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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离万家窝子三十多里的一个县城找王家传有,他在这里的一家电镀厂上班。这一群在青岛的梁庄人,传有混得最好。他来得最早,被工厂派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了电镀技术,成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厂里的车间管理,工资比光亮叔高很多。
从上午十来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三个人一直在聊梁庄。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几个梁庄人聚到一块儿,说到梁庄的时候最兴奋。通常情况是:坐了一天,喝酒、聊天,滔滔的话,说一个又一个村里的人,一件又一件村里的事,怎么也转不到我的话题上来。到最后,所有的男人都喝醉了,高声吵啊、骂啊、笑啊,女人们一边埋怨着男人,一边窃窃私语着,说的还是梁庄。
传有喝醉了,搂着父亲,叫嚷着:“二叔,你说我到底咋样,他凭啥欺负我?他凭啥看不起我?”传有唾沫飞溅,一张大脸红通通的,光亮叔的黑脸也变成了红脸关公,跟着传有在一起骂着。在一旁的我实在弄不清楚他们在说梁庄哪一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传有身材宽广,结实粗蛮。他的小拇指少了一大截,两个手腕上有几个很大的伤疤,说是刚开始干电镀,不知道深浅,经常受伤,全是氰化物所赐。他说话有点南腔北调,一喝酒,穰县的、安阳的和青岛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搅在一起,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口音。说到老婆,一口一个“人家”,“人家身体不好”“人家非要买个电脑”……很娇嗔的样子,这使得肥头大耳、粗鲁直率的传有有一种意外的可爱。我强拉硬拽,才把他拽回到我的话题上。
干得时间长了,都了解这些东西。氰化物是世界上发现的化学物质当中,不算辐射的,最毒的,小米粒似的,一分钟就能把人毒死。你要是在医院急诊门口吃的,未必能救活。毒,吃进去,跟氧气结合的速度,要高出几百倍,人最后是缺氧死的,所以废水都是偷偷排到海里。
镀金厂里面分很多种类,国防里面,也用镀金。炮弹什么的,武器都用,工业也用。拿汽车来说,轴承上面镀的全是铬,最毒的是铬,在人体内排泄不出去。人容易得白血病。像我们裤腰带上的金属扣,都是镀金,上面镀的是镊,亚洲人一般不过敏,欧洲人对镊都过敏。
厂里雾气都很大,比呼吸新鲜空气肯定要差一些。从呼吸道进去的,相当于慢性中毒。要是按国家标准来说,根本都不该有这些厂。
专家们只是理论,没有见过有多毒。说要通风,都只是说说。专家来看,一人一千块钱,说,改正改正,好,改正,就算过关了。我参加可多这样的会议。专家说,尽量不用贵金属方面,用柠檬酸金来代替,可以通过代替减少污染度,不含氰化物,但是,柠檬酸金含量比氰化物金低,前者百分之五十,后者百分之六七十,两者价格又一样,所以,厂家选含氰化物金。说得很好,实际运用少,因为出货率太少啊。特别是外国人,都想着,与我啥相干,我又不在这儿生活。我能省钱就省钱。像俺们厂,就买一瓶柠檬酸金,给专家面子,一瓶两万多呢。拿回来扔到那儿,也不用。
每年都有很多安全考试,都是我去考的。卫生方面,安全管理证、消防证,年年考,都是照抄,抄过六十分就行,肯定过关。还有考前串讲,统一学习,专家在上面讲,下面人该干啥干啥。
我在的那个厂最坏。现在是韩国老板的中国情妇在管着这个厂,她千方百计替老板省钱。以前老板还怪好,每个礼拜六给你三百块钱,让员工出去会餐。上夜班,老板还给泡咖啡喝,说辛苦了。有的看见你在干活,还给你鞠躬。
后来这个情妇来了,不让老板请客了,也不让吃大碗面了,更不说咖啡了。啥也没有了,过节费、假期都没有了。老板说礼拜天全天全部人加班,她非要给老板省钱,只用三个人。去年放假放八天,今年假也没有了。韩国人来都还行,一来二去,被这些情妇、翻译弄坏了。
我现在说起来是个车间管理,啥家儿也不当。以前情妇没来,厂里的钥匙都在我这儿。情妇来之后,想要钥匙。她也没给我说,有一次半夜需要加工原料,我去开门,开不开,一问,她说钥匙换了。我说,换,换吧,我还能多睡会儿觉。她是防我,怕我偷东西。老板说几回,人手不够了赶紧找,这情妇也不说不找,每次有人来应聘,她给人家开工资开得很低,根本都干不成,变相地不让老板招人。
她就是在老板面前献宠,让老板看,你看,我给你弄八个人,叫他们干十六个人的活.十六个人的活,让八个人干,这不是让人疯吗?人肯定要累死。她不管,她只管少进人多干活。所以,我常说,自己人坏起来,比外人要坏得多。好几次我都要走,她不让我走,我一走就剩七个人,没有人懂技术,她连工都开不了。
老板有啥毛病呢?我平常都叫他“神经”,老板说我谁都不相信,我亲爹都不相信。他是个两面派。有时候,老板还给我说,有啥事你给我说,不用给她(情妇)说。他的思想是两个管理者互相打报告,达到他的目的,谁有啥问题他都能掌握。
今年夏天,引风机坏了,那个情妇就是不修。天最热的时候,特别是氰化物那个房间,是剧毒。呛得都受不了,热气往上冒,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个月。一般情况下,没进过电镀厂的人,一进去,都捂着鼻子捂着嘴,不敢呼吸,刺激得很。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也不管,说让情妇弄。她还是不修。等到发工资时,情妇对我说,这个月电钱省了不少,以往六千多,这个月是四千多。我心里说,你妈那个×,都是拿命玩的,你还说省钱了,你说她还是不是人?!
