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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罗斯托夫的父亲原是一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由于缺乏关系，尤其是与秘密机构的联系，而使前程受阻。他儿子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形成了他这一生做出一切决策的特征——刀枪不入的理性。他加入了当时叫作人民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克格勃前身。
他在去牛津就读时，就已经是一名间谍了。当时苏联人刚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尚未弄清，在那个理想的时代，英国各名牌大学纷纷向苏联情报机构敞开了大门。罗斯托夫成功地挑选了两三个优胜者，其中一个直到1968年还在从伦敦发出秘密情报。纳特·狄克斯坦是他未能成功发展的人选。
在罗斯托夫的记忆中，年轻的狄克斯坦当时可以算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的秉性适合做间谍。他内敛、专注，不肯轻易相信人。他还很有头脑。罗斯托夫仍然记得，在河畔的绿白相间的住宅里，同他、同阿什福德教授和亚斯夫·哈桑辩论过中东问题。罗斯托夫也还记得他与狄克斯坦之间对弈的那一场苦战。
不过，在他看来，狄克斯坦毫无理想主义色彩。他没有福音教派的那种精神。他在自己的信念中求得安生，但他绝无改变其余世界的愿望。大多数二战的老兵都是这样。罗斯托夫会抛下鱼饵，“当然，如果你当真想加入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你就得为苏联工作”，而老兵们都会说一声“屁话”。
离开牛津以后，罗斯托夫在驻一系列欧洲国家首都的苏联使馆中工作过——罗马、阿姆斯特丹、巴黎。他从来没有脱离克格勃进入外交圈。多年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开阔的政治目光，无法实现他父亲的殷切寄托——他该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青年时期的真诚消失了。总的说来，他依旧认为，社会主义可能是未来的政治体系，但这一信条已经不再在他心中热情似火。他信仰共产主义就像大多数人信仰上帝一样，若是证明他错了，他也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失望之极，何况，这不会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
在他成年之后，他以更大的精力去追求更狭窄的抱负。他成为了一名技术熟练的超级特工，熟谙在情报游戏中的旁门左道。而且——在苏联和西方同样重要——他学会了如何掌控官僚体制，以便为自己的胜利赢得最大的荣誉。
克格勃的第一总局是一种总部式的机构，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而大多数外勤特工属于第二总局，那是克格勃最为庞大的部门，负责颠覆、摧毁那些经济间谍以及策反任何被认定具有潜在政治敏感性的内部警务。第三总局是主要负责反间谍活动和执行特殊行动的部门，在世界各地招募最勇敢、最聪明、最卑鄙的特工。但它原先一直叫作“斯莫士（Smersh）”，后因该名称在西方造成许多令人尴尬的宣传而弃之不用。
罗斯托夫在第三总局工作，他是那里的一颗明星。
他有上校的军衔。由于他曾从一座名为“沃慕伍德灌木丛”的英国监狱中解救了一名被判刑的间谍而获得了勋章。多年来他有了妻子、两个孩子和一个情人。情人叫奥尔加，比他小二十岁，是个来自摩尔曼斯克的北欧金发碧眼美女，在他所遇到的女人中最能令他销魂。他深知，没有与他难分难解的克格勃的特许，她不可能成为他的恋人，他同样知道，她深爱着他。他们彼此相像，都知道对方是不动声色的野心家，由此也使他们的激情愈发狂热。在他的婚姻中已不再有爱情，但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亲情、同伴、稳定，以及这样的事实：妻子玛利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他笑不可支直到躺倒在地的人。还有那两个儿子：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并聆听偷运进口的披头士音乐的尤里·大卫多维奇；公认有着世界冠军潜质的国际象棋神童的弗拉基米尔·大卫多维奇。弗拉基米尔已经申请到第二数理学校学习，罗斯托夫相信他会成功。他的专长使他有资格入学，而且父亲身为克格勃的上校也会增添一些砝码。
罗斯托夫已经身居苏联精英的高位，但他觉得还有再晋升的余地。他的妻子不必再站在普通百姓的队伍中在市场里排队，而是与上层人士一起在别里奥斯卡购物；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个大公寓，在波罗的海海边有一座小别墅，但罗斯托夫想要一辆有专职司机的伏尔加轿车，在黑海度假地再拥有一座别墅，这样就可以在那里安置奥尔加，应邀观赏私人放映的西方颓废电影，并在年龄见长的时候享受克里姆林宫的医疗服务。
当下，他前途茫然。他今年五十岁了。他将这些年差不多一半的时光都花费在了莫斯科的一张办公桌上，另一半时间则与他的行动小队外出执行任务。他已经比其他仍在国外工作的特工年长了。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他有两个待选方向。如果他放慢脚步，并且听凭他以往的业绩被人淡忘，他就会进入设在西伯利亚新别尔斯克的克格勃第311培训学校给未来的特工授课，以此终结他的生涯。而如果他在情报游戏中赢得非比寻常的分数，就会晋升到一个负有全责的岗位，然后被委派到一两个委员会里，在苏联情报机构中开始既具挑战性却又平平安安的前程，然后就可以为奥尔加弄到伏尔加轿车和黑海别墅。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需要努力施行另一项伟大的行动。当纳特·狄克斯坦的消息传来时，他思虑了片刻，不知这是否就是他的机遇。
