这种虚伪的做法很快就使他厌倦了，他略加思考后便决定，就他现在的处境，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然后又是一夜和第二个白天。可是冷得很，待到天黑，他就悄悄地像小偷一样溜回自己房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站着，一动不动地留心听着，直到天亮。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有几个砌炉匠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提醒他：这是警察装扮成了砌炉匠。他悄悄地离开了住所，充满恐惧，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就在大街上跑起来，狗汪汪叫着在后面追赶他。后面的什么地方有个农夫在叫唤，风在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集合在一起了，正在后面追赶着他。

人们把他拦住，将他送回家，并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下文还要提到）吩咐在他的头上放置冰袋，给他服点桂樱水，忧郁地摇摇头就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去妨碍人发疯。由于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不久就被送到医院去，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房里。晚上他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打搅别人，不久又由安德烈·叶菲梅奇决定，转到六号病房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已经把伊万·德米特里奇完全忘记了。他的书被女房东随便堆在敞棚下面的一辆雪橇上，被顽童们陆续地偷光了。

四

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左边，我已经说过了，住着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右边住着一个农夫，全身脂肪，身体差不多滚圆，有一张呆板的完全没有思想的脸。这是一个不会活动的、贪吃的、肮脏的动物，早已失去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窒息的臭味。

尼基塔在为他打扫时，拳脚相加，用尽全力地揍他。在这里，可怕的并不是他挨揍，这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愚钝的动物挨了毒打却没有反应，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眼睛里没有丝毫表情，只是轻轻地摇晃几下身子，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大桶。

六号病房里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号，是一个小市民，以前他做过邮政局的拣信员，是一个又矮又瘦的金发男子，生一张善良的但又带点滑头的脸。根据他那双闪现着明亮快活的光芒、聪明而又安详的眼睛来判断，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愉快的秘密：在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藏着什么东西，他不给任何人看。这倒不是怕被人抢去或偷走，而是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着同伴，低下头把什么东西戴在自己的胸口。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走到他跟前去，他就会感到很难为情，把东西又从胸口扯下来。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难。

“您祝贺我吧，”他常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被授予带星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星的二级勋章是只授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愿意破例地给了我。”他微笑着说，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这，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忧郁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迟早会得到什么吗？”这位过去的拣信员接着说，狡猾地眯着眼睛，“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士的‘北极星’。这是值得去奔忙的勋章，一个白十字，加一条黑丝带。那是非常漂亮的。”

大概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厢房里那么单调了。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夫之外，病人都到前堂的一个很大的双耳木桶里洗脸，再用病人服的衣襟擦脸，然后他们就用锡制的茶杯喝茶。茶是尼基塔从医院的主楼里提过来的，每个人发给一杯。中午他们喝酸菜汤和稀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稀粥。其他的空时间都躺着睡觉，望窗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每天都是这样。就连过去的拣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在六号病房里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收新的疯人了。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多。每隔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到这个厢房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塔怎样帮助他干这件事，以及这个笑嘻嘻的酒鬼理发师每次出现时病人们又是怎样的慌乱，我就不去描述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没有来看过这个病房。病人们注定白天黑夜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不过，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传播着一种相当奇怪的风闻。

风传医生开始常到六号病房去。

五

奇怪的传闻！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从某一点上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还很年轻的时候非常信神，曾准备献身宗教事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以后，打算进一所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位医学博士兼外科医生，刻薄地嘲笑他，并断然宣布：若是他去当教士，他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事，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次地承认过，他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适合于研究医学或一般的专门科学。

不管怎样，他在医科毕业后，并没有出家去当教士，他也没有信教的表现，他当初和现在都是从医，不大像宗教界的人士。

他外表笨重、粗野，像个农夫。他的脸、胡子、平直的头发和结实粗笨的体格，很像大路边的小饭铺里那些吃肥了的、饮食无度、性情暴躁的店老板。他脸相严肃、布满青筋，眼睛很小，鼻子通红，身材很高，肩膀宽阔，手脚也很大，似乎一拳就能把人打死。可是他步态轻盈，走路小心，温文尔雅。若是在狭窄的过道里碰见人，他总是首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出人意外，不是男低音，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脖子上长了一个不大的瘤子，使得他不能穿硬领子衣服，所以他总是穿着软麻布的或棉布的衬衣。总之，他的穿戴不像是医生，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都到犹太人铺子里去买，一穿上去就像是旧衣服一样，又皱又旧。看病、吃饭、做客，他总是穿着那套衣服。不过，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他对自己的外表完全不在乎。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本城任职时，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糟透了：病房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难于喘气。医院里的杂役、助理护士及他们的孩子们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他们抱怨这里没法生活，因为蟑螂、臭虫和老鼠太多。在外科病房里丹毒从没绝迹。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温度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土豆。总管、女管理员、医生都向病人勒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生。据说他似乎私下里卖过酒精，还与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有私通，情妇成群。城里人都非常清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甚至还添油加醋，但是大家对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些人为其辩解说，躺在医院里的都是些小市民和农夫，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家里住比医院里还要糟糕得多。总不能拿松鸡去喂他们吧！另一些人则辩白说：地方自治局不给资助，单靠城市本身，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医院，谢天谢地，医院虽然不好，也总还算有一个。而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郊区都没有开办诊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一个医院了。

巡视完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作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按他的看法，可以做到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走，医院关门。但是他考虑到，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愿是办不成这件事的，而且这样办了也没有用。就算把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干净的人赶出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还会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应该等他们自我消失。况且，既然人们开了这个医院，允许它在这里存在，那就是说，它是需要的，各种偏见和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慢慢地它们也会转化成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像肥料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件美好的东西在其刚开始的时候不带一点污秽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