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 (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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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叶菲梅奇任职后，对这些乌七八糟的现象显然相当冷漠。他只要求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添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管、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等，都没有变动。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理性和正直，可是要他在自己身边建立有理性的和正直的生活，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也不大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力。下命令、禁止、坚持，他实在不会，就好像他起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给我！”或“拿来！”是很困难的。他想吃东西的时候，总是犹豫地咳嗽一声，然后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要他对总管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把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撤销了——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受到欺骗或受到奉承，或者人家送来假单据让他签字时，他的脸会涨得像龙虾一样红，感到于心有愧，但他还是签了字。每当病人抱怨他们吃不饱，或者助理护士态度粗暴时，他都会很尴尬，抱歉地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大概这里有误会……”
开始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每天从早晨到午饭时都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还接生。妇女们都说他工作认真，诊断很准确，特别是妇科和小儿科的病。但是，渐渐地由于工作单调乏味并且显然徒劳无益，他显然厌倦了。你今天接待三十个病人，明天你瞧，增加到了三十五个，后天则是四十个了。照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但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减少，病人还是不断地来。从早晨到午饭时要给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看病，体力上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这不能不是欺骗。简单地推算一下，一年接待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至于把重病号送进病房，按科学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虽有，科学却无。如果丢开哲学议论，像其他医生一样，学究式地依据规则办事，那么，首先就需要清洁和通风，而不是到处肮脏；要健康的饮食，而不是臭酸菜汤；需要好的医务助理，而不是小偷。
是啊，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合理的结局，又何必去阻拦人们死呢？即使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十年，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的在于药物能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问一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首先，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人类要是真的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就会把宗教和哲学完全抛掉。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人类不仅在其中找到了避免各种倒霉事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在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在床上瘫了好几年。为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什娜就不能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毫无内容，如果再没有痛苦的话，就是完全空虚，跟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推论压倒了，十分沮丧，已不再天天都到医院里去了。
六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通常是早晨八点钟起床，穿衣服和喝茶，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来看书或者到医院去。在这里，在医院里，门诊的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就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鞋在砖砌的地板上踩得咯咯响。一些瘦弱的穿着病服的病人也从这里通过，死尸和盛着脏东西的器皿也从这里抬过去。孩子们在哭，吹来一阵阵过堂风。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病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来说，是很难受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他遇见了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是一个矮胖子，胖胖的脸刮得很亮，洗得干干净净，举止温和、平稳，穿一件新的宽大的衣服。他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一名枢密官。在城里他有很大的私人业务。他打着一个白领结，自认比那些没有私人行医业务的医生更内行。在候诊室一个角落的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还有一盏笨重的神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罩着白布套，墙上挂着大主教的像，斯维亚托戈尔修道院的风景画和干矢车菊花圈。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也喜欢华丽场面，圣像是他出资安置的。每逢星期日，他都指定一个病人去候诊室里朗诵赞美歌。朗诵完了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提着手提香炉，摇动它，使神香散出来，走遍所有病房。
病人很多，时间却很少。因此，医疗工作也就局限于问几句病情，发一点类似清凉油、蓖麻油之类的药品。安德烈·叶菲梅奇坐着，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自己的小手，偶尔也插上一句话。
“我们之所以贫病交加，”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一见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当他必须让小孩张开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却大哭大闹，用小手挡住时，耳朵里的闹声就会使他头晕，眼睛里涌出泪水来。这时他就急忙地给开个药方，摆摆手，叫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门诊时，病人的胆怯和头脑不清，身边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来对病人不断地问过多少次的那些问题，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后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医士去接待。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自己很久都没有私人行医了，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了。因此，他一回到家，马上就在书房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而且总是很高兴，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购书上。他的住所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房间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读这本书时，他总是从后面读起。他看书，总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也不感到累。他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领会，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书的旁边总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时放一块腌黄瓜或渍苹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每半个小时，他就眼睛不离书，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也不看，只是用手摸到黄瓜并咬下一小块。
到下午三点钟，他才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嗽一声，说道：
“达留什卡，给我开饭怎么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完一顿相当差的、不干不净的饭以后，就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钟敲响了四点钟，然后是五点钟，可是他还在踱步，还在想事。偶尔厨房门嘎吱一声，达留什卡那张睡眼惺忪的红脸从门缝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没到点……”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会儿……我要再等一会儿……”
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照例就来了。他是全城中安德烈·叶菲梅奇唯一不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以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主，曾在骑兵军里服役，后来破产了，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工作了。他精力充沛，很健康，留着白色漂亮的连鬓胡子，彬彬有礼，嗓门洪亮而又好听。他心地善良，多情善感，但脾气暴躁。每当邮政局里有顾客提出异议，不同意他的意见，或者要进行说理的时候，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脸红脖子粗，全身发颤，大声喊道：“闭嘴！”因此，邮政局早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单位，人们到这里来都心惊胆战。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尊敬和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是因为他有学问，精神高尚。可是他对小市民的态度则很高傲，就像对自己的部下一样。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家时说，“您好，我亲爱的！您恐怕讨厌我了吧，对吗？”