他一直以一名数学教师眼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去上艺术学校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关注着狄克斯坦的生涯。早在牛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他盗取一船枪支的故事，于是他就把狄克斯坦登记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多年来由他本人和别人依据偶遇、传闻、猜测以及出色的旧式间谍手段，陆续对那份档案加以补充。该档案清楚表明，狄克斯坦如今是摩萨德的一名最难对付的特工。若是罗斯托夫能够把他的头颅用一只大浅盘带回来，前程就有了保证。
但罗斯托夫是个小心谨慎的行动人员。当他有能力挑选他的目标时，他总要挑取易于上手的。他不是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人，而且恰恰相反。他的一个更重要的才干，就是在机遇的任务分派之时隐身不现的能力。他和狄克斯坦之间的竞争将会令人不快，难分伯仲。
他会兴致勃勃地阅读从开罗来的有关狄克斯坦在卢森堡的行踪的进一步的消息报道，但他会小心翼翼地不去卷入其中。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到达铤而走险的地步。
中东政治委员会开始了对阿拉伯核弹制备行径的研讨。那是克里姆林宫十一二个委员会之一，在这些感兴趣的委员会中都有同样派系的代表，他们都会就同样的事情发言。因为议题之大，压倒了出于派系的考虑，结果也会一致。
该委员会有十九名成员，但是两名在国外，一名生病，还有一名就在开会的当天被卡车轧了，这倒无关大局。只有三个人举足轻重：一个来自外交部，一个是克格勃的人，还有一个是书记处的代表。其余的人中就有大卫·罗斯托夫的上司，他按照一般原则召集了全体委员，而罗斯托夫本人则充当助手（正是出于这一类的迹象，罗斯托夫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正被列于为下一步被提拔的候选人）。
克格勃对阿拉伯人的“制核行动”持反对态度，因为克格勃的势力是秘密的，而核弹会把决定权移到公共层面，从而超出了克格勃的活动范围。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外交部却表示赞成——核弹会赋予他们更多的工作及影响。党委书记处则加以反对，因为假如阿拉伯人在中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苏联人又如何在那里站得住脚呢？
会议开始后，所有议员首先阅读了克格勃的报告——《埃及武器库的最新进展》。罗斯托夫可以清楚地想象出，报告如何从一个打到开罗的电话这样的小背景中抽取出一件事实，继而引发出众多的猜测和废话，才敷衍成一篇要读上二十分钟的报告。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做过类似的事情。
外交部的一名小人物随后拖拖拉拉地阐释了他对苏联的中东政策的理解。他说，不管犹太人定居出于何种动机，以色列的复国显然是由于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而资本主义的目的则是在中东建立一座前哨阵地，借以对其石油利益虎视眈眈。对此分析的任何质疑都在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进攻的事实下不攻自破了。苏联的政策是支持阿拉伯人对这一殖民主义余孽怀揣的理所当然的敌对情绪。他说，当前，尽管从全球政治来看，苏联推进阿拉伯人掌握核武器有失谨慎，然而，他们的核武器一旦上马，这仍是苏联支持政策的直接延伸。他的发言没完没了。
这番冗长的陈述让大家全都厌烦了，显而易见，随后的讨论就不那么正式了：如此这般，事实上，罗斯托夫的上司说道：“是啊，可是，废话，我们不能把原子弹给那帮疯子。”
“我同意。”书记处的人说，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他们拥有了核弹，他们就会使用。那就会迫使美国人进攻阿拉伯国家，不管用不用核武器——我宁肯说，会用的。这样，苏联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抛弃盟友，要么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又一个古巴。”有人嘀咕着说。
外交部的那个人说：“对那种形势的回答可能是同美国人签订一项条约，只要双方要同意，约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会在中东使用核武器。”如若他能就此启动一个项目，他的工作就会在二十五年内有了保障。
克格勃的人说：“那么，如果阿拉伯人扔了原子弹，算不算我们毁约呢？”
一个穿白围裙的妇女拉着一辆放茶水的小车走了进来，会议休息了。这时，书记处的那人站在小车旁边，手里拿着茶杯，嘴里含满水果馅饼，讲起了一个笑话。“仿佛在克格勃里有一名上尉，他的傻儿子对党、祖国、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和人民这些概念难以理解。上尉就告诉那孩子，把他的父亲想成党，把母亲想成祖国，祖母想成联盟，他自己就是人民。可那孩子还是不明白。那父亲一怒之下把孩子锁进父母卧室的柜橱里。当天晚上，男孩还在柜橱里锁着，父亲开始跟母亲做爱。男孩从柜橱的钥匙眼往外看着说：“这下我明白了！党强奸了祖国，而联盟在睡觉，人民只好站着受罪！”
