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

梁鸿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们来到离万家窝子三十多里的一个县城找王家传有，他在这里的一家电镀厂上班。这一群在青岛的梁庄人，传有混得最好。他来得最早，被工厂派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了电镀技术，成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厂里的车间管理，工资比光亮叔高很多。

从上午十来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三个人一直在聊梁庄。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几个梁庄人聚到一块儿，说到梁庄的时候最兴奋。通常情况是：坐了一天，喝酒、聊天，滔滔的话，说一个又一个村里的人，一件又一件村里的事，怎么也转不到我的话题上来。到最后，所有的男人都喝醉了，高声吵啊、骂啊、笑啊，女人们一边埋怨着男人，一边窃窃私语着，说的还是梁庄。

传有喝醉了，搂着父亲，叫嚷着：“二叔，你说我到底咋样，他凭啥欺负我？他凭啥看不起我？”传有唾沫飞溅，一张大脸红通通的，光亮叔的黑脸也变成了红脸关公，跟着传有在一起骂着。在一旁的我实在弄不清楚他们在说梁庄哪一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传有身材宽广，结实粗蛮。他的小拇指少了一大截，两个手腕上有几个很大的伤疤，说是刚开始干电镀，不知道深浅，经常受伤，全是氰化物所赐。他说话有点南腔北调，一喝酒，穰县的、安阳的和青岛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搅在一起，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口音。说到老婆，一口一个“人家”，“人家身体不好”“人家非要买个电脑”……很娇嗔的样子，这使得肥头大耳、粗鲁直率的传有有一种意外的可爱。我强拉硬拽，才把他拽回到我的话题上。

干得时间长了，都了解这些东西。氰化物是世界上发现的化学物质当中，不算辐射的，最毒的，小米粒似的，一分钟就能把人毒死。你要是在医院急诊门口吃的，未必能救活。毒，吃进去，跟氧气结合的速度，要高出几百倍，人最后是缺氧死的，所以废水都是偷偷排到海里。

镀金厂里面分很多种类，国防里面，也用镀金。炮弹什么的，武器都用，工业也用。拿汽车来说，轴承上面镀的全是铬，最毒的是铬，在人体内排泄不出去。人容易得白血病。像我们裤腰带上的金属扣，都是镀金，上面镀的是镊，亚洲人一般不过敏，欧洲人对镊都过敏。

厂里雾气都很大，比呼吸新鲜空气肯定要差一些。从呼吸道进去的，相当于慢性中毒。要是按国家标准来说，根本都不该有这些厂。

专家们只是理论，没有见过有多毒。说要通风，都只是说说。专家来看，一人一千块钱，说，改正改正，好，改正，就算过关了。我参加可多这样的会议。专家说，尽量不用贵金属方面，用柠檬酸金来代替，可以通过代替减少污染度，不含氰化物，但是，柠檬酸金含量比氰化物金低，前者百分之五十，后者百分之六七十，两者价格又一样，所以，厂家选含氰化物金。说得很好，实际运用少，因为出货率太少啊。特别是外国人，都想着，与我啥相干，我又不在这儿生活。我能省钱就省钱。像俺们厂，就买一瓶柠檬酸金，给专家面子，一瓶两万多呢。拿回来扔到那儿，也不用。

每年都有很多安全考试，都是我去考的。卫生方面，安全管理证、消防证，年年考，都是照抄，抄过六十分就行，肯定过关。还有考前串讲，统一学习，专家在上面讲，下面人该干啥干啥。

我在的那个厂最坏。现在是韩国老板的中国情妇在管着这个厂，她千方百计替老板省钱。以前老板还怪好，每个礼拜六给你三百块钱，让员工出去会餐。上夜班，老板还给泡咖啡喝，说辛苦了。有的看见你在干活，还给你鞠躬。

后来这个情妇来了，不让老板请客了，也不让吃大碗面了，更不说咖啡了。啥也没有了，过节费、假期都没有了。老板说礼拜天全天全部人加班，她非要给老板省钱，只用三个人。去年放假放八天，今年假也没有了。韩国人来都还行，一来二去，被这些情妇、翻译弄坏了。

我现在说起来是个车间管理，啥家儿也不当。以前情妇没来，厂里的钥匙都在我这儿。情妇来之后，想要钥匙。她也没给我说，有一次半夜需要加工原料，我去开门，开不开，一问，她说钥匙换了。我说，换，换吧，我还能多睡会儿觉。她是防我，怕我偷东西。老板说几回，人手不够了赶紧找，这情妇也不说不找，每次有人来应聘，她给人家开工资开得很低，根本都干不成，变相地不让老板招人。

她就是在老板面前献宠，让老板看，你看，我给你弄八个人，叫他们干十六个人的活．十六个人的活，让八个人干，这不是让人疯吗？人肯定要累死。她不管，她只管少进人多干活。所以，我常说，自己人坏起来，比外人要坏得多。好几次我都要走，她不让我走，我一走就剩七个人，没有人懂技术，她连工都开不了。