“相反，我很高兴，”医生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见到您都很高兴。”
两个朋友就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坐下来，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给我们拿啤酒来好吗？”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喝了第一杯酒，仍然没有说话。医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显出高兴快活的神情，仿佛有什么非常有趣的事要说似的。谈话总是由医生先开始的。
“真可惜，”他慢吞吞地轻声地说，摇摇头，眼睛并没有看着他的朋友（他从来不直视人家），“真是太可惜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们城里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喜欢聪明而有趣地谈谈话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贫困。甚至知识分子也跳不出庸俗！我向您保证，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小声地接着说，声音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最崇高的人类智慧的精神表现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没有意义的。智慧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智慧乃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诚然，我们有书籍，但是这跟活生生的谈话和交际是根本不同的。要是您允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正确。”
又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带着不无哀伤的表情，用一只拳头支着脸，站在门口，想听听他们的谈话。
“唉！”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叹了一口气，“您要求现在的人有智慧，休想！”
他谈到过去的生活如何健康、快活和有意义。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多么聪明，他们使人格和友谊具有了崇高的概念。借给别人钱不要借据。对贫困的同伴不肯伸出支援的手则被看作是可耻。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和作战又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伙伴，什么样的女人！而高加索——是多么惊人的地方！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穿一身军官服装，每天傍晚一个人骑马到山上去，也没有向导。据说她跟山村里的一个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妈呀……”达留什卡感叹道。
“那时的人又是怎样喝酒，怎样吃饭的啊！那时又有什么样的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但没有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心事。
“我常常梦见聪明人，并与他们交谈，”他突然打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给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强迫我当了医生。我觉得，假如我当时不听从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运动的中心了。我大概已经是一个大学的教师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不过，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智慧抱有偏爱。生活是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里。事实上，他从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种偶然性使然……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不跟他说，或者是说些荒唐话。他去敲人家的门，人家却不给他开门。死神来找他，那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因此，就像监狱里被共同的不幸联结着的人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会感到轻松一些。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凑到一起，交换交换自己骄傲而自由的思想，这样消磨时间，就不觉得自己是在陷阱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是不可取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正面看着自己的交谈者，继续讲关于聪明人的事，讲他和他们的谈话。他说话很轻，有时也停顿一下。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仔细地听着他讲，表示同意地说：“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一句。
“不，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尽管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永远不会死。我在想，哎哟，老家伙，也该死了！而我的灵魂里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别相信，您不会死！……”
九点钟一过，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要告辞了。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后，他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荒凉的地方来了！最恼恨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死在这里。唉……”
七
送走朋友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桌边坐下来，又开始看书。傍晚和后来的夜晚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干扰。时间仿佛停住了，同看书的医生一起呆然不动，而且除了书和带绿灯罩的灯以外，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医生的那张粗糙的、农夫一样的脸表现出一种非常感动的笑容和在人类智慧运动面前的喜悦。“啊，为什么人不能长生不死呢？”他在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会说话，能自我感觉和有天才呢？而这一切岂不都注定要埋进土里，最后与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又是几百万年，无意义也无目的地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吗？只为了冷却，然后再去旋转，根本不需要把人及其崇高的、近似神的智慧从不存在中引出来，然后又好像开玩笑似的把他变成黏土。”
“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不朽的代用品来安慰自己是何等的怯懦啊！自然界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类的愚蠢还要低级，因为不管怎么样，愚蠢中还有意识和意志，而在上述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尊严多于恐惧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身体将会活在青草里、石头里、癞蛤蟆身上……在新陈代谢中看到自己的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把珍贵的提琴砸碎没用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将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便把身子向圈椅背上靠一靠，闭上眼睛，思考一会儿，不由得在刚从书上读到的美好思想的影响下，回眸一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他厌恶，还是不去回忆为妙，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正随着冷却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同医生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不洁中受苦。也许，有的人睡不了觉，正在同蚊虫作战；有的人正在受丹毒的传染，或者由于绷带扎得太紧而在呻吟。也许病人们正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总有一万二千人上当受骗。所有医院里的事情都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毁谤、徇私舞弊上面，建立在粗野的招摇撞骗上面。医院仍旧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端有害。他知道尼基塔在六号病房的铁栅栏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上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曾以为医学不久就会遭到与炼金术、玄学同样的命运。而现在，每当他晚上看书，医学却使他感动，使他惊奇，甚至兴奋。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将来无法做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做了。地方自治局的普通医生都能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剖腹手术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至于结石病，那已被看作是小事一桩了，甚至已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根治了，而遗传学理论、催眠学、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学疗法等——与过去相比，简直就是整个的厄尔布鲁士。现在不再给疯子头上泼冷水了，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已用人道的态度对待疯子，甚至像报纸上说的，为他们举办舞会和演出。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像六号病房这样糟糕的情形也许只有在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这个小城的市长和所有的自治会的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是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他们也会相信医生，不会有半点儿批评。要是在别的地方，社会公众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得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