大家哄堂大笑。送茶的女士厌恶地摇着头。这个笑话罗斯托夫以前就听到过。
人们不情愿地回到会议上之后，书记处的那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拒绝给予他们所要求的技术援助，他们能不能造出核弹来？”
克格勃拿出报告的那个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能够得出肯定的答案，首长。不过，我从我们的一位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份针对这一点的背景简报，看来，制造一颗粗糙的核弹实际上并不难，从技术上说，跟制造常规炸弹差不多。”
外交部的人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假设，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依旧能够造出来，也许只是会慢一些。”
“我可以做些自己的猜想。”主席尖锐地说。
“当然。”外交部的人赶紧附和。
克格勃的人继续说：“他们唯一的难题是获得铀的供应。他们到底有没有，我们毫不知情。”
大卫·罗斯托夫兴致勃勃地聆听着所有的发言。在他看来，委员会只可能得出一项决议。会议主席这时确认了他自己的观点。
“我对这一形势的解读是这样的。”他开始说，“如果我们帮助埃及人制造他们的炸弹，我们就能够继续和加强我们现有的中东政策，增进我们在开罗的影响，而且我们还处于得以控制核弹的地位。如果我们拒绝帮助，我们就疏远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很可能会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他们拥有了核弹，可我们却控制不了。”
外交部的人说：“换句话说，既然他们反正要拥有核弹，最好由一根苏联手指放在触发器上。”
主席气恼地瞪了他一眼，继续说道：“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书记处做如下建议，埃及人应该得到他们的原子反应堆的技术援助，这样的援助总是捆绑着一个观念，即苏联人掌握该武器的最终控制权。”
罗斯托夫不动声色地露出笑意，这正是他所预料的结论。
外交部的人说：“就这样提议吧。”
克格勃的人说：“我附议。”
“全都赞成吗？”
大家一致同意。
委员会开始进行日程上的下一项议题。
直到会议之后，罗斯托夫才猛然想到：如若埃及人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比如说缺乏铀的情况——造不出他们的核弹呢？他们已经出了十分地道的一招，把苏联人诱进了提供他们所需援助的陷阱。
罗斯托夫对他的家庭还有一丝亲情。他那种工作的优越性在于：每到他已经厌倦他们的时候——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确实烦人——他就到国外去一趟，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思念他们，如此便又可以容忍孩子们几个月。他喜爱大儿子尤里，尽管那孩子对低俗音乐的看法和对离经叛道的诗人们的富有争议性的观点与他格格不入；但小儿子弗拉基米尔才是他真正的掌上明珠。弗拉基米尔小时候长得十分可爱，别人还以为他是女孩呢。从一开始，罗斯托夫就教那孩子玩逻辑游戏，用复杂的句子跟他说话，和他讨论远方国家的地理问题、引擎的机械原理，以及无线电、花卉园艺、水龙头的操作方式和政治党派的工作情况。他进到任何一个班，都会在班上拔尖——不过罗斯托夫如今认为他可能在第二数理学校找到同样优秀的对手。
罗斯托夫知道，他在试图向那孩子灌输他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幸运的是，这种愿望和孩子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孩子知道自己聪明，喜欢做聪明人，而且立志要当一位伟人。弗拉基米尔唯一不愿意的是，他不得不做共青团的工作，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罗斯托夫常说：“也许那是浪费时间，可是你要是不能在党内取得进步，你在任何领域再努力都不会爬到什么地位。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制度，就要爬到上层，然后从内部去改变。”弗拉基米尔接受了这一忠告，去参加共青团的会议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坚定不移的思维方式。
罗斯托夫驾车穿行于高峰时段的车流之间，往家中驶去，期待着家中平庸又愉快的夜晚。他们一家四口会一起吃晚饭，然后观看英勇的苏联特工智胜中情局的电视连续剧。在上床之前，他会喝上一杯伏特加。罗斯托夫在家门外的马路上停好车。他住的楼层里居住着上层官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拥有像他这样的苏联制造的小轿车，可是这里并没有配车库。照莫斯科的标准，公寓算是宽敞的，尤里和弗拉基米尔都有各自的卧室，没人会睡在客厅里。
他进门的时候，家中正在争吵。他听到玛利亚气得提高了嗓门，还有摔碎了什么东西的响声，接着是一声叫喊，随后他听到尤里用污言秽语称呼他妈妈。罗斯托夫把厨房的门猛地打开，站在那里，手里还提着皮包，脸色阴沉得铁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