老板有啥毛病呢？我平常都叫他“神经”，老板说我谁都不相信，我亲爹都不相信。他是个两面派。有时候，老板还给我说，有啥事你给我说，不用给她（情妇）说。他的思想是两个管理者互相打报告，达到他的目的，谁有啥问题他都能掌握。

今年夏天，引风机坏了，那个情妇就是不修。天最热的时候，特别是氰化物那个房间，是剧毒。呛得都受不了，热气往上冒，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个月。一般情况下，没进过电镀厂的人，一进去，都捂着鼻子捂着嘴，不敢呼吸，刺激得很。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也不管，说让情妇弄。她还是不修。等到发工资时，情妇对我说，这个月电钱省了不少，以往六千多，这个月是四千多。我心里说，你妈那个×，都是拿命玩的，你还说省钱了，你说她还是不是人？！

她连水都不让大家喝。以前送水的是一次送十桶，后来她让人家一次送两桶。根本不够喝。有几次，没办法，只好我出去给大家买点瓶装水。就是为了节约。前几天，嫌人家水贵，干脆不让人家送了。妈那个×，一心给老板省，学着坑工人。发工资，老想少算给人家一些。人们都恨她恨死了。

还出了一件事。咱一个小老乡，俺们叫他飞，才不到二十岁。干活时间不长，把铜链子泡在硫酸里面，黄铜架全部坏了，那个链子值一千六百块钱。要说扣个三二百块钱很正常，也算是正常的次品。结果那个情妇谁也没说，到发工资时，直接扣了飞一千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块，等于是那个月的工资没有了。飞眼泪汪汪来找我，问，哥，这咋办？我说，飞啊，既然她工资已经都发了，我去也要不来了。那边的铜版是新换的，该拿拿走算了。既然她事儿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出门打工，出点次品，罚一千啊，那太厉害了。也太不是人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她不管你有多不容易。

其实，车间里的东西她根本不懂。铜版一个月消耗多少，她根本不知道。客不舍得请，工资也不涨，八个人干十六个人的活，出点不良活一下子就罚一千块钱，太狠了。这几个人干活都挺实在的，虽然人少，也没有给你捣蛋，一个月给你省一万多块钱。她越来越不是人。

你做了初一，我也不得不做初二。既然她事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以前我拿住钥匙的时候，工人都不拿东西。你这么狠，我也管理松一点，也算亏处有补。三十六个铜版总能腾出来六个，活干好，也不显眼。一个铜版也能卖几百块钱。大家拿去卖了，钱分分，也算是发工资了。

传有的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韩国老板”“中国情妇”“翻译”。青岛靠海，离韩国近，坐飞机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韩国人多来青岛开厂。韩国人需要翻译，而东北延吉一带朝鲜族很多，大多精通中文和朝鲜语，因此，这些东北人就来到青岛，做翻译，兼外事联络员、工厂监工、特务眼线等任务。这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职业链条。而中国情妇则是普遍特色，大部分暂时充当老板娘的角色，帮老板管理工厂。工人恨老板，但更恨这些“吃里爬外”的自己人。传有讲到“中国情妇”，充满鄙夷和愤怒，那愤怒远远超过他对韩国“神经”的愤怒。他把那韩国老板叫“神经”，光亮叔管他们老板叫“鬼子”。

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都是些坏家伙，硬是给外国人一心，你给他啥门儿。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兴反抗一下？

“后来，那几个老乡被开除了。他们找着那个告状的老乡，叫他赔钱，叫他下跪。这个老乡赔了人家几千块钱，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后来，夜里，几个人拿棍子在路上候着他，把他头都打烂了，缝了好几针。新华窝囊，没去要钱。我说，新华，你不行，你得去要。他说，咋去要？哭成啥了，就差下跪。我说，他干那坏事、说小话时在干啥？打他不亏，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黑社会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汉奸”，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伸，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是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所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说是工资里面就包含着这些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待这些工人回去之后，老板问大家为什么不上班，其中一个老乡说，你星期天让我们上班，不给钱，这不合理。老板说，你先回去，反省反省，等通知你再来上班，明天你先来把工资领了。当天晚上，这个工人就被打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这个老板又把另外几个他认为挑事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光亮叔说：“这事都过去一两个月了，老板又找到我，说，老梁，你是老员工，据说是你带的头。我说，我没有，你说‘据说’，你把人叫来，咱们对个证。他说，这个人不能给你说，我说你不能说我就是我。他问我，那是谁带的头，我说不知道，乱哄哄的，不清楚。他说，这个事不再说了，以后好好干活。那天老板找我时，我就想着，完了，这次要干不成，估计要挨打。挨打我不怕，大不了拼命。他要是开除我了，我还舍不得这工作。主要是我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涨了一些，这要是走了，到别的厂，又得从头开始。就是到现在，老板还在追这个根。”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也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和西安大哥们在交警队门口的抗议一样，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