她连水都不让大家喝。以前送水的是一次送十桶,后来她让人家一次送两桶。根本不够喝。有几次,没办法,只好我出去给大家买点瓶装水。就是为了节约。前几天,嫌人家水贵,干脆不让人家送了。妈那个×,一心给老板省,学着坑工人。发工资,老想少算给人家一些。人们都恨她恨死了。
还出了一件事。咱一个小老乡,俺们叫他飞,才不到二十岁。干活时间不长,把铜链子泡在硫酸里面,黄铜架全部坏了,那个链子值一千六百块钱。要说扣个三二百块钱很正常,也算是正常的次品。结果那个情妇谁也没说,到发工资时,直接扣了飞一千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块,等于是那个月的工资没有了。飞眼泪汪汪来找我,问,哥,这咋办?我说,飞啊,既然她工资已经都发了,我去也要不来了。那边的铜版是新换的,该拿拿走算了。既然她事儿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出门打工,出点次品,罚一千啊,那太厉害了。也太不是人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她不管你有多不容易。
其实,车间里的东西她根本不懂。铜版一个月消耗多少,她根本不知道。客不舍得请,工资也不涨,八个人干十六个人的活,出点不良活一下子就罚一千块钱,太狠了。这几个人干活都挺实在的,虽然人少,也没有给你捣蛋,一个月给你省一万多块钱。她越来越不是人。
你做了初一,我也不得不做初二。既然她事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以前我拿住钥匙的时候,工人都不拿东西。你这么狠,我也管理松一点,也算亏处有补。三十六个铜版总能腾出来六个,活干好,也不显眼。一个铜版也能卖几百块钱。大家拿去卖了,钱分分,也算是发工资了。
传有的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韩国老板”“中国情妇”“翻译”。青岛靠海,离韩国近,坐飞机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韩国人多来青岛开厂。韩国人需要翻译,而东北延吉一带朝鲜族很多,大多精通中文和朝鲜语,因此,这些东北人就来到青岛,做翻译,兼外事联络员、工厂监工、特务眼线等任务。这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职业链条。而中国情妇则是普遍特色,大部分暂时充当老板娘的角色,帮老板管理工厂。工人恨老板,但更恨这些“吃里爬外”的自己人。传有讲到“中国情妇”,充满鄙夷和愤怒,那愤怒远远超过他对韩国“神经”的愤怒。他把那韩国老板叫“神经”,光亮叔管他们老板叫“鬼子”。
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都是些坏家伙,硬是给外国人一心,你给他啥门儿。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兴反抗一下?
“后来,那几个老乡被开除了。他们找着那个告状的老乡,叫他赔钱,叫他下跪。这个老乡赔了人家几千块钱,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后来,夜里,几个人拿棍子在路上候着他,把他头都打烂了,缝了好几针。新华窝囊,没去要钱。我说,新华,你不行,你得去要。他说,咋去要?哭成啥了,就差下跪。我说,他干那坏事、说小话时在干啥?打他不亏,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黑社会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汉奸”,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伸,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是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所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说是工资里面就包含着这些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待这些工人回去之后,老板问大家为什么不上班,其中一个老乡说,你星期天让我们上班,不给钱,这不合理。老板说,你先回去,反省反省,等通知你再来上班,明天你先来把工资领了。当天晚上,这个工人就被打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这个老板又把另外几个他认为挑事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光亮叔说:“这事都过去一两个月了,老板又找到我,说,老梁,你是老员工,据说是你带的头。我说,我没有,你说‘据说’,你把人叫来,咱们对个证。他说,这个人不能给你说,我说你不能说我就是我。他问我,那是谁带的头,我说不知道,乱哄哄的,不清楚。他说,这个事不再说了,以后好好干活。那天老板找我时,我就想着,完了,这次要干不成,估计要挨打。挨打我不怕,大不了拼命。他要是开除我了,我还舍不得这工作。主要是我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涨了一些,这要是走了,到别的厂,又得从头开始。就是到现在,老板还在追这个根。”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也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和西安大哥们在交警队门口的抗议一样,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